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抗战小说决不是为了应景，我是几年前读完《战争与和平》，就想能够像托翁一样写一部中华民族的卫国战争史。为此，我从2011年起做了一个三到五年的创作计划，详细阅读了托尔斯泰当年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背景资料，通过对托翁相关传记的研读，渐渐感悟和掌握了一些思想和方法。最初，托尔斯泰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反对专制的英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为表现他们的思想根源，他向上追溯到俄罗斯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他尽量找到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回忆录和一手史料，不辞辛苦地到重要事件发生的地点进行考察，寻找当年的健在者来采访交流。从1860年到1863年，动笔之前，他准备和思索了三年时间。
这使我醒悟到，要想写好这部中华民族的卫国战争，与其直接去写对日作战，不如去追溯民族危机的源头“九一八事变”，去展现在“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中国的各党各派、各个阶层是怎样凝聚起民族精神，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这种反抗精神的凝聚，就是抗战的前提，其表现形式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形成的，体现核心矛盾和斗争的事件就是红军东征。于是通过红军东征山西来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初形成，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也决定了小说的叙述线索是战争线和政治线，两者交叉并行、相辅相成。
当我用托翁的治学方法进入对史料、回忆录的研究，同时对健在的当事人和事件发生地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时，仿佛一个站在远处观景的人终于走入了丛林的深处，在历史的天空下，那些林立在风烟中的人物渐渐清晰起来。曾经被概念化、脸谱化的不同阵营当中的历史巨人们，身上落满尘埃的泥壳渐次剥落，他们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向我袒露了他们在家国风雨飘摇、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英雄气概和赤子之心，使我为之折服和热血澎湃。诚然，人性是复杂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但当此之时，救亡图存却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是符合民族利益和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这也是我最终放弃以虚构的人物投射历史的艺术方法，而选择了更加困难和有风险的正面书写历史人物的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用一部近40万字篇幅的历史小说呈现不同阶层和营垒的大大小小100多位历史人物的救亡史，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纪念和告慰他们拯救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的呢？我没有理由偷懒和逃避。
这100多个人物里，有几十位曾经影响过历史进程、主宰过民族命运的历史巨人，但更多的是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普通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就个体的牺牲和奋斗来说，他们的付出和贡献同样伟大，同样可歌可泣。我之所以选择用真实人物的真实事迹，就是为了吹开历史的尘埃，让这些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着赤子心和英雄气的人们重新被我们所感恩和纪念，为了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用他们的事迹和情怀向他们致敬。我希望用自己的笔，使那些曾经挽救国家民族于倒悬的英雄们永远鲜活在青史当中。
所以，《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不是一部应制之作，她是一部致敬之书。
创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也使我认识到，评判国共对抗战的贡献，不应该从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开始，而应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算起。有一种说法认为“九一八”之后中国人从精神上已经接近亡国，我是赞同的。“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是温和的，一味寄希望于英美列强的干预和国联的调解，不断诉诸国联。国联派出调查团进行了历时六个星期的调查后，以投票的形式裁决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属于不合法的侵略行为，声明东北四省是中国领土，不承认满洲的伪政权，但最终由于日本的“悍然不顾”而“完全失败”。之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局部对抗，“上海事变”、“榆热之战”和“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抗战准备不足为由，俨然已经接受了东北沦陷的现实，并且，对于日军策动的“华北自治”半推半就，最终还是让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实际承认了华北五省的“半自治”状态。东北四省沦陷，华北五省自治，当时中华民国的38个一级行政省区中有近1/4沦丧，而政府默然、国民木然，这还不是亡国的状态吗？
再说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而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且各自都以世界列强为靠山，尤其拿着日本给的援助空喊抗日，实际划境自治、坐大自己对抗中央，压根儿没有国家的概念。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省军阀都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他们背后都有列强的支持，成为欧美或者日本控制中国的触角和各种利益诉求的代言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虽然也有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军阀自行组织力量抗日，但还没有人能够登高一呼，呼唤起全国民众的抵抗精神，更没有人因此而公开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可以想见中国即使没有亡于日寇，也不免战后被列强所瓜分。当此之时，是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之后就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奋斗方针，并且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和出卖东北政策，自觉走到了领导全国人民做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地位上来。中共唤起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精神的方式是多样的，他们擅长领导工人运动与组织学生游行，也善于团结各类工农武装，他们直接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和东北抗联的对日斗争，特别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代表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随即领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对民国模范省山西进行抗日宣传，在中央军、晋绥军2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坚持斗争了75天，最终与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北方阵线，公开违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开始了抗日合作。中共还听取了张学良的建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进程的改变打下了基础。正是因为中共大声疾呼并且掀起全国的抗日高潮，使她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导全国各阶层民众抗战的精神领袖，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得到知识阶层和民众的广泛支持，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被民众孤立的原因。毋庸置疑，抗日的正面战场确实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在打，但把全中国角角落落的乡村都变成抗日战场，让全民都杀鬼子，这种精神感召也的的确确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这一点搞清楚，写小说或者影视剧本的时候才会有准确的度量衡，而不至于有失偏颇。
我个人认为，抗战文艺创作目前的状况，逼近真实比艺术塑造更重要一些，硬伤一定要避免，不然会成为历史的谬误和艺术的遗憾。比如西安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身着红军军服去肤施（延安）和张学良谈判，这实在是大谬的。那时蒋介石在东北军各处安插特务，双方的谈判是非常秘密的，周恩来当时打扮成了关中富商的样子，李克农和随行人员是账房先生和伙计打扮。其实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创作，更具有艺术性，也更接近艺术的真实。因此我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详细地把这次谈判情形描述了一遍，以正谬误。创作中留下硬伤是无法弥补的，将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我在创作这部长篇时力求“去小说化、找历史感”，就是为了这个创作目的。
这部书上架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人找我来讨论，其中有一位出版商在谈话中说，其实当时日占区的治理是很人道和科学的，为什么非要抗日呢，也许在日本的治理之下我们比现在更先进。我听了相当震惊，很不客气地指出他这种思想远不如当年的军阀阎锡山。这也使我们警醒，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日本对侵略行径不道歉不赔偿，而我们不但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优秀文艺作品去批判他们，甚至有些人自己都把这段屈辱的历史淡忘了。自东北沦陷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要从文化和精神上征服中国。在东北、台湾地区，一些在日占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甚至一度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比武力侵略更可怕。武力可以对抗，而文化侵略更加难以抵挡。关于文化上的侵略、精神上的渗透，不仅只在民间，中国是“二战”时期汉奸伪军数量高于侵略军数量的唯一的国家，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被拉下水，而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却鲜见在这方面的深入挖掘。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抗战艺术作品，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亡国的可怕。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59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