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景山附近的中老胡同32号，本是光绪皇帝瑾妃、珍妃娘家的住宅，是由几个多进的四合院组成的一座大院，1943年曾被日本侵略者霸占。抗战胜利以后，北京大学光复沙滩旧址，中老胡同32号又成为北大的教职工宿舍。入住该院的大多是北大的名教授，据统计，其中有北大的训导长和教务长，有文、理、法、工等学院的院长，有哲学、西语、化学等系的12位系主任，可谓人才济济、卧虎藏龙。鼎革之际，32号的北大教授们虽然政治见解有所不同，但怀着对新政权的殷切期待，他们全都留在了北京。1952年院系调整，32号的大部分住户又随同北京大学搬往西郊海淀。60年后，当时住在该院的教授们的孩子们，已是长过耄耋、幼过花甲，他们又共同编写了《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一书，共忆童年趣事和父辈往事，再叙友邻情长。对有意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大教授轶事的读者来说，该书非常值得一读。

笔者对该书研读再三，受益良多，同时作为一名民盟历史的研究者，也有一个意外的发现：32号的盟员教授竟然有那么多！根据书中的统计，从1946年入住至1952年院系调整，32号22套房先后入住过36户人家（其中包括一不知名的印度籍教授、单身的胡适之子胡思杜及个别职员等），真正的教授家庭只有30余家。经笔者逐个核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盟籍资料，发现其中有盟员的家庭至少有16家，有盟员教授20名（其中有四对夫妻，有的教授为搬离32号院后加入民盟的），比例不可谓不高。抗战之后，他们积极支持、参加民主运动，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和当时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改造自己，努力适应新社会、建设新社会。32号也可谓当初民盟在北大乃至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分布、影响的一个缩影。

这些盟员教授中，盟内资历最老的应是曾昭抡先生（1899—1967）。曾先生出身名门，为湖南湘乡曾氏后人，曾国藩是他曾祖的胞兄。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夫人俞大絪任北大西语系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先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于1944年加入了民盟，介绍人为罗隆基、潘光旦。在抗战期间，作为著名的化学家，曾先生除了在化学专业上卓有建树外，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善于谈兵，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新中国成立后，曾先生先后任北大教务长、教育部副部长。他的邻居徐光宪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屋子在晚上12时前熄灯。原来他在白天处理繁忙的公务之余，晚上还要为一年级学生编写普通化学讲义。我读过曾先生的讲义，内容新颖而简要，文字流畅富有启发性。”居高位而不废教学，这样的教授着实难得！1955年，曾先生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作为民盟中央常委、著名的民盟六教授之一，曾先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只身一人被发配到武汉大学任教，1967年因病去世。

32号院中另一位老盟员是西语系主任闻家驷先生（1905—1997），他是闻一多先生的胞弟，在兄长的带动下也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并于1945年5月在昆明经吴晗、周新民介绍加入民盟。与闻一多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闻家驷先生长期研究法国文学，并翻译发表了许多法国诗歌及著名长篇小说《红与黑》。闻家住在大院的最东边，环境比较安静。1947年，闻先生的侄子黎智（原名闻立志，曾任武汉市长）来北平做中共地下工作，闻先生不计个人安危，把黎智安排住在自己家里，常来的还有中共党员王汉斌。闻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盟合作的肝胆与共。闻先生后来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等职。

江泽涵先生（1902—1994）是1952年入盟的盟员。他曾长期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是中国代数拓扑学研究的开拓者。江先生1947年赴瑞士访学，但他随时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形势，于1949年5月毅然回国。抵达香港后，因为到北平的交通中断，于是决定先到台湾探望堂姐和老师姜立夫。江先生的堂姐就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所以江先生的盟员登记表里也有“姻亲胡适”的内容。江先生到台湾后，傅斯年曾有意留他在“中研院”工作，却因为江冬秀的坚决反对而未敢坚持。其后历经周折，1949年8月8日，江泽涵终于回到北平与家人团聚，继续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并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建，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江先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并在八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费青先生（1907—1957）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入盟的盟员，他是北大法律系教授，曾任法律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任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曾为费青先生赋诗，其中有“松陵门第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的句子，“三凤”指的就是费氏三兄弟：费振东、费青、费孝通，他们都是民盟的著名人物。大哥费振东抗战时期加入民盟，领导民盟南洋支部为抗战捐款，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五弟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后任民盟中央主席，为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旗帜性代表人物。费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首届法制委员会特别委员，参与起草宪法，1957年因病去世。

贺麟先生(1902—1992) 是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北大复校以后，曾代理北大训导长和哲学系主任。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先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蒋介石曾经四次约见过他，虽然如周辅成所言，“贺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无可指摘，他从未做过其他说不出来的事”，但这段经历后来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在担任北大训导长时，他多次顶住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压力，没有开除过进步学生，而且还多次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1948年北大50周年校庆时，学生会送他一面锦旗，上写“我们的保姆”，以示敬意。新中国成立以后，贺先生积极参与思想改造，但因为一直从事唯心论的研究，思想转变比较艰难，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所以历次运动都免不了受到批判。贺先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与江泽涵先生一样，他也在80岁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2号的民盟教授中，还有四对夫妻盟员。其一是孙承谔(1911—1991）、黄淑清（1915—1997）夫妇，他们都是1951年入盟的。孙先生1933年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任北大化学系教授，时年24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47年孙先生到美国访学，但他始终关注着国内形势，在北平和平解放前20天毅然回到北平。在曾昭抡先生之后，他担任了北大化学系主任，还担任了民盟北大区分部的主委。黄淑清先生在北京市科普协会工作，“反右”时“因为在单位发展民盟成员而被说成‘与党分庭抗礼’，被打成‘右派分子’”，直到1979年才恢复公职。其二是王岷源（1912—2000）、张祥保（1917—）夫妇，他们是当时住户里的小字辈。王岷源先生毕业于清华外文系和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吴宓教授，后赴耶鲁大学学习语言学，1947年回国到北大西语系任副教授。王先生是国内英语教学领域屈指可数的资深专家，影响广泛的商务印书馆《简明英汉辞典》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泛读教材等，都是经他审校修订的。张祥保从小在叔祖父张元济家中长大，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1946年被聘为北大文学院讲员。他们1948年结婚，证婚人为胡适和毛彦文。王先生是1951年经曾昭抡先生介绍入盟的，次年，他又与闻家驷先生一起，把妻子张祥保介绍入盟。其三是朱光潜（1897—1986）、奚今吾（1906—1997）夫妇，他们都是搬离32号以后才入盟的。朱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北大文学院代院长兼西语系主任。教书之余，朱先生还主编了《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地址就设在中老胡同32号的家中。夫人奚今吾早年留学法国，后从事出版工作，她的父亲奚致和（1885—1955）是四川南充人，与张澜先生交往密切，是1941年入盟的老盟员。其四是徐光宪（1920—2015）、高小霞(1919—1998)夫妇。1951年，徐光宪夫妇从美国归来，先住在北大红楼的教室里，后来孙承谔、曾昭抡先生分别邀请他们住到中老胡同的家中，曾先生把他家的大部分房屋让给徐光宪夫妇居住。徐光宪说:“我住在中老胡同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一年，但是非常怀念那里。”徐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并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高小霞先生也是著名化学家，与丈夫一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少有的院士夫妻，被学界传为佳话。

32号院的盟员教授中，还有经济系代主任陈振汉教授（1912—2008），数学教授张禾瑞（1911—1995），法学教授芮沐（1908—2011），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植物学系主任的张景钺教授（1895—1975），中国现代声学开创者和奠基人、时任工学院院长、电机工程学系代主任的马大猷（1915—2012）教授等人，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除了以上盟员教授，住过32号院的还有周炳琳、沈从文、冯至等一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书中也有对他们往事的精彩记述。


附记：1952年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校址以后，中老胡同32号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宿舍，“大跃进”时改建为工厂，现在则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原来中老胡同的南门已被堵上，在沙滩后街另开一北门。院内平房皆已拆除，仅有一棵大槐树为当年故物，虽历多年沧桑，依然亭亭如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