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胜古迹间胡抹乱画，有人谓之“乾隆遗风”，这实在是高抬了他们，他们哪有乾隆爷写诗作文的文笔。若细究起来，应该叫做“猢狲遗风”才对。孙猴子跑到佛祖掌中，溲溺之余，题了几个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才该算是今人胡乱涂鸦的嫡祖。从《西游记》算起，这“猢狲遗风”已经延传了好几百年，如今依然健旺，且大有坚牢难破之势。埃及有座卢克索神庙，世人称奇。孰料庙中雕像最近被刻了一行歪斜的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无疑，这是“猢狲遗风”袭扰到异国来了。

中国游客——当然，只是一部分中国游客，的确有不少坏毛病，一位常接中国旅游团的荷兰籍导游总结说，“如今中国游客虽然不大随地吐痰了，但各种毛病依然不少，随处大声嚷嚷，打喷嚏不捂嘴，男人当众光膀子，女人真空穿白线衫，让孩子随地撒尿，在座位上旁若无人地脱袜子抠脚，等等，而且屡教不改”。这位外国人没有渲染什么，只是实录事实，我们无法辩解，只有汗颜。

国人的陋习受到外国人指摘，让我想起一桩历史公案，就是旧上海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华事件。关于那块辱华标牌，近年来有不少讨论和考证，事情的原委已经很清楚。大体说来，这里边有两本账，一本是洋人辱华，这是主要的账，对此我们愤慨至极；再一本是游园华人文明程度低，陋习颇多，对此，我们反思得不够。

洋人设置辱华牌子，乃源于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出于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但一些华人逛公园时缺少公德，胡来乱造，也是诱因之一。史料这样记录：“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又记：“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又记：在公园里，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这些记录都是确凿的事实，并非哪个存心污蔑中国的坏蛋所伪造。

怎样看待洋人设置辱华牌子这件事？站在今天的高度，只是声讨帝国主义已经不够了，还应该做内省性的反思。实际上，民国年间已经有清醒的爱国者这样做了。

例如,有两位杨先生就曾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一位是伦理学家、文化启蒙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和岳丈；一位是反清革命家、法学家、文化名人杨荫杭先生，他是钱钟书的岳丈。

1913年，杨昌济先生写道：

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相形之下，判若天渊……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无湔洗之期。

在杨昌济的笔下是有两本账的，一是洋人辱华的账，一是华人“自取之”亦即自辱的账。对洋人辱华，杨先生视为“莫大之奇辱”；对一些华人入园的表现，杨先生则斥为“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在杨先生看来，洋人固然欺人太甚，但无公德之华人实也是自取其辱。他告诫国人，要想湔洗耻辱，只有改掉陋习，在文明水平上不让于洋人才行。

另一位杨荫杭先生，意见与杨昌济相同。1920年，他在《申报》发表了《平心谈》一文，说道：

他人之是非，今姑不论。试反躬自问，华人如果入公花园，果皆能不随地唾痰乎？果皆能不任意溲溺乎？果皆能不攀折花枝乎？果皆能不弃掷果壳乎？

华人自设公园须竞胜于外国公园……若咳唾生风，溲溺交作，则不如不设之为愈也，又若饭馆林立，妓女云集，亦不如不设之为愈也。外人榜其公园曰“华人不许入，狗不许入”，愿我华人一雪此耻也。

杨荫杭先生更是强调华人的反躬自省，他认为，要想雪耻，必须先改掉陋习，改掉那一大堆龌龊的坏毛病，亦即要想雪耻，先别自辱。对于华人自设的公园，杨先生告诫说，要想胜过外人的公园，必须先要在文明程度上取胜。

两位杨先生的意见，可谓既唯物，又辨证，乃至理也。他们都在告诉国人一个道理：只有自尊，才能自强，才能不受外人羞辱，才能与列强争雄。他们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正值列强横行中国，但他们没有只谴责列强，而是同时也强调国人要自省。他们是极理性的爱国者，是真正的爱国者。

两位杨先生的话，至今已近于百年了。然国人的陋习改掉了么？改了多少?大家心里其实都是有数的。最令人蒙羞的是，现在国外竟有些商店不许中国游客进入！这不还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只是没写狗字，没那么刺激而已。但这些商店又绝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开的。这真让我们无言，只能拊膺长叹。

提起中国游客的陋习，总让我想到“国民性”三个字。这些陋习，不是个别人的，而是群体性的，且是多发性的、顽固性的，这不能不让人考虑这是一种负面的国民性所致。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一书中认为，国人“私”的观念极重，而无公德观念，如苏州人家总是往屋后本已很狭窄的水道里倾倒垃圾，因为他们觉得水道是公家的，而公家的东西是可以随意占便宜的，是“有权利，没义务”的。费先生认为这种自我主义，与杨朱和儒家的一些理论有关，更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关。这种对国民性的分析，对国人“私”念极重的分析，可以移来认识中国游客的陋习。实际上，中国游客的陋习正与这种“私”念极重的国民性有关，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成因。这种国民性，与现代公民意识完全是逆向的。

不要一听到“改造国民性”就反感。这是鲁迅的主张，是许多清醒、赤诚的爱国志士的主张，这主张是对中华民族的真爱护。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优缺点并存的，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我族我民都是伟大的，但也不例外。鲁迅一生都在为改造国民性中之负面的东西做韧性之战。鲁迅敢于正视和揭橥国人的坏毛病并力促改造之，他的《阿Q正传》和大量杂文都是在批评国人负面的国民性。鲁迅特别反感那种粉饰家，认为那不是真爱国。鲁迅对国人缺点的猛烈敲打，促进了国人的猛醒，他被誉为“民族魂”，被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我看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曾听到某公侃侃发言，替在国外的中国游客随处大声喧哗辩护，说这是民族习惯、开朗之故，不像洋人低声细语那么阴暗。显然这是把丑陋当成了文明，而且是在侮辱文明。这种给坏毛病涂脂抹粉的做法，委实是在害我民族。

当今舆论界对于国人陋习的批评相当乏力，对于陋习背后负面的国民性以及其他成因的剖析就更谈不上。有人很反感鲁迅式的批评，觉得那是民族虚无主义，是与中国人过不去，甚至是居心叵测。他们昏然地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中国人民。

这让我想起当年批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桩公案。批评者的逻辑是，我们做丑陋的事可以，但你不能说“丑陋”二字，我有癞痢头不假，但你不许说“光”说“亮”，否则你就是伤害中国人的尊严。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不许说“丑陋”二字，说到底是为了面子。但究竟什么是面子，什么又是尊严呢？你在公园里胡乱涂鸦，任意涕唾，随意攀折花枝，旁若无人地脱袜子抠脚，这算不算丑陋，算不算伤了中国人的面子和尊严呢？

自省，鲁迅式的批评，其实并不可怕，自辱才最可怕，长了癞痢头不让说，又不好好治，才最丢面子，最伤尊严。

柏杨这本书，立意是正确的，无可挑剔，只是下笔用词狠了点，但也不过就像鲁迅说的，你开窗户他不许，便只好说些掀屋顶的硬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丑陋的中国人》与鲁迅杂文的立意相同。杨昌济、杨荫杭两位先生的言辞，也与鲁迅同调。

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其实正是一部自我纠错的历史。取消太监、惩办贪墨，禁用凌迟，剪掉辫子，解放小脚，废除皇帝，制裁汉奸，否定文革，查办苏丹红、地沟油，都是在自我纠错。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自我纠错、自我更新中得到升华，越来越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