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学记》有“敬业乐群”一句，《朱子语类•卷八十七》说：“敬业，是知得此是合当如此做。”朱希旦《礼记集解》引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梁启超曾著《敬业与乐业》一文，认为“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梁启超认为，敬业就是把事情做到“圆满”，“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
梁启超在论述“敬业”的时候，还把“忠”与“敬”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深刻把握。《白虎通义》卷二《社稷》说人有“五常之性”，卷八《五经》说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虽未及忠，但无不包含敬业之义，又尤以信最近忠。“忠”是尽己之道，尽己在于恪守诚信。《易传•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忠信诚实，即“进德修业”之道，也就是“敬业”。
敬业就是忠于业，信于业。因此，忠信和“敬”密切关联。《论语•子张》载，子张问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言忠信，行笃敬”互文见义，即说言行应该忠信笃敬，笃敬也即忠信。孔子认为，言行忠信笃敬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底线，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底线，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任何人都不可须臾违背忠信原则，否则无论到哪里都寸步难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无数敬业的典范人物。也正因为有无数的敬业者贡献了智慧和汗水，我们的祖先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不断延续。
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黄帝时医药学家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是中医的奠基人，中国人把医术称为“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就是为了表彰岐伯和皇帝的杰出贡献。战国早期鲁国的公输班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工匠，被后代从事土木行业的人奉为祖师，他发明了木工所用钻、铲子、刨子、曲尺、墨斗等工具，甚至还曾帮助楚国制造云梯。战国中期的神医秦缓博学多师，善于通过望色、听声诊病，并兼长各科，医术炉火纯青，被尊称为神医“扁鹊”。战国末期秦国的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时兴修都江堰，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重要的防洪和灌溉作用。李冰热爱水利事业，勤勉不辍，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工程督建中。
中国古代学者的敬业则表现为严谨笃学、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追求真理，不说假话、空话、大话，不文过饰非。《论语•为政》之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又以汉代学者最具代表性。汉代学者博习亲师，虚心向学，没有年龄、性别、贵贱、贫富之分。伏生九十余，晁错为大臣，有诏从受《春秋》，两人教与学都尽心尽力。马融曾从女学者班昭受读《汉书》。服虔欲注《春秋》，投崔烈门下，为其门人做饭，以旁听教授。董仲舒治《春秋》，珍惜时间，三年不窥园。匡衡勤学，因生活困难，“庸作”以供资用。夏侯胜与黄霸同系狱当死，黄霸听说夏侯胜长于治《尚书》，从而学之，生死置之度外。王充家贫，常至书肆阅所卖书。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学者的好学是对学问的执著，而不仅是为了求得进身之阶，所以更为弥足珍贵。
《论语•学而》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敬事而信”是孔子对治国者的要求。因此，敬业不仅局限于工农商学兵，国家公职人员更应该是敬业的典范。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见“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深感有社会责任，于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除暴安良，选贤授能，“劳勤心力”，“未尝宁居”，无疑是五帝时代贤君敬业的典范。
《史记•夏本纪》载，夏禹任治水官，“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足迹遍九州，凿九山，导九川，终于完成治水大业，而受到人民的拥戴。所谓“声教讫于四海”，“天下于是太平治”。夏禹是贤臣敬业的典范。
《论语•为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颜渊》载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载子路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请益，孔子说：“无倦。”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敬业就是要做到两点：第一，先天下之忧而忧；第二，坚持不懈地实践吃苦在前的原则。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有《保训》一篇，是周文王病重后对周武王的政治嘱托，其核心内容，一是要武王学习虞舜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违背百姓的意愿；二是要学习舜和商汤六世祖上甲微的谨慎不懈。而这两条与孔子之言“先之劳之”和“无倦”完全契合。
《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儿时以种植麻、菽为游戏，而且对种植业颇有心得，“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后稷是一个敬业的农民，更是一位敬业的管理农业生产的农官。《国语•周语一》载后稷之子不窋失官后，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周文王、周武王则“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史载周文王为了国务，“日中昃不暇食”。而周公为了迎接贤人来访，食不及下咽，吐哺于手，握迎宾客。曹操作诗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就是赞扬周公的敬业精神。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载晏婴说君臣之道：“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史记•管晏列传》说晏婴“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晏婴始终不忘宰相的责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也是敬业。
《史记•殷本纪》载夏桀无道，“为虐政淫荒”，商汤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史记•周本纪》载商纣王造炮烙之刑虐民，周文王“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周武王见商纣王无道已盛，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商汤、周武王不忍见百姓受夏桀和商纣的迫害，讨伐暴君，解民于倒悬，从道不从君，也是大臣敬业的题中之义。
《史记•殷本纪》载，商汤之子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伊尹遂放太甲居桐宫三年，及太甲“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周本纪》载，周成王年少，周公摄政七年，及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并不断告诫成王“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如“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
《礼记•泰伯》引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商汤、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不谋私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勤勉任事，正体现了治国者的敬业。
无论什么职业，敬业都不仅仅是以勤奋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要求过程的勤奋与目标结果的正当联系在一起。孔子要求领导人“敬事而信”之外，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说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折腾”并不是敬业。《论语•雍也》载孔子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宪问》中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一切敬业也都需要用“济众”的标准来衡量，不能“安人”，不能“安百姓”就是乱作为。因此，有些时候，“无为”也是一种敬业的态度。《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齐丞相，“问所以安集百姓”，及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选择“重厚长者”为丞相史，不用“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并对汉惠帝说：“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追求法治基础上的无为，对我们理解“敬业”的丰富性无疑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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