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大无边际的问题，任你如何博雅睿智，都无法一言以蔽之。

我只就个人之想法，略陈固陋如下：

中国之哲学，我指的是2500年前至2300年前东方流传的原创期的哲学。雷海宗先生上溯之，云源流有二：“史”与“筮”。“史”指《书经》洪范、尧典、舜典、益稷、皋陶谟、大禹谟，以至此后三礼、三传、孔、孟，其中形而上的部分不多，不是纯粹之哲学，包含着入世的原则；而“筮”则指从原始的“索藑茅以莛蓴”的巫术到传说中伏義之八卦，以及大体可视为史实的文王之八卦，传说中夏之《连山》、商之《归藏》、周文王所演之《易经》。雷海宗先生称之为“前哲学”，而纯粹之哲学则指《老子》。中国哲学产生之根据，我以为有三：（1）经验主义的，人们经千百代积累起来的冥思；（2）感悟主义的，人们寂然凝虑，忽有彻然通透之妙悟，虽语焉恍惚，却不能视为臆说；（3）归纳主义的，归纳是一种方法，而称“主义”者，乃东方以此为法为旌麾。归纳者，综历史、人文，汇经验、感悟于一炉，陶钧鼓铸，遂成大观。

中国的古典天文学与哲人的感悟并行不悖。早在唐代一行和尚凭着肉眼归算出子午线一度之长度，并订有《大衍历》。清王引之于《经义述闻》中谈到，中国以右行于天的木星为岁星，而假设左行于地的为太岁星，它是应和岁星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十二岁为周的想象中的星辰。这假设真是奇绝的想法。六十年与天上的岁星重会为一甲子。这其中，不凭望远镜，靠的是经验、感悟，其演算之精确，令人叹服。逻辑学是数学的灵魂，中国本土没有生发西方数学的土壤，所以汉代之《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用的不是推演法，仍旧是经验主义的感悟和归纳法。

自从有殷契甲骨文以来，中国的文字经历了3500多年，至今虽形态有变，而其精神实质依旧，这在世界上是独无仅有的奇迹。将汉字简化，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因为它使中国文字失去了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的特色，从而使这伟大的遗产残隳。所以恢复繁体字，是当务之急。且也，于今不是扫盲的时代，而是电脑的时代，繁体字的辨认，已不似解放初期那么困难。中国繁体字可使文化的传承不容易走样。日本的智者崇拜中国文字，和中国友好，唐代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热爱中国诗，是李太白的好朋友，这种心心相印的友情前后保持了两千年（自汉至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偏于当今出了一个无忏悔之心、无视历史的安倍晋三，在国门前翻跟斗耍赖，狂悖者往往作此类状貌，而在中国文化中却教导我们“泰而不骄”，方为君子。

中国的文字，当然成为了中国哲思的载体，所载者乃是4000年前夏代已有的阴阳两极的奇绝思维，（夏代虽有文字之印痕，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而500年后殷文所载，固有心授口传之夏人的思考，那是无疑的。）这不啻是石破天惊的、空其前而绝其后的、无与伦比的思维，它如擎天不老之椿，以8000年为春，8000年为秋，永葆美妙的青春。俞樾说西方的力学、光学早见于墨子，吾未之见也。这正就合了鲁迅先生所常用的“古已有之”的讥刺。但我之所述却非鲁迅先生所可稍稍动摇者，因为中国的前哲学确实是人类至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伟大存在。前哲学已然伟大如此，则《老子》书中纯粹的哲学更是人类各族群所望尘莫及者。

我们再谈中国古典哲学的另一源头：史。当然“史”与“筮”，在远古是很难分的，屈原《离骚》中的女媭，筮巫也，固必为当时知识的掌握者。而司马迁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不唯言其地位，亦以言其学之连类相通。从《书经》之《洪范》以至伪托孔子的《十翼》，是史家与筮巫所融会之产物，初不能断然分割，侧重有别耳。“史”与“筮”两大领域的交汇处，则为天—道—自然，这是两者所千叩首、万叩首的景仰所在。东方无神，中国原创哲学的至高存在，只有天—道—自然。在西方，直到17世纪聪明绝顶的莱布尼兹（微积分之发现者）也还笃笃其言：“上帝是以必然的方式存在于必然的地方的必然的存在物。”越百余年，18世纪末伟大的康德才说，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疑是理性的深渊，即是说无法证明，不需证明的。到19世纪末，天才的尼采才说“上帝已死”。在东方的所有原创哲学中，无论儒、佛、道，都没有一个实体的神在那儿，这一点似乎看出了东方人的智和慧与西方人的迂和阔。

在这里，我们稍稍对古希腊的神祗投以敬意，西西弗斯背负着石头，从山脚上陟，及至山顶，石头滚下，西西弗斯重新来过，永无尽期，这是理性思维的伟大精神代表。然而人类的理性比之宇宙的智慧，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只有发现，没有发明，然而即使这一点点的发现就使人类的躁动日甚一日，人类的列车向悬崖飞驰。煞车？为时尚早乎？老子2500年前便说：“静为躁君”，不以宁寂之心主宰骄躁之情，人类的灭亡，便近在咫尺。

写至此，我不免感慨，西学东渐易，东学西渐难。所以易者，东方人不缺少智慧，逻辑和公式是比较容易拿来的。19世纪，中国有严复者，翻译“名学”（即所谓逻辑学），中国人始知早在战国时代的惠施、公孙龙便可以戴上逻辑学家之桂冠。所以难者，中国的学问以四字概括之：“充实、大、圣、神”，孟子所云：“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指不可见的神韵，不是指具体的神祗）。”这其中“充实”和“大”，西人或可接受，而“圣”和“神”恐西方人以为中国人在故弄玄虚。伟大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讲线装书中只见到“吃人”二字。可见，当初章太炎教鲁迅读《说文解字》，是白费力了。然而，西方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戴高乐将军并不如此想，他说中国有着“比历史更古老”的文明，这中间包含了将军在1964年断然决定与中国建交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判断。中法建交50年的历史，证明了戴高乐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字是全世界惟一表意之文字，而所有其他族群之文字皆为表音之文字。表意之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义，则文字本身的丰富性使之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它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历代书法家的努力，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文字书写为艺术的语言。书道法自然，书道当与天道侔合之时，你会感到有天地大美在焉。美的文字表述玄奥的哲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大功德。

上述大体是本土之儒、道文化，次之则必谈到佛教来中土之后，融入之概况。

佛学之东渐自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金人入梦”，《水经注》载《白马负图》之传说，距释迦牟尼已500年过去。再100年至东汉末恒、灵之时，佛法之传播依附于中国方术之士。其间安世高、牟子、支谶、支谦于佛学之东渐无疑是导夫先路的开拓者。公元二三世纪南印度僧人有龙树者东来，4世纪至5世纪有道安、鸠摩罗什、僧肇、慧远大德相望。而鸠摩罗什大弟子竺道生更创“四依”之说，为佛学史上不倡迷信而重心悟的至高境：“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公元6世纪初，印度禅宗28世祖菩提达摩渡江东来，是佛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经惠可、僧灿、道信、弘忍、慧能，六世而遍列中土，不复有亦不须有祖矣。中国士人独钟禅宗，其使佛教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儒、佛、道三大支柱之一，可谓功莫大焉。有否认佛学为国学者，殊不知唐、宋之后无一大文人不知佛，且代有发明，如果说佛教诸宗，华严、法相、三论、天台、净土、密、律、禅八大派，其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者固为禅宗无疑。无佛教其有王维之诗、王阳明之哲学、八大山人之画乎？以佛学非国学者，岂止迂？亦且腐也。

佛教重因果之说，言此为唯心，则荒诞不经至极。佛家求证得“空”字，诸法空相，正是唯物之事物恒变不居的高论。佛家教人以解粘去缚、抽钉拔楔之无上法，乃是去我执（烦恼障）、法执（所知障）而自证本心，消除烦恼，得大自在。人有八万四千烦恼，便有八万四千法门以消除之，这是自救自赎的根本法。舍此，则不能断欲去痴，斩除贪嗔；依此，则内心一片光明，颠倒意绝。中国文化中有了这些，不知把多少沉沦于苦海的人救到岸上。当下宗教徒光喊爱教、爱国无用，重要的是使人们在这一片寂静的净土中得到福祉和安详，这难道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国际歌》的真谛吗？在真理面前，各种主义都应看到崇高的追逐本无二致，不应分其轩轾，重要的是大同的目标。西谚有云：“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以我之理解，凯撒指一切外在的社会生活，而上帝则指内心的精神存在，天下最难以捉摸和统驭的是不同人群的心灵，在此，宗教可为政权之辅。

在简述哲学的、宗教的文化之后，我们立刻会想到伦理的、道德的文化。当伦理和道德作为文化看待时，它便构成了一个族群的精神支柱，它如果坚挺，则社稷强大、国泰民安；它如果颓隳，则国运危殆，礼崩乐坏。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在这方面厥功至钜，而道家、佛家亦功不可没。

伦理和道德所要解决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及人和人的关系，儒家的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谈的伦理与道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先生有“‘礼义之邦’考辩”一文（《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指出了俗称“礼仪之邦”的错讹，匡正为“礼义之邦”，我认为文章从史迹的辨索和典帙的应用诸方面作了详赅的论说，极有价值，从此之后，应以此文为准，学界和社会作统一的修正。当下对文字之规范化十分着意，唯独对重大的词义刊正漫不经心，令人费解。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成为有宗旨、有典籍、有黉庠、有法定的礼义之邦，当然，它的礼和义浸透之深，有4000年的书帙记载（指《尚书》）。从记载唐尧、虞舜开始，他们的禅让，可谓“古道照颜色”。而三礼中的《礼记•礼运•大同》篇，则是光照千古的一段不朽的有关礼义的文字，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3000年之前以至3000年后，以至亿万斯年不会变的大同理想，我们不只可以哲学的抽象继承法应用古代大哲的思维，也可以用具体继承法检查当下之实践。孙中山题“天下为公”，毛泽东题“为人民服务”，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目标。孔子之孙子思提出“非诚无物”（意指诚外无物，离开“诚”字，那么一切事物便不存在），所以在儒家的所有伦理、道德之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字：“诚”。

东方无神，这是我的创说；把“诚”字提到首位，是我的主张。

当中国社会具备着如上述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道德的博大而深邃、绵延而不断的伟大传统的时候，那么一个自足的体系必然岸然而在。直接受到这系统指导和影响的若诗歌、若绘画、若书法、若弈术、若戏剧、若舞蹈、若琴瑟、若话本、若小说等等，莫不以典雅、远奥、壮丽、精约为中道，不得中道而行之者，而不过偏离，则有显附、繁缛、新奇、轻靡，中国文化中最容不得“轻靡”二字，因为它“浮文弱植，缥缈附俗”。以上虽刘勰论文之体性，广而推之，何尝不是中国人对一切艺术的衡量标准？改革开放以来，虽后现代派来势凶猛，至今沉寂的原因，是中国的艺术如古长城以御侵，似乎不易倒塌。“轻靡”之艺文，其实亦不待外来，古已有之，王国维所深恶的龚自珍“游辞”者是也。文艺中最足以陶冶心灵者当然是诗歌，中国是不用争议的诗国，是中国哲理、审美、语言、文字经千百年发展的争攀胜果，中国语言是诗性的语言，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歌传统已融入我民族之灵魂，它将在新世继续发展。

最后略述群众的、娱乐的文化，这是作为13亿人口大国所不可或缺者。他们所渴求者是水，而不是龙井、猴魁。这水，则应清澈卫生，低俗的东西最易混入其中。这其间的尺度把握亦无大难，把所有低俗下流的东西去掉，对于社会便无大害，而足为群众疲极之时带来轻松。倘此轻松中又有高尚的内涵而非刻板之说教，那么它就是上品，就应予表扬、推广，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绝对可作为典范，而侯宝林之相声，几成不可逾越的高峰。

我指望中华民族的所有爱国者应具下列四心：敬畏之心（对伟大的传统，先贤往哲）；感激之心（成长过程中一切助力——党、国家、人民、父母、老师）；恻隐之心（对弱势群体、伤残、贫困）；知耻之心。

文化强国之梦，是我的梦。过去是文化强国，今后仍是“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辉煌了四千年的不朽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