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把一些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人人关注、需要全民参与的重大政策称为基本国策，目的是向全民进行国情教育，以便政策的顺利实施。我国已把实行计划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男女平等、科教兴国和对外开放等作为基本国策。这些基本国策都已经写入相关法律中，甚至写入宪法。这表明它们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甚至是长期都适用的；当然基本国策也不能过多过滥，只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而且，基本国策也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进入老龄社会，时至今天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近2亿。这2亿人口都是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前出生的，那时候老年人增加比较缓慢，每年不过几百万人，但从现在起进入老龄人群的都出生于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今后每年将有千万人口进入老龄。因此，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一两代人以后，我国老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4乃至1/3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今天的成年人和青年人都将生活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得多的社会环境中。这是我们不能够选择的境况，然而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化的矛盾，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公平公正和谐，如此，保持老年人健康长寿和较高的生活质量绝不是空想。现代生命科学和现代老年科学也给这种论断提供了充分的实证。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组划分标准，把44岁以下的称为青年人，45—59岁称为中年人，60—74岁称为年轻老人，75—89岁称为老年人，90岁以上称为长寿老人，这就是积极老龄化理论和政策立论的依据。现在全党全民满怀信心，努力实现中国梦，及时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动员和鼓励全社会都来实践积极老龄化是很有必要的。

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切实可行

人类认识人口老龄化现象不过百余年，经过对人口老龄化感到恐惧、悲观和束手无策的被动应对的局面后，许多发达国家先后出台各种各样的对策，诸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商业保险、高福利政策、慈善医疗、慈善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等。我国自古就有家庭养老的传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目标的提出，也极具价值。但是以往大多数对策，都带有被动应对的性质，认为人老了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把老年人“养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老年人看成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没有把老年人真正看成是社会的财富，认识不到解决人口老龄化归根到底要靠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没有看到老年人的衰老可以预防、延缓、减轻，其器官功能受损修复和康复、自理能力能够维持很久。现有的对策都很重要，但却常是囿于应对老年人某一方面提出的，而非从根本上应对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就是要从全面的视野来应对老龄化，把立足点放在发展上，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提高文化教育素质等等上；从人类的终身来考虑，提倡终身健康，重视终身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防微杜渐，重视终身安全和保障，重视终身教育，提倡终身社会参与等等。积极老龄化不是盲目乐观，而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调动老年人和所有人的积极性，全社会共同来应对人口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了，但是其深邃的内涵并不是人皆明白，还有待提高认识。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列入相关章节；在2007年《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维；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这都足以说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理论和政策上已经比较成熟，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切实可行。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近二三十年来，在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总结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逐步确定下来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和政策最早出现在2002年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并得到全世界的一致赞同；我国有关部门的人士和专家参与了讨论，他们的一些意见被采纳和吸收，后来写入正式文本，即2003年我国翻译出版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几百位专家学者进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并组织专家研究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在这两项研究基础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由此可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追根溯源，它是国际积极老龄化政策和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对老龄化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是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的升级版，这是一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也是同国际上最新的老龄理论接轨的。为了深入理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简单介绍如下：

积极老龄化的提出旨在应对个体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它以老年人健康长寿和保持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它是在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等基础上精炼出的新概念，力图更新人类在20世纪对老龄化的消极悲观思维，并总结出人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举措。积极老龄化把立论放在老年人的三根支柱“健康、保障、参与”上。然而这三根支柱并不是无条件的，要使老年人健康长寿和保持高生活质量，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老年人的健康、保障、参与都必须从终身来考虑，从小时候就应该有积极老龄化的意识。第二，三根支柱是老年人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不应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第三，需要各部门和各代际通力合作，支持老年人，才能够保证三根支柱的实现。

其实，积极老龄化的三根支柱和三个前提，在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已有充分体现。例如规定：“健全保障老年人的各项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把应对的重点从个体老龄化升华为应对群体（人口）老龄化，体现了重视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宏观方面的必要，是因为我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必须把老龄化和发展联系起来，为此，应在三根支柱下面加三块基石：“发展、和谐、共享”。 “发展”是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文明进步等等，“和谐”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共享”主要是指构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把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一项基本国策，攻难克艰，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是我国能够持续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

安民告示的需要。我国有相当多的老年人没有财产收入，处于财富分配金字塔的底层，他们对晚年生活忧心忡忡。虽然城市老年人大多数依靠社会保险金生活，但却担心通货膨胀和保险金难以为继等；农村老年人多靠子女供养、生活照料和护理，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中年一代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重；至于年轻一代，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许多人已经感觉到“四二一”、“六二一”的家庭结构的压力。因此，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基本国策，明确养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有助于缓解几代人的诸多压力。

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需要。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是人类社会的新事物，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因此，必须进行全民教育，否则就会陷入被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个体的老龄化，个体老龄化（或衰老）是可以认识，可以预防、延缓和推迟的，器官的功能是可以修复和康复的，人类可以把不能够自理的时间压缩得很短。许多人担心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担心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实人类应对老龄化归根到底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劳动力科学组织和提高人的独立性等等来解决。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人的独善其身，更要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根据。

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匹配的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最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国策，它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30多年来，我国少生育了4亿多人口，使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10%的高速增长，计划生育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30多年间出现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应该受到尊重，更应该分享发展成果，尤其是遇到困难应该受到照顾。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对这些家庭的支持和保障。我国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稳定低生育率和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计划生育国策配合起来，相辅相成，更能够创造良好人口环境，有助于顺利实现中国梦！

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氛围的需要。敬老、养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弘扬这种美德不仅依靠社会伦理和孝亲敬老的道德，还必须用相关的法律政策予以规范。大力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首先，明确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提高涉老部门的老龄工作者、在基层社会工作者，特别是老年专业服务人员和护理人员应该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老年护理和为老服务工作在全球都是最不稳定的职业，我国不可能靠高工资来稳定其队伍，若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那由此带来的使命感，将有助于稳定和扩大这一专业队伍。再次，我国敬老、养老、助老都需要有社会的各种慈善、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来参与，特别需要企业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持。在这方面，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基本国策，将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

提高我国国际形象和公信力的需要。为了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那时候，国内外都有人认为我国没有认识到或漠视人口老龄化问题，甚至有人断言中国将会栽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国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明确为基本国策，则表明我国认同和重视积极老龄化，用事实表明我国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关注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民生问题，有利于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