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爱国从政与学术研究构成其人生主线。尽管社会职务颇多，活动繁忙，但费老终其一生，却能著作等身，在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领域研究硕果累累，提出极有建树的理论与观点。特别是其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更是对我国多民族发展理论，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文化自觉”思想的内涵

20世纪末，随着冷战的终结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来临，费老将“多元一体”理论升华，进一步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思想，即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如何形成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从而走向世界大同。

而最能体现费老“文化自觉”思想深邃内涵的，即是他那广为人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他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世界上各个群体大多是处在封闭状态之中，自给自足，自我发展，互不关联，这就是‘各美其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各个群体各自有各自的传统价值标准，而且都是认为只有自己的标准是美德，排斥别人的价值标准。自从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跨进20世纪以来，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被交通、通讯等联系了起来，被捆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在这个阶段上，如果还只抱着‘各美其美’的心态就不相适应了。整个世界格局要求人们不应再惟我独美，不应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标准行事，不然就会引起群体间的矛盾和纠纷。当前我们就身逢这种处境。在这种处境下，必须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就是要容忍不同价值观点的并存，并做到别人觉得美的自己也觉得美。力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不要求别人‘从我之美’。至少要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渐靠拢。这样才在心理上能接受不同群体的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美人之美’是和多元社会相适应的心态。有了‘美人之美’为基础，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通过加强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就是说已经被捆在一体中的人们能有一套大家共认的价值标准，人人心甘自愿地按这些标准主动地行事。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中国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费老对“文化自觉”思想的阐述，体现了他对充满动荡的世界的未来的深度思考，并且表达了这位人类学与社会学宗师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展望。

“文化自觉”思想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作为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文化自觉”思想从文化这一维度解释了世界各文化群体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并对其如何和谐相处提出了合理并积极的建议。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拥有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背景的民族群体通常组成各自的国家，而国际关系的主体正是由这样一些文化形态迥异的国家所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活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即构成现存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自觉”理论对于国与国之间，特别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群体或国家之间建立正常关系，构建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文化自觉”思想有助于建立文明的国际秩序

首先，“文化自觉”思想反映了一种文明的人文理念，它要求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即为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应正确认识自己，摆脱民族本位主义，容忍多元价值观，也就是避免仅以自己的价值观念为惟一正确的行为准则。观当今之世界，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武力争端与矛盾固然有其各自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某些国家奉行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与文明优越理论，他们或自视本群体文明优越，或强调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或偏执地只信奉一种价值观，或顽固地认为自己的政经模式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否认其他国家与民族探索新发展模式的合法权益，这种独断专行的处事方式导致地区冲突与纷争不断。

“文化自觉”思想的先进之处，即在于它深邃的内涵中的文明、客观与道德性，即各族群（国际关系中应为国家）彼此相处时不但要考虑自身利益，同时也要照顾到他人的感受与利益，它实际上反映了源自中国古老儒家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强调国与国之间行“王道”，反对“霸道”。这种理念不仅有利于反对霸权，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同样也有利于保护国际社会中弱小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因而有利于建立文明的国际秩序。

“文化自觉”思想有助于缓解并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与矛盾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觉”理论强调各群体在相处中应多包容理解，和平共处，每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均应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显而易见，这种多元包容的思想在国与国之间处理彼此利益冲突与矛盾时主张善意与宽容，它有助于各国缓解因民族、种族、宗教、历史、领土与资源等问题产生的争端与矛盾，促使各国设身处地思考对方与己争执的核心根源与纠结点，从而为矛盾和平解决创造条件，达到改善双边关系，直至最终求得和解的目的。

实际上，国与国之间包容理解，理性处理彼此间冲突与矛盾的范式不但存在，且为他国树立了榜样，这就是二战后的法德关系。历史上，法德两国曾经是世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双方数次兵戎相见。然而二战后，有远见的法国领导人戴高乐与德国总理阿登纳，在主导本国政坛时，深思远虑，在处理两国历史与领土问题上捐弃前嫌，互相尊重，双方在最初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基础上，不断深入彼此间的合作，促进了“欧共体”的建立，最终演化成欧盟，使之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这一范例说明国际关系中有着利益冲突的不同国家只要能互相包容、理解，尊重彼此核心价值，客观公正地对待另一方利益，完全可以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

反观中日关系，近30年来之所以曲折多舛，完全系于日本政府之短视政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武力拓张政策，数度侵凌中国，这种强权武力政策给中国人民，同时也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后，中国历届政府均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但日本政府仍未放弃军国主义的历史观，反视中方的顾全大局为软弱可欺，一再得寸进尺。从在任首相公开祭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挑衅，到以国家名义购买其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钓鱼岛事件，无不映衬着日本国扭曲的历史观与对华政策。

故此，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只有采取包容理解、求同存异的方式对待彼此间的争端与矛盾，才能有效地化解双方的分歧与争执，才能像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说过的，“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任何只强调己方而罔顾他方利益的做法，都是与构建和谐世界背道相驰的。

“文化自觉”思想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有效补充与完善

1954年，中国政府在与印度关于西藏问题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缅联合公报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在与各国交往时，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公报中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申述，这五项原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

但是也应该看到，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雅尔塔体系终结后，国际关系格局与内容出现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内容开始淡化，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开始加剧。根据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的观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的非洲文明；其中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冲突最为严重。亨氏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文明的冲突”，权力中枢正在从数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因之，可以说世界正在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世界。

尽管亨氏“文明的冲突”理论有其夸张成分，但进入千禧年之后，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加剧的确成为国际关系新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美国在中东的两场战争即是这种冲突的典型例证。对此，我认为“文化自觉”思想在处理不同文明（用亨廷顿的话即是“放大了的文化”）体系国家之间的冲突与争端方面较传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为先进完善。首先，传统国际关系准则，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军事实力与地区霸权等方面对国际争端进行分析阐释的，这显然与新时期国际冲突带有的强烈文明色彩有偏差，也欠缺说服力。而“文化自觉”思想则以文化视角来认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对不同文明体系国家间的矛盾与问题之根结，即文化差异（价值取向、宗教观念、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分析与认识更切合要点。其次，“文化自觉”思想主张，当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时，各族群彼此平等，多元包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交流融合，共建和谐，这对于解决不同文明体系国家间的争端与矛盾更具进步意义与文明性，因为它将解决各方冲突与争端的原则上升到文化自觉新高度，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国际关系准则在此方面更多依赖国际法的强力。解决国家间的冲突与争端既需要依靠国际法，同样也需要各国间彼此的善意与包容，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自觉”思想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有意思的是，亨廷顿认为未来“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需要重建国家秩序。尽管这种秩序要由美国主导，以联合国为舞台，但亨氏同样认为作为行为主体的各大文明应通过其核心国代表，按照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共同协商方式处理国际冲突；同时各行为主体在共性上应相互学习、融合，在特性上相互尊重。应该承认，这与费氏“文化自觉”思想中强调的价值多元和包容是有着某种一致性的。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国际舞台上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这一概念。同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他指出：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揆诸胡温这两次重要的外交政策讲话，我们会发现，其精神深刻体现了费氏“文化自觉”思想的内涵，它反映出一个新兴大国对未来世界发展道路的一种哲学观念与价值取向。纵观近代各国兴衰历史，先进的文明理念与价值观对于一个大国崛起的影响力是不可或缺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正在日益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此时，深入吸收传统文化之菁华，汲取现代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创建先进文明的价值观，并通过国家对外政策在国际交往中广为传播，对维护与改善国家对外形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此观之，深入学习与研究“文化自觉”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