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我送李重庵副主席返京，途中聊到民盟的干部，他说有的人有味道，有的人怎么看也没味道，最后我们就把这种味道定名为“盟味”。民盟甘肃省委专职副主委周鹰说过一段接站趣事：由于刚换届，许多人是新面孔，但他不用牌子，可以直接从到达甘肃的旅客人群中把民盟的人都找出来。果然，除一位广东代表他没认出来，其余代表都被他找出来了，堪称传奇。事后他也这样说，民盟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咀嚼盟味，回甘悠远，思绪拉回了29年前……

懵懂入盟

1984年夏，我在山东地质局一大队研究室工作，掌管着一台佳能400复印机，经常偷着给哥们儿复印个证件之类。一日，在局里工作的兵团战友领来一位老同志，说要复印点儿东西。这位老同志叫刘韬，是位老师，还是民盟盟员。全家人都在美国，就他一人在国内。闲谈中，他问我是不是知识分子？我说不知中专毕业的技术员算不算？他说技术干部都是知识分子。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民盟，并告诉我，张澜先生是民盟盟员，闻一多、李公朴是民盟盟员，还有华罗庚、钱伟长、费孝通也是民盟盟员。我说好啊！当时就用复印纸写了入盟申请书。刘老师走后此事就放下了。

时至深秋，兵团战友告诉我说，你的组织给你来信了。我问信在哪儿呢？他们说昨天还拿它垫东西呢，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于是大家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一张满是油渍的信纸，上面还盖着民盟省委组织部的红印章，内容是约我到民盟面谈。后经王益周、隋吉祥介绍，我加入了民盟，批准时间算作1985年1月。之后我和朱铭、赵培恭、牟迅、何寿亭等一批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民盟省委举办的新盟员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每个人都要介绍自己为什么入盟。我的发言是：因为三条原因，我加入了民盟。第一是民盟的前辈有张澜、费孝通、闻一多、李公朴等，还有抗日七君子；第二是我表弟所在的中学有很多盟员都是特级教师，高考辅导班的入学率很高，我知道民盟这些老师都很棒；第三在法院布告判刑的名单中，有党员、有团员、有工会及各行各业的干部，但是惟独没有发现一个盟员。正因如此，我加入民盟。

当时满头白发的阮文涛说，在小张身上我看到了民盟的希望和未来，庆幸民盟后继有人啊！那年，我29岁，是全省最年轻的盟员。1985年9月，我调入民盟山东省委机关工作，在入盟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以省地质局第一个民盟成员的身份，先后发展了近40位盟员，70%是高级工程师。

思考说话

1988年春节，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到党派机关拜年，我就对时任民盟山东省委主委的吴富恒先生说，省委领导来了我要当面提意见。吴老问，你提什么意见啊？我说，为什么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快10年了，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为什么可以盖高档办公楼？吴老说，你千万不能乱说话，今天是拜年，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他用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手，一直到领导走了以后才松开，惟恐我冲动乱说话。事后我对吴老说，当年你和老书记谈事，你坐着他站着，现在你对他有什么话不能说啊？吴老慢悠悠地答道，我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我不能什么话都说。转眼到了1990年，万里委员长巡鲁，吴老在座谈会发言中提到，都说民主党派是个花瓶，这个花瓶也应该有个搁的地方。这个意见得到其他党派负责人的附议支持，万里委员长这才知道山东的民主党派没有办公地点。当他出南郊宾馆往北走，看到路边有一栋黄楼，用手一指，对省委书记说，我看这楼给民主党派办公就挺合适。1991年，全省各民主党派机关搬家，到省地税局办公楼办公。历经修缮、翻盖，延用至今。

1988年换届，我认识了冯之浚副主席，当时他是社会上闻名遐迩的“冯大胆”。他说过，我向总理要求成立报警局，只要哪一个经济领域出现问题，我就负责亮红灯。他还说过，中国的文化是秧歌文化，走两步还得退一步。他又说，高速公路上堵车大家不要郁闷，大货车拉的是生产力，小汽车里坐的是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大家才有好日子过。如果高速公路上跑的全是小汽车，这个国家不会有大的发展。那一年，他代表民盟中央参加民盟山东省委的换届，当时盟省委也执行了费老的意见实行差额选举，会场上的民主气氛十分热烈。吴老想请冯先生说句话，以保证名单上的人都当选。冯先生说我来的时候费老没交给我这个任务。结果选举中专职副主委落选。

在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张梅颖副主席公开批评政府在收入分配调整上宏观不作为，并强调在国企垄断行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官方改革的勇气比政策更重要。她毫不客气地指出，解决收入分配，关键在政府，而国家收入分配体系很不健全，关键在宏观领域不作为，“我对这点意见很大”。她还严辞指责很多垄断行业的国企，“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张梅颖副主席是继李金华之后，又一个批评政府不作为、国企不负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与一团和气式的“参政议政”大相径庭，颇有乃祖张澜先生之风。

孔令仁大姐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个著名发言，(政协委员)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还是不说，说！风格很像“三句半”，一时间脍炙人口。吴富恒先生在蒋南翔当教育部部长、朱开轩当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期间，曾公开批评他们是“清华香肠”。此后的几位山东民盟代表人物，担任大学校长的朱铭、温孚江、韩圣浩等，也曾先后在全国“两会”上对教育部提出尖锐批评。可见，民盟人说话坦诚、率真是有传统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北京交通问题与彭真激烈争论。他断言，50年后，北京这种模仿克里姆林宫摊大饼式的道路格局，必然会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如今历史已证实梁先生的预言。在改革开放时期千家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激情发言30分钟赢得了30多次掌声。在三峡工程论证中，民盟同志提出许多中肯的反对意见，从目前暴露出的问题看，将再次证明民盟同志的远见。

民盟人的说话特点就是尖锐，不会看别人脸色。在国民党执政时，由于民盟坚决跟共产党走，许多盟员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有些人甚至流血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盟员由于崇尚正义、敢讲真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罹祸。这是前贤用悲怆人生谱写的民盟特点。他们都有养尊处优的条件，何必非要如此呢？因为他们有高尚的人生价值追求，他们有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

体会做事

民盟做事有自己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然而有些人认为费老身为民盟中央主席，这是在放弃政治责任。历史证明，在顶层设计、政改滞后的现实情况下，费老的这十二字可谓是高瞻远瞩了。更可贵的是，费老的这些观点被执政党所认同接受，胡锦涛同志多次提到费老这句话。

上世纪80年代初，民盟中央和省市工作机构中增加了一个部门，叫作“社会服务部”，当时也受到相当大的质疑和反对。有人认为，这个名称很容易和军人服务社相混淆，像个卖肥皂、牙刷、毛巾的供销点。历史证明，社会服务这个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社会学理念。最近李克强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引用社会服务这个说法。

在80年代初，吴富恒先生就提出要学习美国，大量举办社区学院，把职业教育这条腿拉长，让大批的孩子通过职业教育走上就业岗位。他还呼吁，要尽快普及计算机教育。历史早已证明这些呼吁的时代价值。90年代中期，吴老就呼吁把山东率先建设成文化先进省，他还亲自参与社会办学，创办了5所社区学院性质的民办大学。

青岛的曾呈奎院士，在海洋经济领域建树颇丰。从耕海牧渔到海上山东再到蓝色经济区，方方面面都凝聚着曾老的心血。

黄河三角洲开发，是80年代末姜春云省长邀请民盟费老、钱老等到黄河三角洲数次考察，民盟中央给国务院提出建议，最近列入了国家战略。

在温孚江主委的全力推动下，2013年6月18日，国内第一个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山东农业大学成立。这标志着山东的科学家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面对大数据时代挑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时值民盟山东省委会建立50周年，回顾民盟所做过的事情和提出的主张，感触良多。浓郁的盟味，使民盟成就了一支团结有力、成绩斐然、坚定可靠的参政党队伍。温孚江主委认为，现在民盟的各级领导人，大多不再是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旗帜性人物。民盟体现参政党特征、发挥参政党作用，就必须汇集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做好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