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工作者，一直都强调利用文献，沉浸在以探方、地层、器物为主要方法的考古发掘中，却很少有人说起书斋里的文化解读。然而我注意到，在几乎一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的历史上，行业内的专家，首先无一不是书斋里的文化解读的学者；我更注意到，行业外的作家学者藏书家，他们也多可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或博物馆学家。这里列举一些现当代作家学者藏书家文化解读成果对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工作的意义。这个应该引起文物博物馆工作者深思的人才培养走向的问题，希望今后多加关注。

在浩如烟海的文化艺术作品中，我以为值得流传的文章或著作，都是对一定文化的解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悲惨世界》、《笑面人》等，我都一再拜读，这些确实是人类的文化瑰宝。雨果把人与宗教、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解读得入木三分，发人深省。用长篇巨制刻画人心，解读法国或者欧洲世界的文化，雨果的境界，无论文人还是艺术家，这几百年来全世界难有比肩者。曹雪芹的《红楼梦》，以一个天才的渊博，把神州三千年的九界繁复，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曹雪芹像为这个过渡阶段插进了一把钥匙，对封建社会的崩溃所进行的文化解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工笔重彩画卷，让人刻骨铭心。民国时期，鲁迅用杂文与短篇小说，抛利箭、投匕首，企望刺醒亿万国民心灵中尘封已久的麻木，鲁迅式的文化解读——“改造国民性”，可谓中华民族精神的催化剂。

大文章大思想，是大书生大学者做出来的。雨果、曹雪芹、鲁迅们，都是树立在我们前面的思想文化标杆。现当代也有在各自地域或领域内的学者，续接着各自的前贤标杆，从事着一定的文化解读。

张中行穷40年工夫写成的《顺生论》，是当代学界对孔子《论语》的最好解读。日本汉学泰斗波多野太郎亦作如是观，不能不说是东方文化传统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对应。现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我以为张中行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导师。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三册奇文妙著，是对北京人文尤其是民国时期北大人文精神的绝佳解读，被誉为当代《世说新语》。20世纪后期北京街头书店的“张中行现象”，是对张中行特色文化解读的普遍肯定。张中行的著作相当丰富，生活相当低调，可属当代老一辈学人中文化解读的杰出代表，在文化大发展、倡导国学教育的今天，张中行是有导向性的人物。张中行虽没有考古文物专家之名，然确有其实。

作家老舍、苏叔阳等人用小说对北京市民风情文化的解读，单士元、朱家溍、罗哲文等对故宫及北京建筑文化的解读，侯仁之对北京历史地理文化的解读，都被学术文化界认定。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即便有一大班文人学者，也可以把文化解读的文章长期做下去。仅仅一个琉璃厂，从民国到现在都不得了。孙殿起、金受申、陈重远、姜德明、翁偶虹、邓云乡等人，无论用贩书买卖古董记事抑或其他的形式，写厂甸书肆的文章著作，足可以堆成一座小山包，这种众人解读的情形，是琉璃厂一道历久弥新的风景。刘育新10多年前的小说《古街》，是今人对民国时期琉璃厂古董商人最好的文化写照，得张中行、朱家溍、王世襄、史树青等京华文化大师极力推祟，尽管已出过4个版本，至今仍然脱销。在当代中国文物专家中，刘育新是中国文物市场行当内文化解读的一位最优秀的学者作家。

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解读的内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丰富得多。当然，北京以外的文化解读，也有各自特点。如冯骥才由天津延伸至全国各地，近几年表现得异常活跃，且对其他许多地方产生一定文化解读的辐射性，启发了很多人。看来地域文化解读的事情做得出色，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与文化资源整合同样的效果。

陆文夫在苏州，以几部长篇小说与一本《苏州杂志》解读苏州文化，其意义不亚于苏州经济发展在全国领军的荣耀；陆文夫之后，以王稼句为代表的苏州文化解读学者群的成果，不仅让苏州文化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还为苏州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锦上添花。

王旭烽坐镇杭州，以茶文化研究的“三部曲”丰富了杭州的文化解读内容，也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解读。我的朋友万伟成，原本就是文史考古专家，18年前在中山大学读古典文学博士期间，用古文写酒文化的博士论文，之后又写了《中国酒道》、《中国酒经》、《中国诗酒》、《中国酒令》、《中国酒文化》等一系列解读中国酒文化的专著，在海内广为发行，影响很大，人称“中国第一酒博士”，名副其实。在茶与酒文化解读方面，王旭烽与万伟成，原本都是文物博物馆系统的专家，亦可谓两根标杆。

我也非常关注扬州。80多岁的扬州人丁家桐，就是很了不起的当代扬州文化解读的代表。丁家桐先生的学问与文章，仿佛都有过人之处。你看看，《桑梓笔记》小文章，多道理，人人夸奖。扬州有运河，他就从隋炀帝开始，全面地研究运河。扬州有八怪，他不仅研究八怪，八怪的人生传略几乎可以包揽，甚至与扬州关系不算特别深的八大山人，也要为之作传。尤为奇特的是，丁先生还上溯至明，乃至唐宋，把扬州的各种文人艺术家尽收胸中，其文化解读的贡献，真是奇特。扬州地域文化及专业文化解读，能抓住自己特色的，还有韦明铧，利用原有扬州文化研究成果，步步深入，著述多多，不愧为地方文化研究所的领头雁。目前中国大运河正紧锣密鼓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恰是以扬州为中心，绝对不能少了这批扬州的地方文化专家的解读。

镇江作家、艺术家王川，尽管其涉猎中外艺术研究写出了以石鲁为题材的《白发狂夫》，并译成外文，但我以为，他的《千古江山》很像镇江的地方通史，《镇江史话》仿佛就是镇江的文化脉络博物馆。王川是当今作家学者藏书家中解读地方文化的白发夫子，也是当代中国一个奇特的编外的美术考古学家。

近几年，浙江省诸地在地域文化解读方面也有很好表现。如绍兴杜文和，在写了多篇小说后转入绍兴地方文史研究，解读绍兴文化，出书一摞；后来转到杭州，又同样有类似丰硕的成果，这是作家利用文学功夫当学者的典范。金华如果没有诗人方竟成，金华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工作就没有那么扎实，金华文化这些年肯定也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宁波人经商赚钱有名，却不喜张扬金钱财富。宁波人把财富积聚归结于宁波的文化理念，他们以天一阁为基点，打藏书文化名片，为浙东学派特别是王阳明理学自豪，追溯“海上丝绸之路”与将后宁波社会全面发展的思维体系。宁波的整体社会文化解读，是别具一格的。

流沙河、魏明伦分别在成都与自贡，对地方的诗联措辞严格把关，其文化解读的成果亦令海外文人学者刮目相看。四川“三苏”故里眉山县，有100多位诗人，用建设“中国诗乡”来解读地域文化，为苏东坡们争了光；还有新近几年的“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群体，不能说不是对眉山文化的别样解读。

湖南省的学者藏书家的文化解读，有几位做得非常出色：岳麓书院的邓洪波，还有已故的诗人江堤，他们把湖南的书院文化研究推上了中国书院研究的顶峰；何光岳收藏10余万册珍贵图书的四层藏书楼，成就的不是一个藏书家，而是一个文献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有湘西小城凤凰，不管风景多美，倘不是已故的沈从文与健在的黄永玉，恐怕今天不会有那么热闹。

贾平凹、陈忠实，于西安或陕西，是西北部地方文化解读的权威。贾平凹的《秦腔》，不仅仅是小说，更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的解读专著。陈忠实因为一部《白鹿原》，在2006年即被邀请为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文化发言人，我以为这是有前瞻意识的博物馆人对作家价值的上好认定和利用。

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我只读过《红高粱》、《檀香刑》及《蛙》三部长篇小说，在我看来不仅仅是高密县东北乡他身边的人和事给了他取之不尽的文学艺术源泉，而且内中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知识，对我们文博行业的人尤其有用。

当代中国地域文化解读，在我看来成果最突出的要算南京薛冰。薛冰是藏书家、学者作家。薛冰写小说、书话，当然不错，中国能为者不少。但薛冰近年对南京地域文化的解读，则以其完整性与系统性尤其令国内读书学术文化界注目。《家住六朝烟水间》，是继黄裳先生《金陵五记》之后，解读南京文化的最佳读本，不仅被读书界认可，且引起南京市及江苏省诸多部门及高层领导关注。薛冰的这种文化解读，对今天南京社会发展起了理念引导作用。“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之《插图本》，对明清两代南京及其他地方插图本图书的印刷出版，进行了十分专业的文化解读，是读书界、古籍善本书收藏研究家及地方文献专家的向导书。小说《青铜梦》与《城》也都是对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双料的文化解读。《金陵女儿》写历史上在南京活动的知名女性，薛冰用史料对比，解读历史上发生的故事，用一个人文学者的眼光审视历史生活场景，用现代社会发展理念去评判千秋功过，站的高度不一样，其考据的功夫及独到的见解，当代少有比肩者。薛冰还有多部著作面世，无论写读书，写历史人物，写人写事，都有丰厚的地域文化解读思考。薛冰是当代站在地域文化解读浪潮前头的人物。

地方的文化解读，也有很多的欠缺。上海的地方文化解读，似乎与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地位相去甚远。王安忆用小说解读上海市民文化，有点类似当年的张爱玲，延续着上海那点趣味。上海在文物考古不甚有特色的情况下，更不能缺乏地方文化整体的人文大解读。上海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好像还出现得不够。重庆、武汉、沈阳、广州、济南、郑州等不少发达便利的大城市，也都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化解读，成为这些地方文化的遗憾。在地域专业文化解读方面，我认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敦煌学研究的成果相当出色。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藏族总人口不足300万，生活环境艰辛，但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多么丰富和雄厚；而敦煌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又差，研究专家并不多，却都能作出有国际影响的文化解读，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与藏学、敦煌学并称中国三种特色地域文化研究的徽州学研究，地处交通便捷、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好的徽州，其文化解读成果却与藏学、敦煌学研究无可比拟，至少徽州区域内文房四宝研究没有相当成果，值得认真反省。

中国当代一批文人学士对文化的解读，对读书学术界、历史文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学术繁荣与文化进步作出了贡献。现在很多地方在考虑城市建设时，都比较理智地关注到了当地的文化定位。南京市是较早地提出“文化南京”的城市，随后很多城市甚至欠发达的城市，都喊出了类似的口号，并各自都在设法提升自己城市的文化形象。但发掘地方文化，一定要有相适应的地域文化解读人才。一个地方倘若有一定的文化积淀，而没有一定的文士能够很好地开展解读工作，可能这个地方文化的发掘与地方经济发展就要失衡。宋至明代，江西文化繁荣，书院多而且有高度，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豫章书院在国内都非常有名，现在书院文化研究却远远落后于相邻的湖南，致使江西的书院文化考古与文献整理滞后。《滕王阁序》里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本来就是形容南昌、江西的，江西历史上也出过不少高尚的文化人才，可现在南昌以至江西在解读地域文化方面就非常缺乏人才，这是江西文物博物馆事业最大的遗憾。读书人是否都应该像近几年的冯骥才先生那么热心，像薛冰先生们那样用功，投入到文化解读行列中去。

王蒙先生过去在文化部长任上，特别强调“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上述的文化解读人，很多不是文博行中人，然他们却都是博物君子；我们现在的文博或文史工作者，倘若对此麻木不仁或无动于衷，对本身所从事的文化遗产研究极为不利。对一个地方或一个门类文化的解读，无论如何也得从读书来。然而，但凡能够良好地进行文化解读的文化人，没有一个不是读书藏书写书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文博行业内同仁和学术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