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扩大交流合作,共同振兴中华”为主题的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了19项“共同建议”,这一丰硕成果给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促进国共合作直至实现祖国统一的志士仁人增添了继续努力奋斗的信心。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张志军指出:“19条‘共同建议’也都着眼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增强两岸同胞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两岸一家亲’理念,共同应对外部挑战,共同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竞争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两岸同胞既然是“一家亲”,岂有长期“分居”之理?因此,“祖国统一”这一永恒话题,再次引发有心人的深思。笔者认为,由文化的特殊功能和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化现状所决定,文化认同是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
正确认识文化变异现象
从历史角度来看,台湾海峡两岸传承的都是中华文化。经过五千余年积淀的华夏文明在大陆和台湾根深叶茂,蔚为大观。然而,主要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华文化在台湾海峡两岸已经出现了遗憾的变异现象。
对文化变异的研讨首先还得从变异的概念谈起。“变异”原是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指生物机体的结构或功能发生可观察到的变化。这一术语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用来描述固有社会现象或精神范畴发生的改变。文化变异是指文化发展过程中个体或群体文化改变其固有表现形式或偏离历史传统的现象。文化变异并非一定是坏事,文化的多样性盖出于此。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地方言层出不穷即是一例。人们已经渐渐学会通过文化的变异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然而,文化变异带来的未必都是正向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变异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造成文化变异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和外部两大方面。某种文化自身的性质与特点是文化变异的内因,而环境(包括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则是文化变异的外因。考察其原委,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化变异现象主要是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影响造成的。
中华文化在两岸变异的最集中表现是文化载体——汉字的变异。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将汉字简化提上了议事日程。1954年开始筹建国务院下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推行“简化字总表”,此后以简化汉字为首要内容(另外两项内容是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汉文字改革运动在大陆地区逐步推广,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基本普及并取得显著效果。然而,在台湾,在香港和澳门(当年英国、葡萄牙的管治地区,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一直沿用原有的汉字表现形式(即繁体字)至今。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显然是不尽相同的两个系统。尽管台湾海峡两岸传承的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已经出现了二元化的分异现象,带来不便且暴露出一定弊端,甚至有碍于祖国统一。
汉字变异已经造成负面效应,因为表现形式的差异首先造成辨识上的麻烦。自幼在大陆或港澳台地区长大的年轻人因所受教育的限制,往往只会辨识简体汉字或繁体汉字,一旦到另一个环境中去学习、工作、生活,竟然会在母语辨识中遭遇困难,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即使学习了一点中文,在海峡两岸不同地区应用时也会遇到不少麻烦。有鉴于此,看来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还得同时开设简体字和繁体字教学的两种版本。
更麻烦的是表现形式不同带来的内涵差异。众所周知,有不少术语、习惯用语甚至生活用语,在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两个不同的系统中,表现形式是不同的。IT领域的“计算机”与“电脑”、“网络”与“网路”、“软件”与“软体”、“鼠标”与“滑鼠”等术语的差别,就是众所周知的案例。甚至同一人物、同一事物的译名,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差别。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Reagan,在大陆译作“里根”,在台湾译作“雷根”,而香港和澳门则译作“列根”。不知情者可能以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是不同的3个人。至于港澳媒体中出现的人名“碧咸”,恐怕大陆与台湾人都很难将它与英国著名球星“贝克汉姆(Beckham)”联系起来。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2003年春季“SARS”流行,大陆方面将这种危险的传染病译作“非典(非典型性肺炎)”,而在它的首发地香港则译作“沙士”(澳门沿用香港的译名),因为与一种饮料同名,所以台湾方面将它译为“煞”。此类因汉字表达形式差异引申出的译名变异,给政治生活与学术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与汉字变异为两个系统有关,汉语词汇也出现了割裂和分异现象,有一些词汇只在某一个汉字(繁体字或简体字)系统中使用和适用,对惯用另一种汉字系统的人来说就显得陌生甚至不解。2013年9月台湾方面发生的王金平“关说”事件,以及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涉嫌“僭建”事件中的两个关键词“关说”与“僭建”,大陆民众初次读到时无异于一头雾水。近期在大陆也开始使用的“愿景”、“福祉”等词汇,正是在国共两党领导人再度握手后才逐渐流行的。
正视中华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异现象,正确认识并认真对待这一现象,力求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消除其负面影响,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以文化认同克服文化变异弊端
文化变异的弊端之所以需要克服,是因为文化变异倘若不及时疏导和弥补,就可能导致文明的冲突。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他还进一步发出警示:大规模的拉美裔移民使美国日益分化成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模式为人们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了新的框架,因为“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世界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更应如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加强文化认同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理论依据。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要想通过文化认同来克服文化变异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首先要对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色达成共识。通俗地说,就是要解决“什么是中华文化”这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中华文化是指“以华夏文明(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海外华人华侨继承并创造的文化以及国内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回族文化、壮族文化、苗族文化等在内的中国56个民族文化的统称。有时以华夏文化代称”(见百度百科“中华文化”条目)。
基于上述认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应当对源远流长、以汉文化为主体、包容各民族文化精华的综合体系——中华文化达成共识,找到文化认同的共同基础。“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我们不妨将“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称之为“民族精华”,因此,可以将“文化认同”概括为“对民族精华的肯定性体认”。
正是有了对民族精华的肯定性体认,才能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仅以爱国主义为例。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正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对爱国主义的一致认同,所以海峡两岸自古以来就不乏为抵御外敌入侵而英勇奋斗甚至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以郑成功、林则徐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超越了台湾海峡的隔阂,成为两岸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当居心叵测的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的时候,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保钓人士联合行动,驾船驶向钓鱼岛宣示主权。这表明,在共同体认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因汉字变异引发的弊端早已荡然无存了。
正是有了对民族精华的肯定性体认,才能建立起心灵沟通的精神纽带。海峡两岸民风民俗的一脉相承正是心灵纽带的例证。过春节,闹元宵,庆端午,聚中秋,重阳登高,除夕守岁,不分性别、年龄,凡是中国人都习以为常且乐此不疲。宗教信仰的例子就更加典型。例如,妈祖崇拜于北宋时期发源于福建,进而传播至海峡两岸、我国其他沿海地区,甚至漂洋过海,成为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现时海峡两岸四地都继承了妈祖崇拜的传统。近年来,前往福建莆田湄州的妈祖庙朝圣的人数每年在100 万以上,其中台湾客人就超过10 万人。澳门在路环岛建立了妈祖文化村,竖立了世界上最高的妈祖雕像。台北市每年举办台湾妈祖文化节、妈祖文化展,都越办越兴旺。两岸四地的学者还经常举行妈祖文化研讨会,商讨深入研究妈祖文化的有关合作事宜。妈祖信仰已经成为海峡两岸民众有机联系的感情纽带。不难看出,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对民族精华的肯定性体认将有效地克服文化变异的弊端。
以文化认同促进和平统一
文化认同更重要的功能在于维护持久和平进而促进祖国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500 余年的春秋战国期间,华夏大地曾经出现政治上诸侯争霸、军事上连年战乱的社会动荡局面。思想文化领域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但因此也造成了各行其是的文化多元化状态。以文字为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使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文字,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带来诸多不便。当时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一些在各诸侯国流行的其他文字同时通用,后人将它们统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深感文字多元化的弊端日渐彰显,遂授命丞相李斯推进文字规范化工作。李斯对大篆进行了删繁就简的处理,淘汰了不少随意使用的异体字,创制了字形匀称整齐的小篆(亦称秦篆)。小篆字体的推广普及是汉字规范化的基础,也是我国文字统一的开端。这一举措对于巩固国家政治统一的局面、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后两千余年间,汉字虽历经演变却万变不离其宗,一脉相承而沿用至今。以汉文字的稳定性作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统一现象,无疑是祖国统一的有利条件和重要保证。前人的成功经验为后人树立了学习仿效的榜样。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经济的腾飞必然伴随文化的繁荣。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文化引领世界潮流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文化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将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共同选择。
通过文化认同促进国家统一,首先要形成共识。只有对于文化变异的弊端、本民族的文化精华,以及文化认同的意义与作用有了比较一致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心有灵犀且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通过文化认同促进国家统一,更重要的是行动起来。海峡两岸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携手联动:
共同传播堪称民族精华的文化艺术瑰宝。在传承五千余年而流传至今的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有无数稀世珍品,既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成果,又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上世纪中期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珍宝被分藏在海峡两岸的不同地方(主要指大陆和台湾),给观赏者带来一定的遗憾。如果海峡两岸从文化认同的视角使这些因人为因素被割裂开来的珍品“破镜重圆”,无疑是弥补历史遗憾的好事。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就因偶然事件而被分割成《无用师卷》和《剩山图》两部分,分别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收藏。2011年6月,《剩山图》送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无用师卷》合璧展出。至此世人才有机会欣赏完整的《富春山居图》。今后两岸有关部门可以进一步扩大合作内容,遴选更多的合作项目,共同向国际社会展示民族精华,让中华文明之光普照世界。
共同弘扬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华道德理念。中华民族在数千年辛勤劳作和休养生息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高尚的道德理念即为其中之一。华夏子孙的勤劳、进取、节俭、善良、平和、孝悌等美德,一向为世人所称道。内地在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要求“继承和弘扬优良道德传统”,并且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守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台湾也有类似的风气,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经说过,“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由此可见,海峡两岸的道德理念存在许多交集,那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普世价值。两岸可以就弘扬传统中华道德的问题成立相应机构,探讨共同将中华传统道德发扬光大的指导思想与工作方式,将先进的中华道德理念向全世界传播。
甄别现有的两个汉字体系,设法将简体字和繁体字合二为一。目前在海峡两岸分别流行的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也各有利弊。与简体字相配套的汉语拼音方案,则具有方便灵活且与世界接轨等优点。两岸有关部门在接触交往过程中都表现出尊重对方、向对方靠拢的姿态。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期,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先生就曾推动用汉语拼音为台北街道注音的活动。不妨由两岸专家联合成立汉字统一的专门机构,对现行的简体字、繁体字系统进行检验,对有简体和繁体两种字形的汉字作出甄别,确定其中的一种形式作为流行形式。与此同时,还可以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外来词汇的汉语译名统一工作,同时编纂两岸共享的汉语词典类的工具书。这样就能将简体和繁体汉字逐渐合二为一,成为台湾海峡两岸以及全世界华人统一共享的文化载体,为国家的最终统一奠定基础。
另外,还应当积极推动台湾海峡两岸在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更广泛、更彻底的交流,有目的、有意识地促进两岸在出版、文博、电影、动漫、演艺、旅游、会展等行业内的合作与融合,让两岸人民在文化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为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共识奠定基础。
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从文化共识做起,为海峡两岸的长治久安友好共处,为国家的最终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腾飞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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