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诚、信二字可以互训，不过“诚”的语义侧重点在真诚、诚实，立足于心正与心诚。《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说：“以其实有，故谓之诚。”这是诚实。贾谊《新书•道术》说：“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志操精果即志操诚信，精即诚，果即信。“信”的语义侧重点则更多强调实践承诺，即注重言与行的统一，其含义则包含有诚实、守信、信任等。《墨子•经上》说：“信，言合于意也。”这是诚实。贾谊《新书•道术》曰：“期果言当谓之信，反信为慢。”扬雄《法言•重黎》载，或问信，扬雄回答说：“不食其言。”这是守信。《国语•晋语二》说：“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定身即安身。《礼记•经解》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是说领导人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人民不需要刻意追逐，即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这是信任。
《周易•系辞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周易•乾卦传》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进德修业，离不开“诚”、“信”二字。《周易•坎卦•彖传》说：“行险而不失其信。”即处险境也不能背离诚信。《周易•杂卦》说：“《中孚》，信也。”《中孚》是专门讨论信的卦。《周易•序卦》说：“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卦•彖传》曰：“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孚即信，信可教化邦国。信以利正，是应乎天道的。
《孟子•离娄上》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礼记•中庸》也有相同的表述，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诚信是一切人与人、国家与人民、国家与国家相处的基本底线。《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言：“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笃即诚，即诚实。一个社会只有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人与人、国与民、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诚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左传•文公二年》说：“祀，国之大事也。”《左传•成公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重视祭祀即重视社稷。《尚书•商书•太甲下》说：“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礼记•曲礼上》说：“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檀弓上》曰丧葬“必诚必信”，《礼记•祭统》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又说，“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身致其诚信。……此祭之道也。”这是说祭祀必须建立在对鬼神真诚的敬仰的基础上，即祭祀必须出于诚心。《论语•八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说祭祀祖先就好比祖先活着一样，祭祀神祇就像神祇在现场一样，祭祀者应该有发自内心的对祖先和神祇的敬畏。
《周礼•春官宗伯》说：“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礼记•礼器》说君子之于礼“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礼记•郊特牲》说祭祀要有“贵诚之义也”，“贵诚也”，又说婚礼“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这些论述，都是强调礼必须出于诚与诚信。《论语•为政》载，子游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强调敬与色，就是说孝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热爱。
《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心诚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孟子•尽心上》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坚持诚实的德性，是可以给人无限快乐的。《礼记•学记》批评说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不能以诚使人，以诚教人，则必有失败之教育。
孔子教授学生，有文、行、忠、信“四教”，其中的“信”，主要是强调人与人交往的诚实及领导人的守信。《论语•学而》说，“敬事而信”，“谨而信”，“主忠信”。《论语•公冶长》说：“朋友信之。”《论语•子路》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信以成之”。《论语•阳货》说：“信则人任焉。”《论语•子张》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尧曰》说：“信则民任焉。”
守信即不欺骗。《论语•为政》载孔子之言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是牛车上横木和辕连接的销子，是马车上轭和辀连接的销子，分别固定在牛和马的脖子上，传导力量至车轴，驱动车轮转动。人而无信，就如牛车没有，马车没有，就寸步难行了。《论语•颜渊》说子贡问政孔子，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伐原，原来计划的时间快到了，原仍不投降，晋文公下令撤退。有情报说原马上要投降了，所以军吏反对撤退，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即坚守诚信比取得战争的胜利更重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载有吴起和魏文侯守信的故事，吴起路遇故人，约故人返回的时候来家里吃饭，故人到了晚上没有来，吴起一晚上没有吃饭，第二天派人请来故人才一同吃饭。魏文侯与猎人约第二天一同打猎，第二天遇见大风，左右不让去，魏文侯坚持赴约。《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春秋时吴公子季札访鲁路过徐国，徐君喜欢季札宝剑，但是不好意思开口。季札看出了徐君之意，但因为有出使重任，不能没有宝剑，打算等返回后把宝剑送给徐君。等到季札返回来的时候，徐君已死，季札说：“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他还是坚持把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冢的树上。季札与其说是不失信于徐君，倒不如说是不失信于自己的初心。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曾子之妻到市场去，其子哭泣着要跟随着母亲，曾子妻告诉儿子说回来后杀猪给儿子吃。曾子妻回来，曾子欲杀猪，曾子妻子说不过是给儿子的戏言，曾子说，婴儿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于是杀猪给儿子吃。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记载了楚厉王醉酒，与左右戏而击鼓，后来真有警，“击鼓而民不赴”。魏国宰相也因乱击警报，人民不信李悝，后秦人来袭，差点败亡。这两个故事可以比拟周幽王为褒姒举烽火的例子，《史记•周本纪》载周幽王爱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火而博褒姒之笑，失信于诸侯。
《吕氏春秋•离俗览•贵信》说：“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作为领导人和执政者，守信和信赏必罚，是获得人民信任的前提；一个人，如果交友不诚信，则没有朋友；一个工商业者如果不诚信，就离破产不远了。
需要注意的是，诚信必须以仁义为前提，即只有符合善才有诚信。《礼记•中庸》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也就是说，诚信必须以实现善为目标。《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说：“然诚者，真实无妄，安得有恶！有恶，不几于妄乎？”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无道，派杀大臣赵盾，见赵盾早早起床，穿好衣服，坐着假寐等候上朝，感叹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触槐而死。选择了仁义，而放弃了“信”。《论语•子路》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认为，如果背离仁义而谈“信”，无疑是小人之行。《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论语•子路》载，叶公赞扬“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以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又《庄子•盗跖》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直躬者“诚”，尾生则“信”。《淮南子•泛论》说：“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直信”即诚信。诚信当然是美德，但是，叶公之直躬者背父求直，尾生不智，为信而抛弃父母昆弟，皆背离了仁义。《论语•阳货》说：“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贼即残暴。
孔子重视诚信，但认为违背仁义则无诚信。《论语•宪问》说：“不逆诈，不亿不信。”即不能轻易怀疑他人的诚信。《孟子•万章上》载孟子认为舜善待欲谋害自己的同父异母弟象，因为象说他是因想念兄长，所以来见舜，“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舜善待象，正是宅心仁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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