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获奖，让国人无比振奋和自豪的同时，也引发了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新的高潮。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关于诺贝尔奖的梦想。

截至2012年，已有839人和24个组织获得了诺贝尔奖，包括71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国籍划分，美国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共有307人；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则分别是96人、74人、46人、26人；而德裔（含移民其他国家的德国人）获得诺贝尔奖人数将近总数的一半。

华裔获奖者共有12人。虽然12人也不算少，但除掉有政治争议的奖项，大陆地区只有莫言1人获得了文学奖，其他本土科学家则一直与科学奖无缘，久而久之，国人萌发出一种“诺奖情结”，每年诺贝尔奖发榜时，总会牵动国人的神经。

为何诺贝尔奖长期与中国本土无缘？这个问题就像李约瑟难题一样，是多解的。譬如从政治上来看，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所出产的“产品”总会被贴上特殊标签；从语言角度来看，目前汉语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当中仍然还不是最重要的交流语言，这也为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增加了一定的障碍；从地缘、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作为远东地区的国家，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当下是西方价值文化主导的世界，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地区之间较为明显的不同，也使中国在诺贝尔奖评选中处于劣势。

笔者认为，除上所述外,中国长久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主要原因，还有以下几个：

传统思想的阻碍。相比中国，西方科学家们更加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因而他们往往以求异的思维方式取得突破，进而取得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却没有推演法，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姑且不对《易经》造成的影响作判断，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归纳法在传统思想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也是阻碍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原因。因此，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利用传统的优势，突破传统的束缚，才是中国科学家们最需要努力做到的。

科研体制和人才机制陈旧。只有宽松的人文、科研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才能造就高端科研人才，取得重要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科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现行的科研体制和人才机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尤其是在科研经费拨款体制和现行科研成果评价体制与方式方面。官本位、行政主导、功利主义等等，都在影响着科研环境，进而严重影响科技水平的进步。面对这一现状，应当努力创建以科研工作者为本的科研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消除外部环境对科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调动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

教育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一方面，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表面上看基础教育很扎实，但却造成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疏于主动思考的习惯。并且，许多内容与社会脱节 ，使教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使得人才培养面临着许多问题。要解决教育的体制、机制问题，显然需要高瞻远瞩的教育发展战略以及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良好的教育水平，培养优秀的科研人才。

学界浮躁、功利主义风气盛行。功利化倾向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学术、文化的堕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科研与教学。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人把严肃的学术也当成了商业性的生产来对待，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与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就是最好的佐证。这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严重恶化了学术与科研环境。这种浮躁、功利主义的氛围，亦使得中国几乎不可能产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针对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必须严厉打击学术造假行为，让造假成本高昂到造假者无力承受；另一方面需要科研工作者提高自身的学术道德水平，警惕利益的诱惑，踏踏实实做研究，还科学一个纯洁的环境。

当然，我们应当从另一个高度看待上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多获得几个诺贝尔奖。因为即使没有诺贝尔或者其他类似的奖项，我们也应当正视目前的不足之处，并积极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理性的科研环境，才有机会造就并涌现出更多杰出人才。这些成果，不正是我们自己最大的奖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