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罗小未先生，似乎要靠一长串的身份目录才能全面了解她：她是民盟组织的活跃人物，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同济大学委员会主委等职，并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她曾有广泛的社会兼职，如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等，并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在建筑行业中的地位更是突出，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四至八届理事会理事，上海市建筑学会第七、八届理事会理事长，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时代建筑》杂志主编、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国际建协建筑评论委员会委员及意大利《空间与社会》国际杂志顾问，1998年她被美国建筑师学会授予荣誉资深会员称号。

然而，要真正了解罗先生，还是要回归到她的本色之中：她在建筑教育领域辛勤耕耘了60余年，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理论家，成就卓著的建筑教育家。我曾是罗先生的学生，并在20多年里近距离跟随她学习、教学与研究，自然对先生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以及独立的思考有诸多体会，更对她教学的热情、治学的严谨以及教书育人的突出成就颇为了解，感受深切。

罗先生是将西方现当代建筑思想与成就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西方建筑史教学始于她曾就读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作为同济建筑系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她与同事一起为该课程展开了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孜孜不倦，耕耘不止，“文革”前就已主持编写了西方建筑历史的相关教材近10种，影响遍及全国多所院校。学术上的长期积累，加之“文革”后不断开拓的对外交流，使她自上世纪80年代起教学与学术成果不断，其中最突出的是，由她组织编写的全国建筑院校统编教材《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以及《外国建筑史图说》持续使用。前者经过其精心修编，更是成为目前全国300余所建筑院校共同认定的历史教材。

罗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教学的实质问题：建筑史是什么以及如何教？然而在那个将意识形态强加到学术与教育阵地的年代，许多真正的理性思考是被压制的，不仅历史无法客观呈现，不小心还要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因此，要想保持勇气、热情和独立思考是何等艰难！面对当时“血淋淋的金字塔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见证”、“建筑史是社会发展史的注解”、“应以农民斗争、改朝换代来解读建筑史”等观点，罗先生深陷困惑，也充满疑虑。但她心里总是坚持这样一个认识：建筑史应该解说成一部人类的建筑文化史。她逐渐形成了“5W+H”的教学思想，即历史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梳理建造活动的“what,when,where,who,why and how”,然而，这一思想在当时又是多么不易，尤其是对于“who”,她认为不能忽视建筑师对于建筑文化史的贡献，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很可能会被扣上“突出个人主义”的帽子。

“‘文革’我被批斗、隔离，那时我是‘洋门女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帝国主义的走狗，国际间谍，与党争夺接班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罗先生讲起那非常岁月的遭遇。她当时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原来的教学工作也被套上了“利用建筑史为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的罪名。她被隔离了8个月之后重回学校，被安排做教学楼厕所清洁和教研室后勤工作。即便如此，罗先生丝毫没有放弃任何可能的教学积累，在清静的教研室里，她仔细阅读每一期外文建筑杂志，跟踪着当时国外建筑发展的情况。

改革开放后，罗先生迎来了她教学与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她开始经常出国考察，兴奋地寻找着自己讲解过几十年的众多西方著名城市与建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止一次地提到第一次走进巴黎歌剧院的感受：“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当然，她更是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展开国际交流，因为她深深意识到，了解世界建筑的发展动向和先进经验，是我国重启建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因此，在上世纪80-90年代，罗先生先后在欧美多个城市和十多所著名学府访问、学习和讲学，并采访了数十位西方著名建筑师。凭借一手资料和引领性的研究，她将西方现代建筑的成就以及当代建筑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梳理引介，为国内建构了世界建筑发展和演变的整体图景，不仅对国内建筑教育，更对推动国内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罗先生的国际交流并非是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她扮演了东西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在国外知名学府访问期间，她以中国传统建筑、古典园林以及中国空间思想等系列讲座，为中国建筑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罗先生立足于世界主义视野，是国内建筑界最早提出外国建筑史的研究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之一，她很早就把目光拓展到西方之外的伊斯兰建筑，拓展到第三世界建筑。在为第20届国际建筑协会（UIA）大会编辑出版的《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中，罗先生与多位世界各国著名建筑理论家共同担当了主编。

面对西方建筑界流派纷呈、理论多元的态势，如何在高层次的建筑人才培养中形成当代建筑文化的多维视野和批评意识是罗先生不断思考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罗先生集聚其周围年轻学者的力量，主持建设了研究生课程“近现代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极大地活跃了建筑理论舞台，也使建筑教学的国际化水平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罗先生对建筑理论的作用早有认识，她始终努力坚持对建筑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态度。面对上世纪50年代起国内建筑界经历的一连串建筑思想的变换，罗先生总是认为不能“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罗先生却又保持了理性的批判态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她就对上海某些宾馆建设追求国外全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气息”保持谨慎，提出“决策前必须知道全玻璃幕墙的利和弊”；在高楼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之初，罗先生就对高层建筑包含的城市问题和建造技术以及节能、造价问题展开学习讨论，力图推动建筑发展的理性思考。她强调对西方的学习一定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认为“无法分析批判也就难以借鉴”。尽管她称建筑理论教学与研究“只是在做大家的思想、业务上的后勤工作”，但在国内建筑界已呈现纷繁复杂景象的今天，罗先生朴素的说法依然意味深长。

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上海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进程中，罗先生也留下了独特的影响和贡献：她主编参编的《上海建筑指南》、《上海弄堂》、《上海新天地》以及《上海老虹口区北部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都是研究上海近代建筑与城市的珍贵成果，她直接参与了几乎所有关于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立法保护与建筑再生的实践指导工作。受人关注的外滩3号、9号和18号的修复改造，“新天地”和“外滩源”的保护改造项目，罗先生都是直接的专家顾问。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前辈，罗先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桃李满天下，她已培养了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当年的学生中有许多如今已是教育、学术和管理领域的骨干，比如中科院院士郑时龄教授，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系主任常青教授，曾对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管理有重要推进、现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伍江教授，主持《时代建筑》杂志与同济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支文军社长，等等。罗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可谓尽心而有远见，她不仅用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洞察力影响着学生，更是很早就把刚刚任教甚至还在学习阶段的博士研究生纳入她的教学建设与学术发展中，并在国际交流中积极地将后辈引荐给各国著名学者与教授。因此，在她退休多年以后，她的教学与学术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继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对学生而言，罗先生带来的影响其实不仅限于学术与教学。她还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注重仪表与穿着，永远给人以气质高雅的印象。罗先生常说，建筑艺术是与其他艺术相通的，不懂得生活的丰富又如何成为好的建筑师？她强调广泛的兴趣和良好的修养是成为这个领域教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而她自己正是这样一位具备多重素质的前辈。罗先生从小就爱好广泛，学过芭蕾，当过羽毛球队队员，还曾被国立音专声乐系录取。艺术与竞技使她自幼培养了对事物的鉴赏力、对生活的情趣和对事业顽强追求的心理素质。这些品性为我们这辈人提供了提高个人修养的难得经验，也有力地改变了社会上对女知识分子形象的种种偏见。

罗先生不仅朋友四方，还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先生李德华教授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院长、我国著名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家，他们曾经共同求学，共同探索教育，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又共同分享桃李满天下的快乐，是令晚辈们极其羡慕的一对伉俪。如今，罗先生虽然早已离开教学一线，但她的学生们年年都会聚到她身边，就像一个大家庭，和她一起分享事业和生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