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7年8月加入民盟的，当时的入盟介绍人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民盟，送给我1987年一至六期《群言》杂志，通过认真仔细地阅读，《群言》就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回想起来，之所以能“爱上她”，是喜欢它拥有的一种“群言”氛围。

上世纪80年代，国家要建设三峡工程，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大水利工程，各方面专家对其可行性开展了论证。记得《群言》从1987年第2期开辟栏目，连续三年先后刊载20多位专家、教授、学者撰写的文章，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进行探讨。专家学者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本着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发出了诸多“反对”的声音。三峡工程截流成功后，有记者问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教授：“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教授回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他认为“要给反对者记功”，是他们的反对意见弥补完善了工程建设，正是这样一种“群言”的氛围，给三峡工程带来了最大的“贡献”。

近年来，我也借助《群言》营造的“群言”环境，经常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思考、建议及批评性文章。2010年10月，我参加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会议，大家在大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受“运动化”思维、“政绩观”冲动的影响，片面理解“城乡一体化”，主张以“城市”取代“农村”、用“市民”替代“农民”的城乡一体化。我当即以《切莫误读“城乡一体化”》为题写成一篇文章，投稿给《群言》，对城乡一体化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城市化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延续发展传统的乡村文化、如何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异化发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年第11期刊用了该文，引发大家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冷静反思，《新华文摘》《文摘报》《报刊文摘》等多家媒体作了转载。

再譬如，“领导重视”被视为各级领导干部的绝佳“经验”，经常见诸各种各样的总结报告、经验介绍。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是领导重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就能尽快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理”仅仅停留在“领导重视”的层面，恰恰说明“法治”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说到底“领导重视”还是靠人治，往往通过损害程序的正义来达到实质的正义，任其蔓延和发展则会阻碍“法治”的推行与实施。针对这一现象，我写成《“领导重视”折射出的法治悖论》，刊登于《群言》2015年第2期，很多网络媒体转载之后，引发网民的关注、讨论与思考。

我们习惯了工作生活中的“整齐划一”，同一观点、同一腔调的文章已是司空见惯。我们需要“求同”，也需要“存异”，更要让“异”有生存发展空间，有表达诉求平台，让“异”的声音启人深思，令人警醒。我希望《群言》所秉持并展示的说真话、说实话的风格与精神，营造的“群言”环境与氛围，能够永远保持并发扬光大！自然，“群言”的氛围并非思想观点的“自由市场”，《群言》所恪守的讲真话、讲实话的承诺，其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言国是，必将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