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推行，至少已有30年的时间。当初“素质”二字一经宣传，仿佛成市井上颇时尚的流行词。时至今日，对于“什么是素质教育？”之类的话题，大慨很少再有人感兴趣。素质教育推行的结果，也早已有目共睹，不用我在此饶舌。从进小学第一天即开始接受素质教育的“90后”钟道然，在《我不原谅》一书中对教育作出无情抨击：“中国教育的实质，就是用工业时代制造机器的方法去制造“人才”，你进来时是人，出去则早成了机器人……大学要杀死的，就是你的梦想”。数年前与清华大学公开决裂的画家陈丹青，用一句责问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失望与愤慨：“中国还有教育吗？”

“素质教育”走到这一步，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素质”总是对学生的要求。对教师乃至对校长而言，只有“素质教育”的供给，却没有素质方面的要求。即便在“素质教育”一词频繁见诸媒体的时期，也没有人愿意探究“素质”究竟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教师与专家们，能如同条件反射般地将“素质”图解为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之和。其中政治素质还可进一步图解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此八股腔十足的图解颇富权威性，因为对“素质教育”的如此解释，正是“德（政治素质）、智（文化素质）、体（身体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另一版本。

一位熟悉斯坦福大学的学者谈到，这所大洋彼岸的名校对学生完全没有如此严格而全面的“素质”要求，只要求学生在20岁之前必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个人素养的最合理、最基本、最实在的要求。一个研究学问的人，必须先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然后才能知道做学问的道理；不懂做人的道理，何以高谈做学问的道理？如果说某大学40名教授竞争一个处长的官职，还不足以显示文化精英们在做学问的道理方面的不足，那么前不久新华社曝光全国50余名学者“网购论文”被骗的丑闻，就不仅显露出大学里教授或教师们在做学问的道理上的无知，也表明这一为人师表的群体，在做人的问题上令人感到何其齿寒。“网购论文”事件，系指一名自称“工业管理”专业的湖南籍成人自考生，利用境外服务器自建“英文国际论文网”，号称网站可以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代写论文，并与多家学术期刊密切合作，满足“科研成果”上报的需求与“职称晋升”的需求。仅一年时间已有四川、浙江、山东、重庆等省市大学与科研单位的研究员或副教授50余人先后轻易被骗，向网站付费200余万元购买“研究成果”。

在如何做人与如何做学问的方面，问题不只存在于大学的教师与学者身上。上海一所大学的学报，几年前有一期“增刊”，其中刊发学术论文N篇，而校长一人就有11篇“论文”赫然雄居。如此11篇“论文”的质量如何，完全已无评价的必要。何况这11篇“论文”还有11名“合作者”，而校长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占了9篇。其中玄机，毋须赘言。原来，大学的校长不必“网购论文”，是因为她（或他）可以借助权力，随时获取校内的资源。也算是无独有偶吧！“素质教育”正受热捧的1992年，我自己的一篇论文甫一发表，就遭遇全文一字未动的剽窃。剽窃者不是一般的学者或教师，而是原上海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前校长。

两名校长殊途同归，其一是公然合法占有，另一名则是偷偷摸摸地窃取，这就是少数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校长不懂做人的道理，遑论做学问的道理？还有什么“素质”可言？难怪数年前有作者在《读书》上撰文，发出“世间已无蔡元培”的无限感叹。如果说蔡元培开启了一个大学教育的时代，试问在如何做人与如何做学问两方面基本合格的大学校长，今日究竟还占几成？进一步追问：如此“素质”的大学校长，又是怎样荣登校长宝座的？面对如此追问，即便巧舌如苏秦、张仪再生，恐怕也无言以对。虽然从早期对“素质教育”的推崇看，明显含有与应试教育对抗的色彩。不过我对“素质教育”这一提法总略带揶揄，无论下笔抑或聊天，也从来不用“素质”二字。素质教育走到这一步，可能是因当初提出者看不到教育的种种乱象，根源不在教育自身，而在教育之外，这就导致约30年来“素质教育”四字只能沦为一个浮浅的口号。因为诸如此类的教育问题，早已涉及对一个制度的追问，当然不是一般教育理论所能回答。此处所称“制度”，系指当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或规则，而非《辞海》中常规意义上的“制度”。

我曾读过叶企孙先生在“文革”中留下的部分“交待”文字，其中谈到上世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清华大学两度发生驱逐校长的学潮，原因是当局调来的校长，在学问方面不能令学生满意。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事。当年的学生只有在特定制度下，才能获得维护优质教育资源和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一旦失去此种制度保证，或被另一种权力至上的制度所取代，对于集官、学于一体的滥竽校长而言，便成了理想的保护性装置。叶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当代物理学家中不少佼佼者，都出自他的门下。正是因为获得一种制度保障，抗战前的清华大学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理学院在叶先生主持下，物理学研究领域才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制度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硕果，在我看来，制度不仅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同样是教育获得良性发展的决定因素。

教育原是与经济学无关的一种非经济行为，何以能用当代经济学的新制度理论解释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呢？事实上经济学不仅可以向教育“入侵”，甚至早已“入侵”诸如家庭、婚姻、犯罪、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的发展，证明了经济学已不再是单纯研究资源配置的一问学问，更是研究人的行为方式的一门学问。只要读过芝加哥大学G.S.贝克尔教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就会明白此言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在贝克尔的分析里，教育就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行为，而这种投资的动力，源自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今天这一思维方式早已获经济学家们广泛的认可。又如犯罪行为到了贝克尔那里，则被理解为一般选择理论的一种延伸。G.S.贝克尔的著作，只是开启了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非经济问题的先河，从此“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在世界范围的知识界传播开来。

《教育的经济学批判》以对教育乱象作种种评判为宗旨。其中绝大多数文章，正是追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踪迹，借助上世记60年代以来经济学前沿理论成果与新的思维方式，对当代教育所作的批判。此处所谓经济学前沿理论，主要包括新制度理论（含交易费用经济学、合约经济学等）的成果与方法、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的运用。譬如借助交易费用原理，揭示大学课题运作的一些内幕，并解读中小学课堂上专制主义存在的原因；又如借用经济学的寻租理论，观察中小学校的校长如何巧妙夺取学生的午餐费用；再者运用信息经济学中混合均衡与信号发送理论，评价大学多年的扩招，并导致教学质量每况愈下的后果；还有借助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中小学生负担长期沉重的原因。对近几年的校园现象，如中国政法大学“杨帆门事件”、长江大学教授集体给地方政府下跪等，也借助经济学方法形成作者的一家之见。

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要将人加工成机器人，以及40名教授为什么会争抢一个处长的交椅，还有在如何做人与如何做学问方面徒令人汗颜的官员，又是怎样被提拔到校长位置上的，诸如此类的怪事，也许必须借助宪政经济学原理才能管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