编者按：教育发展离不开改革，教育改革离不开创新。在2010年底召开的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就围绕“大学创新”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们谈感想、找问题、话不足、谋发展，为我国高校的改革创新之路建言献策。本届论坛由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和民盟北京大学医学部委员会主办。现将发言内容摘编如下。
大学为什么缺乏创新能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医院主任 卫燕
钱学森先生辞世前进行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是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钱老无法释怀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缺乏创新能力？所以，“大学创新”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题目。
我们这一代成长在“文革”年代，大学期间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但提起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出来的灿若星辰的大师时，也能够随口说出一大串来——梁思成、钱钟书、朱光潜、张孝骞、朱自清、李四光、华罗庚等等。那个时代，大师们犹如甘泉一样相继涌现，而我们的时代不仅缺乏“大师”，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术造假和丑闻被揭露出来。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大学怎么了？在承认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寻求改进的方法方式应该不止一种，比如说批判丑陋的，弘扬美好的，或者兼而有之等等。我选择以弘扬美好的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健全人格教育的理念，教育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受教育者为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努力使受教育者能够在体、智、德、美和世界观五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有人说，蔡元培先生的健全人格教育思想，改变了教育的根本方向，革新了教育的品格，启蒙了我国教育的现代转型。我认为，要想使受教育者养成比较健全的人格，还需要两个必备的先决条件：第一，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相对健全的品格；第二，施教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对健全的品格。
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至理名言众所周知。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梅先生从来没有被冠以“大师”的名号。但是，在他的任内，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也因此被清华人尊称为 “永远的校长”。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准则，曾经深刻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留在大陆。他对自己在教学方面的要求之一就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从这“四不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治学的严谨和教学的严肃。因此，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期间，课堂上不仅学生齐聚，甚至像朱自清、冯友兰、吴宓这样的大牌教授都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他的课堂里。
蔡元培、梅贻琦校长和陈寅恪教授只是那个大师云集的年代中几位杰出的代表人物。阅读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师长们引领了他们，而他们赋予了那个时代的大学以精神和灵魂。
曾有文章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作这样的划分：民国时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中国初期大学——群体的改造，思想的归一；改革开放后的大学——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有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使大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贵族的、学术的和自主的，走向了大众的、市场的和被管理的。在这种大趋势下，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历史变迁使得中国的大学也更具特色。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他既点出了现在大学的问题——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又提出了一所好的大学的标准——具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同时，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利。
再来讲几个有关创新的故事。
其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军团所向披靡。但是，在一场剿灭一个他们认定不堪一击的部族时，却意外地遭遇挫折。原来，罗马军团和对手交锋不久，对手就集体“落荒而逃”。正当罗马军团志得意满地全力追击时，不料，对方的骑手们在策马前行的过程中，忽然扭转身躯，万箭齐发，把罗马人打得乱作一团。罗马军团败在了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箭术，也就是知己但不知彼。而对手出奇制胜的法宝就是创新。这是一个建立在箭术和骑术基础上的实用技术层面的创新成果。
其二，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解放前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在从事金融研究的同时，他对语言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曾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文。新中国成立后，49岁的周有光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调到北京，先后参与和主持了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改革开放后，周有光多次受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经过努力最终于1982年促使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决议。之后，周有光再接再厉，于1983年77岁高龄时发表了《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一文，为解决汉字的计算机录入速度慢的难题指出了方向。虽然《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包含着许多学者的聪明才智，但是周有光比别人更幸运，因此他最终成为成就汉语拼音方案的人。这是一个学者的纯学术层面的创新故事。他开始这项研究时完全是出自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也没有预见到后来计算机和手机的相继产生和迅速普及。据说，目前全国73%的计算机用户和50%的手机用户都在使用拼音汉字输入法。
其三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神农尝百草。据说神农最终死于他试尝草药的过程中。我想，所谓“神农”应该是后人赋予千千万万个历尽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前仆后继、兢兢业业，用点点滴滴的进步成就古代农业和医学技术的先人们的共同敬称。
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是在前人坚实可靠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不是空中楼阁；任何创新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成功，甚至如果说创新出现于“万里挑一”，我觉得都有可能是美化了这份孕育的艰辛；创新需要有敢于实践、勤于学习和交流，以及善于独立思考的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梁启超曾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所以，创新的种子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开始培育。我更愿意表达的是，创新的种子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就受到应有的发现和呵护，这种子不要被家长或老师们忽略掉，更不要被家长和老师们“好心好意”地扼杀掉。其实在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埋藏着创新的种子，而能够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最早的那块土壤就存在于父母和老师们的观念里。
为此，提出如下值得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好奇——创新意识的萌芽。黑格尔说，“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好奇，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保护他们的好奇心？现在的孩子们似乎已经没有了“犯傻”的权利，一个个被“望子成龙”的大人们包装得面目全非。
兴趣——创新思维的营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孩子们最初是被兴趣吸引着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某个部分的。我们是否具有一双能够发现他们兴趣的眼睛？是否尊重他们的兴趣？是不是支持和帮助他们发展兴趣的愿望？我们有没有试图把孩子变成延续自己的兴趣、完成自己未竟心愿的工具？我们有没有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一个属于他们的小小的世界？现在，家长和老师们都在竭尽全力地为孩子们“安排”各种学习技能的机会，几乎完全剥夺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质疑——创新行为的举措。古人云，“学贵为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学从疑生，疑解则学成”。我们自己是否会质疑？是否敢公开提出质疑？是否敢让学生们对我们提出质疑？
探索——创新学习的方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引领他们的探索？孩子们还有没有从游戏中去感知客观世界的机会？
家长们是不是很不能容忍孩子的 “与众不同”？孩子们是不是被家长和老师们鼓励着、驱使着，一刻不停地、寸土不让地“竞争和进取”着，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种人际关系叫互助，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叫平和？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说过，“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无论如何，只要大学存在，只要心灵自由，人类就有可能获得智慧。只有获得了智慧的人们，才有可能解决面临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并从中产生出发明或创新。
我认为，所谓大学，应该是一个能够为人才凝炼思想、升华精神境界的比较自由的空间。经过大学的孕育，那些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们产生创新成果的机会应该是增加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具备的那种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品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大学的教育能够解决的。我们若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产重要的创新成果，那么，在现阶段多数成年人的头脑已经被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应试教育驯化了的情况下，施教者们应该做且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包容”。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大声呼吁，请社会包容学术的个性，请校长包容教师的个性，请教师包容学生的个性，请家长包容孩子的个性，让他们的心灵能够获得自由翱翔的空间！
大学创新应该怎么办
北京大学教授 鲁安怀
大学创新是大学发展的动力。大学既要培养人才，也要进行科学研究，大学应该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一个主要部门或系统。
大学最早出现在欧洲，起初，大学的任务被定位为教书育人，传授知识。后来洪堡提出大学不仅要培养人，还要进行科学研究。19世纪，美国提出要办研究生教育，提出了研究型、教学型、大专型的学校分类，这是100多年前美国对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这三大职能是大学产生几百年来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应对社会需求提出的大学发展的阶段目标。我国大学的发展，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可以说是13世纪末以来世界大学发展过程的浓缩，基本实现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推动了大学的变革，同时大学的创新也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正处于和平崛起的伟大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学应该怎样改革和创新？我想应该从大学和社会相互促进的角度，来探讨大学改革和大学创新，从而提出历史性的改革措施。
从大学发展的轨迹、大学的特性和功能来看，不仅是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问题，还有一个历史高度问题，即大学应该怎样办？北大、清华等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近两年又提出办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大学。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怎样实现？现在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仅仅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这些目标能实现吗？远远不够！如果从大学的功能角度来看，中国的确在未来面临着一次大学改革、创新、发展的绝好机会。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为大学发展提出了要求和动力，而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也提示我们，未来应该提出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问题。
相对于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问题，大学的科技创新更为具体。科技创新从哪里着手？我认为应该从博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开始。目前的制度制约了大学的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研究生改革有三句话：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这几句话很笼统，没有具体措施，教育部颁布的一些文件中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今天讲大学科技创新，是否可以探讨大学应该怎么办？
博士生是从事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的主力军，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头，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从管理的角度看，目前博士生培养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博士生应该有适度的规模。2009年全国在校博士生共计25万人，硕士生是110多万人，博士生所占比例太大。这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的。而且博士生的类别也太多，包括统招博士生、硕博连读生、直博生、在职博士生。第二，可以把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统一起来，合并培养方案，从硕士生当中选拔博士生。没有选上的按硕士毕业，发给硕士文凭。现在是“两条腿走路”，这边招硕士生，那边招博士生。原本应该是优秀的硕士生毕业才做博士，但现在分开来选拔，导致博士生的生源较差。第三，要加大导师在博士生选拔中的作用。要相信绝大多数教授是能够坚持公正和公平原则的。第四，提高博士生的待遇。许多博士生都是靠父母或者配偶资助。要真正发挥博士生的科研热情，潜心于研究，必须大幅度提高博士生的生活待遇。现在的情况是大学可以批准博士买最好的仪器，但却始终没有提高博士生待遇，要知道创新研究不是光靠仪器就能实现的。这是管理方面的问题。
大学创新不能违背教育常识
清华大学副教授 叶富贵
大学要创新，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大学和教育的很多改革创新都违背了最基本的教育常识。
全国上下都在讲创新，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从学者到企业家，从大学到小学，从教学到研究，从思想到制度，无处不讲创新，无时不听到创新，但是我们要问，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创新吗？如果13亿人都搞创新，我们的政府、社会和政权还能存在吗？如果工程师都来创新，他们建造的桥梁、设备、器件我们还敢用吗？如果医生天天创新，我们还敢去看病吗？同样，中国大学的创新也很多，今天改一个制度，明天又改一个制度，如此不停地改，大学能办好吗？其实，创新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也不是每个领域都需要的。我们为何不把这一最简单不过的常识说出来呢？很久以来，我们的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疯狂，像全民炒股票、全民买房子、全民学英语、全民买绿豆等等，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我国社会长期缺乏理性的、科学的和专业的精神，所以才会做出许多违背常识和基本理性的事。到处讲创新，人人讲创新，但关于创新的话题却是一点创新精神都没有。
大学创新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学教育的创新，包括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大学教学，这是建立大学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二是大学的学术创新，包括创新人才、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这是大学创新的成果、结果。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这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创新实在太多，很多背离了基本的教育规律、教育常识，以至于中国教育没有了秩序，大学没有了秩序。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回归常识、回归正道、回归秩序。欧洲的大学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几个阶段，但其中变化并不多，也并不是天天讲创新。而产生于近代的我国大学，却发生了最激烈、最频繁、最革命性的变革，实际上从产生到现在，没有几年是在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办学。当前，对大学校长、教师和学生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如何放下躁动不安的心，坐到教室、实验室，回到讲堂中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激烈的冲突、频繁的折腾、无尽的改革。我们发现教育经过多轮改革后，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变得更糟。世界上的一些大学从普通大学变为一流大学也就是一二十年的时间。大学是一种精神生活，要靠慢工才能出细活儿，需要的是淡薄名利、清心寡欲，甚至持之以恒，不能以政绩和企业的方式搞教育。
学术创新是大学应该追求的。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其要求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基础学科要以创新为第一追求，而工程、会计、法律、语言类是无需多少创新的，重要的是如何把已有知识教授给学生。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说过，他现在使用的数学是200年前产生的，我想文科讲授的可能是1000年前的知识吧，所以说不是所有都需要创新，掌握了就可以了。
在教育创新中，理念和教学方式没有多少创新的空间，制度方面又该如何创新呢？一是要遵循世界通例，大学产生于西方，一直以来运行得很好，所以对我们来说主要不是创新，而是模仿和借鉴；二是要有总体设计，这些年的改革过于频繁，缺乏整体规划；三是要有理性的探讨，不能几个领导或某个行政部门说了算，一定要让大家进行讨论。
在学术创新中，最主要的是创新人才培养。有了创新人才，新思想、新技术就容易产生。教育部门搞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是做法有待改进，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培养创新人才俨然行不通，因为学术人才、创新人才最需要的是竞争和批判性。培养创新人才，尤其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社会价值多元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是以政治衡量一个人，如今则往往以金钱衡量人。如果社会价值多元化了，有一批人真正地以追求学术为价值使命，培养创新人才就容易多了。
第二，提高科学家或学者的社会地位，以利于产生更多的创新人才。中国人口众多，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尊重人才和选拔人才的优良机制。如今大学里非常有潜质的学生进入基础学科是最多的，但按比例真正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却很少。
第三，以学生为主体，赋予学生和教师应有的学术自由和权利。如果没有内在动力，再好的导师也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如今大学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什么都靠行政来管，教师没有主动性，我们应把权力交给教师。
第四，要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制度。这既要靠竞争，这是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又要注重青年学者的培养。大家普遍认为，德国的大学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美国的大学超过了德国，其主要原因就是德国的大学让年轻人自由地表达思想，美国的大学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一个官员或者学术寡头。
关注学术生态与公正感
北京大学教授 韩水法
人们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这一提问题的方法本身就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某种头衔才是关键的。中国人的头衔可能是世界最多的，但从自然科学理论、新的技术发明到新思想、社会科学理论，则很少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发明、提出和建立起来。
大学作为社会共同体还有着自己的学术生态，大学学术生态与个人内在的公正感及对公正的要求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很少关注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学术界缺乏基本学术规范的强约束，起支配作用的是混合的规则，包括各种潜规则、政治规则、人情规则和商业规则，所以学术生态相对来说比较差，无论是在评定职称、申请基金还是评奖等方面，人们都很难感受到学术公正的存在。可是大家又都在从事学术活动，都在努力追求着创造和改革，因此，我们要探讨当前大学学术生态下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我们首先看看中国大学的环境。
社会环境。一方面是潜规则流行，社会高度逐利化。另一方面，社会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和标准，树立了数量庞大的榜样。这种社会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很大。
大学内在环境。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时把国立大学全部法人化，这对日本大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的大学是不是独立的法人？如果是，就应有一系列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权力和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学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责任，或者很少有责任。还有大学的高度行政化，这是中国的特色。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选科研处长甚至后勤处长，很多教授都去竞选。
学术环境。一是缺乏一个学术的共识和基本的规则。哈佛大学等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在新生入学时会发一份材料，告诉新生什么叫剽窃，怎样做才不算剽窃。我们的大学没有信心和胆量来制定这个标准。二是缺乏大学的学术荣誉感。一所大学，它的荣誉实际上是建立在学术声望上的，古人说“士可杀而不可辱”，目前的情况是只要不“杀掉”大学，学术荣誉之类无所谓。
大学教授定位。教授变为一种荣誉地位，而不是一种专业职衔。当大学教授太容易，导致大学教师质量良莠不齐。对于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人来说，跟一个学术上有问题的人共事，对自己是很大的伤害。美国大学之所以对剽窃处理非常严格，是因为一所名校要维持学校的尊严和每一位老师的尊严。
学术成果。以我熟悉的哲学领域来说，哲学基础理论的书就有几百种，大量的是重复性工作，或者是只有极小价值的改进性的工作，垃圾论文也非常多。整天跟这样的学术打交道，对于人的心智、品味和原则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周围都是这样的东西，人的评价标准都会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进行学术活动？
首先，我们从事学术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事学术活动，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自身的求知欲望。但如今我们中的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动机很复杂，有人是因为大学教授的身份受人尊重，大学内部人际关系相对稳定，较好的福利；有人是因为大学里可以申请到各种各样的基金；有人则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特别是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出去讲学，赚取很高的报酬，甚至还可以办公司、办医院等等。怀有不同动机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公正感。
其次，创造型人才对公正的敏感性。大学的公正感就是公平，它涉及到的内容包括：首先是学术评价是否公正，要有判断的根据；第二是报酬；第三是程序，即确定学术评价和报酬的方式和过程是否透明、是否对人一视同仁、是不是可重复的；第四是自由的空间，这是学术活动的特殊需要，因为创造性活动是不应受任何人的支配。总而言之，公正感是直接和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优秀人才对学术环境的公正性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如果他们认识到学术环境是不公正的，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或者不进入存在巨大不公正和风险的学术机构。越是高层人才，对公正就越敏感，要求就越高。
那么，具有创造力和对公正敏感的学者，一旦进入中国大学将会怎样？由于无法适应体制内的制度，无法适应种种潜规则和不公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被逆向淘汰掉了，离开大学或者始终只能处在边缘，不可能进入学术的主流。另一部分人虽然成功留下来了，他们也有几种可能的行为模式：
一是他们继续从事原创性的活动，但是需要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和环境，有限度地屈服于某种不公正的制度，但不造假也不支持造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不能就某种信仰或者原则提出批评。
二是个人可以从事原创性的活动，但需要接受环境的代价，对于灰色学术，比如说毫无原创性的学术产物或者剽窃，以集体或者单位名义的造假，要保持沉默，与此相关的不公正待遇也要忍受。虽然学术生态没有完全被破坏，但是已经受到污染，他们的公正感同时会受到挑战，倘若坚持原来的观点和原则，就会与现实环境出现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是心理上的，而在行为上可能是消极的抵制。
三是对诸如灰色的学术都可以接受。与上述情况相比，学术活动已经仅仅成为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完全是各种非学术的利益，经费、职称、收入、官职等等，很难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对任何教师和学者来说，学术的公正感已经基本丧失，从事原创性活动的人就会成为一个异类。
韦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合理化的社会，所有的行为都要按照目标来最合理地实行。现代大学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大学的目标是学术和培养人，或者还有不同的目标，目标确定，一切行为、一切运作就必须以此为目标。合理性对中国大学来说很陌生，实行起来也很困难，因为总有各种干扰性的目的介入其中，导致最初的目标被吞没。合理性的问题和人的公正感是直接相关的。
作为非营利机构大学之间也要互相竞争，简单反对大学市场化是不可取的。竞争的前提就是公平和平等。精神性的、出于兴趣的活动，有它的特殊性，但是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活动，如果要在社会里面展现出来，实现它的价值，得到人们的支持，也需要有竞争，需要在公平和平等条件下竞争。
大学创新与不“折腾”
北京大学教授 杨晓达
我们很多的创新实际不是创新，而是折腾。所以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任何一个创新，任何一个革新，如果是给社会增加了机会，促进了社会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创新，否则都是折腾，这种折腾可能只是满足了取得一些工作成绩的要求，但是没有意义。所以讲创新，我们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创造机会，增加多样性。古人讲“利不十，不易器；利不百，不变法”，而现在我们很多的创新不在乎有没有产生利，而是只要新就行。
要真正创新，不折腾，我觉得首先要以人为本，而不要以业绩为本。比如培养博士生，目前我们把学生当做发表论文、完成科研项目的工具，不是把他们作为人才来培养。二是让自然而为，而不要人为。三是让民有为，而非上有为，领导们应该考虑让基层有为，而不是自己想去作为。
大学创新，一是人才培养的创新，二是学术的创新。学术创新，最需要的就是学术自由，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就不可能有学术创新。因为创新的特质不是逻辑的，如果是逻辑的，那么计算机就能创新，而实际上计算机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爱迪生说过一句话，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他的后半句是，大家不缺乏99%的汗水，只缺乏1%的灵感。灵感是没有逻辑性的，要想大家有灵感，就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这个自由的学术环境包括：一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选题的自由，想做什么选题由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二是发表论文自由，包括不发表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论文发表的地方，但是现在的大学是为了各种各样功利的目的必须发表；三是不虞匮乏之自由；四是反对权威的自由；五是失败的自由。
人才是自由培养的，不是外在因素能够塑造的，以前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却说最好不要当工程师，因为我们改变不了人。但是我们可以造就一个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造就人。古人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是启发学生自己发展，只要学生有足够的数量，就有各种层次、各种不同的人才。
教育是一种“功夫”，需要时间和练习才能得到，否则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快餐造就不了健康的“身体”。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管理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但不能改变学生的学习和接受能力。我们要通过长时间的“功夫”启迪他们的智慧，造就他们的能力，积累他们的素质。
如何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经常说，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流的学者、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成果，其实这些只是展示的窗口。如果只是为了展示的窗口而建设一流大学，我们可以把世界上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请到这所大学来，但它仍然不是一流的，甚至可以怀疑还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大学了。一流的国家、一流的国民教育、一流的价值观念才是真正建立一流学校的基础。创建一流大学，要避免我们发展体育的误区，虽然我们现在是金牌大国，但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更不是健康大国。我们的论文影响力不能代表创新实力，我们大师的数量不代表教学质量。
最后还是归到胡总书记的话，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好本职工作，就能把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教育强国。
教育要遵循国际规则
清华大学教授 何茂春
我国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规模化的阶段。教育首先要有规模和数量。人们都在谈中国的崛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的崛起，教育的崛起就应该包括量的增加，尽管存在很多质量问题，但是如果教育没有量的增加，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很难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教育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大体相一致，从求生存到规模化，到提升质量，最后成为教育大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相当，等经济发展得更好、质量更高的时候，教育水平也会跟上去。各个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我看来，对教育的很多问题不必悲观。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的竞争。全球化是以人类价值为本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以危机为推动力，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过程。学校如果不提高规模和硬件水平，大量学生就会流失。扪心自问，当我们看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优美舒适的大学环境，有谁不想把孩子送到这些国家去？因此，我们的教育形成产业化的竞争是有必要的。中国教育的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速度快4倍。有了速度和量的保障，有了国家投资规模的保障，我们才会对进一步提升质量产生信心。
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其成员国的教育必须对外开放，所以除了党校、警校、军校外，其他所有的教育培训市场都要对外开放，这关系到占我国GDP2%左右的教育产业。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质量，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规模。
教育创新莫过于理念和法制的创新，没有这两点，谈其他的创新都是小创新，不是大创新。大创新是什么？是今天全人类都遵守的教育开放、透明、平等的游戏规则，就是非歧视的规则，就是权利和义务平等的规则。
我们的教育利用的外资也越来越多。外资不但把我们的学生吸引过去，而且还到中国办学，这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国教育现在也走出去了，但规模比较小，发展也不平衡。
有人认为，我们教育的量增加了，但质量没提高。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只是提高得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快，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我的看法是：第一，要巩固我们目前的硬件，发展我们的软件；第二，要从制度上创新，要体现在我们的游戏规则中；第三，要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真正解放思想，加快教育立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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