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北京以后的喝酒记忆，大多是和作者、同学、同事之间的小酌，你来我往，难得会聚。那时要凭票吃饭凭票买酒，不是很方便，但一有机会，总有人会大方地拿出瓶酒来。

俗话说，感情越赌（博）越远，人情越喝（酒）越近，我觉得这话占理，得机会经常和哥儿们朋友一起喝酒，邀人也被邀，喝到兴致时也醉过。自斟自饮地在家喝点儿小酒，也是经常的事，但不多喝，从不酗酒。我以为，喝酒而从来不醉的人，是很难成为朋友的，因为他总“留有一手”。我喜欢豪饮的朋友，放得开，不设防，把自己的短处亮给人看。酒品见人品。

我的哥们韩作荣是黑龙江人，喜欢喝酒，且喜欢喝白酒，要高度的。他对喝酒有自己的套路：总是仰脖一口，快！我曾问过他：“你就不能慢点儿喝？也好品品味儿啊！”他说：“就是个辣，与其在嘴里难受，不如直接倒进肚里，省一道环节，少一份折磨，反正效果是一样的。”爱喝酒的人都有理论，你听，这也是一种：注重结果，简约过程。

1987年8月的一天，作家蒋巍来电话联系，请我们派出一个诗歌、小说的编辑小组，对哈尔滨市文联的作者一对一地辅导，并说，韩作荣已经在黑龙江，你再带个人过来就可以了。其时，蒋巍在哈尔滨市文联当副主席，主抓创作。我和《人民文学》的主编助理李敦伟受命前往。我们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住处足不出户，埋头看稿，几天之后，终于选了10首诗和3篇小说，我们双方都很满意。

蒋巍说，哥们儿辛苦了！我们丛深主席陪你们去镜泊湖休息几天，放放松。于是我们就住到了镜泊湖中的“鹿苑岛”上。

鹿苑岛直径几十米，有栋两层小楼，几个房间，坐北朝南。似招待所，无服务员；有电灯，无电话；西边两间厨房单列，一个大师傅，做饭兼采购，每天摇一小船上岸买菜，顺便摇几位朋友来岛上喝酒，此外，和外界绝无关联。

一天傍晚，小船远远晃来，牡丹江林场的工会主席，带着几个爱好文学的森工，载着酒，载着易拉罐猕猴桃，被厨师摇上岛来。他是作荣的朋友，来犒劳大家。

那天晚餐喝的是大酒，牡丹江当地酿造的小烧锅。先是三杯干，人人有份，谁也不能落下，这是第一轮，有礼有节；第二轮开始“提酒”，有理有据，诸如：久未见面呀，上次没喝好呀一类，你得喝，不喝不够哥们；当然还有第三轮：丛深是主席，蒋巍也是主席，主席遇上主席，也得喝吧？喝！你们是作家，我们工会的小青年爱文学，他们得敬老师酒吧？不喝不行啊，得喝！几轮儿过去，厨师端上来一盘小鱼，说是镜泊湖的，一掌长，头尾一顺儿，码得整齐。

工会主席说：“头三尾四。”我不懂，只能接着往下看。原来这哥们说的“头三尾四”是指鱼头冲着谁，谁三杯；鱼尾冲着谁，谁四杯。你想，这盘鱼尾能冲着谁呢！

韩作荣笑笑说：“行！就四杯，我喝。”

“慢，等我数数。”工会主席拿筷子扒拉盘里的鱼：“每条四杯。”哦——，我惊讶了，目瞪口呆，那是九条鱼啊！四九三十六杯啊！

韩作荣稍作停顿，一挥他那香烟熏黄的手：“拿杯子来！”把所有的杯子拿来，共十二个，一字儿排开，杯子不大，三钱的。待得斟满，这老兄便一口一个地往喉咙里倒。说实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疯狂的一次喝酒。工会主席倒安然无恙，韩作荣就显出了醉态：他破例地拿了几个易拉罐饮料回住处。在夜幕下，迎着小楼里透出的灯光，只见他将那易拉罐笨拙地夹在左右两边的腋下，还激情不减地挥着手说话，那易拉罐便落在地上，滚地的影子模糊可鉴。他捡起，复又夹，复又掉，如此反复，高大的剪影很忙很生动，令我悠然想起少儿时看过的电影加片——狗熊掰棒子的情景。

春节期间，聚在韩作荣家喝酒，说起了这个故事，作荣憨憨地说：喝多了的“洋相”何止这些，我还被人家在树上绑过呢。说的是一次喝得回不了家了，醒的多是女性，醉的多是男性，送不过来，就用围巾把他先绑在树干上，还把扣系在后头，脸朝外，耷拉着脑袋等着，真损啊！

我想：人的一生，谁没有年轻过？年轻时谁又没有造几件糗事？哈哈，年纪大了、老了，有几件笑话能供老哥们相互调侃，也是又一件乐事。

二

酒渗透在我生活中是我愿意，成为我工作的伙伴却是意外。我曾经有幸欣赏到了一幅不可复制的风景，并历史般地留驻心中，使我走上了对酒近乎迷恋的快行道。

1988年3月，贵州作家何士光来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香山饭店。我们去拜访，他建议《人民文学》组织一个有关茅台的征文奖项，他愿意负责联络促成。四川作家周克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表示赞成。这个奖项定名为“茅台文学奖”，由茅台酒厂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承办，文类为散文。7月评选揭晓，并在茅台酒厂举行颁奖仪式。主编刘心武因受邀出国讲学不能出席，委托副主编周明带队，我当时代理总编室主任，一同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作家陆文夫、从维熙、谌容、叶楠、何士光、周克芹、乔迈、梁上泉、李宽定、顾汶光等，崔道怡作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评委也出席了会议。

我们一干人在厂长郭运良、总工程师季克良等的陪同下，参观了酒厂酿造的整个流程，在酒库里，每位客人品尝了一小口上百年的“茅台”原浆。啊哦！黄绿色的，粘稠、拉丝儿，入口很绵、很厚，酱香扑鼻四溢。琼浆玉液嘛！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的和酒厂接触，第一次亲眼看着从诺大的酒坛里提取出这种神奇精华的液体来，并且亲口品尝。我突然产生一种认知感和幸福感：喔，酒应该是这样的。好酒应该是这样的。这无疑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期待。古人说“七月流火”，赤水河旁的茅台镇湿热更甚，我们从北方去的客人，领略了茅台盛夏的滋味。郭厂长却说，没有绿色的赤水河，没有赤水河在茅台这儿甩出个坝子来，没有一年一度的坝子里的酷热，哪儿会有赛比黄金的茅台酒啊。这是得天独厚，天地造化啊。中午给来宾备有酒席，请大家开怀畅饮。酒桌上放着三种茅台，一斤装“五星”53度、一斤装 “凤凰”53度，第三种是、半斤装“凤凰”46度。郭厂长站起来，先将瓶上的商标一一撕开，然后再将瓶盖儿逐个旋开，他说，这是茅台人的习惯，瓶子只装一次酒，防止假冒。酒过三巡，宾主间便不再客气，尤其是好酒者，便可以随意选择地斟饮了。我对酒怀有情结，就对三种不同商标的酒，细细品味，试图找到其不同的奥妙所在。何士光和周明比较活跃，端着酒找各位碰杯。崔道怡当编辑几十年，为人为事谨慎谦虚，喝酒也彬彬有礼，谦让也不例外。从维熙仗义豪爽且善饮，往往一杯酒刚净就立刻补满，毫不客气。周克芹和叶楠属于慢饮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举起杯对着灯光照照，微笑着互相比划一下，算是招呼，只喝酒不吭声。陆文夫是美食家，为人厚道，曾有人问他保养有什么秘诀，他回答说：抽烟喝酒不锻炼，可见他和酒的关系是多么亲密的了。这时，陆文夫对半斤装的“凤凰”找到了感觉，索性将酒瓶据为己有，自斟自饮，不管他人。谌容是酒中侠客，喝到酣处，竟将陆文夫拉出座位，站在窗户边上，边斟边饮边说话，像是久别的兄弟。看着作家们一个个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儿，我自己也觉得脚步轻履，像踩了棉花。

二十几年过去了，周克芹离开了我们，陆文夫离开了我们，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感念的作家离开了我们。已不年轻的我们还在，茅台酒厂掌门业已易人……“茅台”还是那个“茅台”，它宠辱不惊地和人间一道沧桑。

三

朋友见我喜欢酒，会在有意无意间送给我一两瓶酒。我呢，也开始见了喜爱的酒就心痒痒的，忍不住也买一两瓶，或喝或欣赏。我收藏的是对酒的感觉和对酒的认识，收藏的是和朋友的情谊，以及有关酒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一次到云南，作家彭荆风让我欣赏他的藏酒。彭荆风个子不高，精瘦干练，穿着合体的将军服，笑起来和蔼可亲。据说，老彭是那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君子式人物，心思都写在脸上，喜欢的人爱死，你怎么都行，对你很宽容；不喜欢的人恨死，无论你怎么讨好他，都懒得理你。在文学创作的潮流涌到寻根热时，彭荆风曾写了篇小说叫《熊的寻根》，就寻根的热潮问题，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可谓别出心裁，自成一格。当时的副主编王朝垠看了稿子后，对我说：青风，稿子确实不错，但不能发啊。寻根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再打压不合适啊，起码现在不宜。我将意见有保留地转达给彭荆风。后来作品在《北方文学》刊发。1986年9月，我随刘心武、崔道怡到四川组稿，在成都见到彭荆风，对于寻根热有较深的交流，大约是这次，我们成了忘年莫逆的朋友。看到在彭荆风家琳琅满目的两柜子酒，成为了一道酒的风景墙，煞是壮观！老彭得意洋洋，如数家珍地述说着每瓶酒的来历，像是阅读着一篇篇美文，或是朋友间友情的回忆，娓娓道来，尽显心情。我随着他的心境只有点头加赞许的份儿，不敢妄言。老彭很“小气”地送我一瓶二两半装的湘泉酒，说是他最近去湖南湘西带回来的。酒瓶子是画家黄永玉设计的，我珍藏至今，也常和前来赏酒的朋友，讲起这段珍贵的缘分。我想大概我是老彭喜欢的人了。

我手中的酒可谓名门荟萃，这也就使我萌发了藏酒的念头。四大名酒、八大名酒、十三大名酒、十七大名酒尽收。但我和一些以收藏价值为目的的藏家不同，我把家里的竹叶青、北方烧、、宁城老窖、北大仓、龙滨酒、富裕老窖、绵竹大曲、北京产二锅头（分别：红星、牛栏山、八达岭、全聚德、北京、京宫）等地方的名酒一一摆放着，不显贵贱。我收藏的是对酒的感觉和认识，收藏的是和朋友的情谊，以及有关酒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四

随着我的酒柜不断丰富，我的酒量也在朋友中小有名气，于是便斗胆于酒场叱咤一番，常常使一些不知我酒量深浅的人，望而却步。自我感觉对酒了解不少，便有些私下沾沾自喜。

《人民文学》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为纪念创刊40周年，筹备出一本纪念册，内容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有舆论单位和兄弟刊物的祝辞及和刊物有联系的作家的题词，还有书法家、画家的祝贺作品等，全部彩印，预计开支16—18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需要找相当的广告或赞助来支撑。于是，我们分两路，一路向南，一路向北，主编助理李敦伟是南方人，向南；我担当了北路。

1986年8月，我曾应邀参加内蒙古的一个笔会，期间随《草原》、《山丹》的同行们，去赛汗塔拉看“那达慕”大会，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畅唱饮酒歌，疯跳民族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我与包头市文联《山丹》编辑部的王志刚联系，他表示愿意帮忙。

王志刚介绍说，包头棉纺织厂是内蒙古的大型企业，厂长叫李桐悦，蒙古族，大块头，人称大老李，企业管理有方，效益很好。那家伙能喝酒，喜欢文人，对脾气了，很仗义的。言外之意，只要我们舍得用酒把自己放倒了，事情就好办了。

喝酒能解决问题，我感觉轻松了不少。

那天，正好是棉纺厂产值突破多少亿元的庆祝活动，整个厂子沉浸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诺大的餐厅座无虚席，演奏的乐队齐齐整整，丝竹之音缭绕，铜光明亮耀眼。

李厂长不把我们当外人，把我们安排在主桌他身旁。这个大老李果然了得，在简短的讲话之后，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拎着酒瓶，开始给每一桌敬酒。他身材魁梧，嗓门洪亮，和每敬一桌后又转回来接着和我们喝。他在谈笑中几十张桌子潇洒地走一遭，二斤酒喝下去如清风掠过石阶，竟有些禅意。我端着酒杯不敢造次，传说中的海量不过如此罢。我暗自发愁：我得喝多少杯才能张开嘴呢？

踌躇间李厂长突然单刀直入地问：“你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们硬着头皮照实说了。

他稍停，随后站起，大着嗓门喊来一位副厂长交待：“你填一张支票，五万的。就现在，马上用。”

我极力保持着矜持：“我们可以先签个合同，然后再说。”

大老李一摆手：“手续以后再补，你们先把钱带走，别耽误事。”

说实话，我还没有碰到过喝酒这么爽快，做事也这么爽快的人。我不知该从酒中品味他，还是用他来诠释酒。从此，我和大老李成了哥们，彼此互有交往。

我记得大老李说过：我们蒙族人最爱喝酒，酒是暖心窝子的好东西；是朋友就得有酒，有酒就得喝透，喝不透哪能是朋友啊！我想，全世界男人们的想法，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五

做文学的人都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和感受，即不容易，尤其是做刊物的。对于像《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稿件不是问题，但经费就总是有点问题。复刊以来的《人民文学》主编轮到刘白羽、程树榛这一届，应该说是最困难的时期了。别人怎么看，我无从晓得，我知道刊物的发行数的变化，知道发工资有时会延期。作为常务主编的程树榛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得管一干人的吃喝拉撒。那时我正赋闲在家。一天，老程和我闲聊时，希望我能发挥作用。我说：“我是东北一个大企业的荣誉职工，可以找他们试试。”他表示同意。于是，程树榛、韩作荣、周祥、杨筠和我组织了一个团队，浩浩荡荡出发了。

接待我们的是企业附属公司的党委书记李成汉，他是作家，也是老朋友，人很幽默，散文写得很好，他。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那天接风的安排是：李成汉坐在主位上，右边是客人，左边是主人，我坐在李成汉的对面，算是主陪了。

席前李成汉悄然问我来意，我说是来找赞助的，发不出工资了。他问你们工资多少？我说每月大概要四万。他“嗯”了一声说：“知道了，入席吧。”

宾主落座后，李成汉拿着桌上的一瓶“五粮液”站起来，边瞅着我边旋瓶盖，竟走过来冲着我的杯子倒酒。我记得，那酒杯是高脚的，拳头大小，杯满时，酒瓶已下去一半。他又将那剩下的半瓶酒，倾入自己的杯子，偏着头看看空瓶子，很满意的样子，端起杯说：“欢迎诸位领导来本公司检查工作，我和青风先喝一杯，然后再敬大家。”说着就将一杯酒干了，足半斤。我也做出了决定：喝！为了《人民文学》，值得！我端起杯，模仿着李成汉的姿势和表情，一口气喝了下去。啊——嘿，我是喝慢酒的，经不起这一口半斤的打击，只觉得我完完全全被酒控制了。

嗡嗡的耳中听到李成汉吩咐：“来，再上酒，我敬大家。”声音遥远而悠长。我感到支持不住了，摇摇晃晃地站起，托词要上洗手间，被人扶到宾馆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仍感觉头重脚轻，程主编在院子里晨练。这时，一辆“奥迪”进到院里，李成汉从车上下来了，他似乎很匆忙，跟主编打过招呼后，径直到我的房间。

他关切的眼光看着我：“以后可不能这么喝了！你和我不一样，你是个书生。”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支票，“这是你们三个月的工资，你回去后交给程主编。”随后他笑笑说：“怎么样？你可以交代了吧？小命儿差点搭上。”

我感到有些意外，凭我们的关系，他会给我们一些帮助，但不会给这么多，也不会这么快。我说：“咱们得有个说法吧？”

“什么说法？是赞助！我们公司是你们的朋友，有责任帮助你们。”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大恩不言谢了！”

六

2004年夏，我的一个同学因公务来北京。我们是大学同班，住同一房间且上下铺，关系密切。我便邀他晚上过来喝酒。

我家附近有家“黑猫饺子馆”，四合院。我们坐在露天的院子里，头顶星空，对酌美酒，几多惬意。

我特意取出一瓶已收藏了15年以上的塑盖白瓷瓶汾酒。等几个凉菜上来后，我俩开喝，心情其乐融融，恍惚间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这时，见到一个帅哥在院子里转悠，他不合时宜的西服革履显得很扎眼。不时，他竟转悠到我们桌前来了。

他问：“先生，你们喝的是什么酒啊？”

我指指桌上的瓶子，答道：“就这个，汾酒。老白汾。”

帅哥似乎觉得新鲜，他“噢——”了一声说：“这酒真香啊！我在办公室都闻到了，顺着酒味儿就找到您这儿来了。”

我说：“哎——老板，您来一杯？”

帅哥笑容可掬：“本不应该。不过——那我就尝一口？”

“您不必客气。”我干脆把我的杯子推给他。

他先是浅浅地嘬了一口，咂咂，然后就一饮而尽。连声称赞：“好酒！真是好酒！”

我的同学被感动了，他也斟满自己的杯子递过去，请帅哥又喝一杯。帅哥老板觉着喝了我们的好酒有些过意不去，就张罗着要免单。那哪能行？烟酒茶，不分家。再说，有人赏识我的藏酒也是很得意的事，就像自己的孩子得到别人夸奖一样。

上世纪90年代新华社初创一本刊物《中国名牌》，执行主编赵国华是我的朋友，我们策划让国内所有的“名牌”先走一遭，因我是山西人，近水楼台嘛，我愿意帮忙。于是，就利用出差的机会，顺便采访了“杏花村汾酒”。

汾酒厂厂长姓常，高挑个子，看上去朴实厚道，像一个乡镇干部。我的采访就像老乡间的闲聊。我们聊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汾酒获大奖的事情。常厂长淡然一笑：“那是过去的事了。”我继续追问：“据说一瓶洒了的汾酒征服了展会，有这事吗？”他还是笑笑，并不在意：“这么多年了，很难说得清。要我说，那是包装有问题。不过，汾酒闻起来的确很香，味道很纯正。”

常厂长的平淡其实让我很担忧，当下是市场的时代，你“好酒不怕巷子深”的理念还管用么？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竞标已经以亿计算，有些地方的新酒为占领市场，可以倾全县财政之力做广告……你汾酒竟也不慌不忙坐得住？难道就没有忧患意识吗？之后，终于我看到了汾酒厂的改革动向，在央视也看了汾酒的广告。我是一个见了广告就无情地切换频道的人，然而对汾酒的广告，却能耐心地看完。

不管怎么说，汾酒厂终于舍得花钱做广告了。

然而我悬着的心刚放下没多久，就又提上来了。汾酒公司新任董事长在“汾酒唯一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白酒品牌甲等大奖章95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依据历史的记载和专家的举证，向世人宣布：汾酒是1915年以来惟一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的白酒。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络上爱酒之人便也开始了热闹的话题，他们认定总有人在说谎、骗人：那么多名酒说自己1915年获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汾酒怎么说只有一个呢，竟还是“惟一”，而汾酒的举证却有根有据。到底谁的诚信出了问题？于是就开始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于是就吵得沸沸扬扬，都像喝醉了酒一般热血沸腾。这浪也很快就波及到了风吹草动的市场，跌的涨的，起起伏伏……人们说，白酒大战又开始了。

我坐在家里独自斟酌时便有些神伤：酒的味道有些变了。酒本是有灵性的，它会随着人的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古人所谓：以酒助兴，兴更兴；借酒消愁，愁更愁。今天也是。

我的目光默默注视着那些跟随了我近30年，少的也有十几年的藏酒：哪一瓶不是我的最爱呢？听老人说：酒呢，就是粮食精儿，精贵着呢！

我经常想，哪一种酒的形成不是天、地、人融合演化的过程呢？中国的白酒绵延千年，中国的酒文化创造弘扬得酣畅淋漓、登峰造极……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各自的精彩。这种精彩该作如何评价呢？竞争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但如果陷入你死我活，必会导致两败俱伤，使中国的“酒文化”大失光彩，不仅是喜酒人的憾事，也是全民族的憾事。我认为，竞争应凭品质，竞争应有秩序，竞争应守规矩，竞争应讲道德。

在我的酒柜里珍藏着三瓶酒，一瓶是孔府家酒，一瓶是孔府宴酒，一瓶是秦池酒，这三瓶酒都是在它们初创时收藏的，都是当年风头出尽的“名”酒。

孔府宴酒厂董事长在1994年底，以一个山东好汉的豪气一举成为央视广告“标王”，耗资3079万元。一夜间，孔府宴酒以“标王”的身价，进入了它的巅峰状态，“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至今余音袅袅。然而，并没有多少核心竞争力的“标王”很快就跌入了谷底，由1995年创利润达1.23个亿到1997年急降到3130万元，到2000年年利润竟然仅123万元，最后以负债2.5亿元，结束了“标王”的童话。

1996年紧步孔府宴酒后尘的山东兄弟“秦池酒”，人称“酒疯子”的老总分别以6666万元、3.2亿的天价，夺得1996年、1997年央视的广告“标王”，以一种疯狂的状态“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挥金如土的秦池老总先是梅地亚的座上宾，在3年之后被拒之门外。为什么：没钱了。秦池酒厂被作价300万元拍卖了。

随着代表鲁酒的“标王”的神话破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孔府家酒也未能幸免。想当年“孔府家酒，让人想家”的温馨广告曾经让人们耳目一新，但在鲁酒跌入低谷时，它也随之消沉。至今，我仍然会回味起1990年初，在济南第一次喝的“孔府家”酒。

……

意外地获得美好是人的运气，而把美好破坏了就是悲剧。悲剧在戏剧舞台上是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灾难。鲁酒的命运不是艺术，它是对我们深刻的训诫。

喝酒的人常说：“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