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简称入“篮”），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的第五种货币，在“篮”中权重为10.92%，超出日元和英镑，这也是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货币可自由兑换，二是该国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人民币入“篮”既是对我国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的肯定，也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认可，同时正式拉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幕。中国资本市场有望迎来长期上涨的契机，并将促进中国金融领域进一步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具有相似性，回顾、梳理日元国际化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民币入“篮”后的实质效益。

日元国际化历程

“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后，其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及90年代的经济低迷。经济发展的特点也代表了日元国际化的三个阶段。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飞，为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日元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开始推行日元国际化，试图实现日元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世界外汇储备资产、贸易和资本交易计价货币的功能，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日元在贸易结算方面地位明显加强，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受到了较大限制。1960年，日本创设了非居民日元存款自由结算制度，形成了日元外汇制度；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自此，日元开始承担自由兑换的义务，标志着日元国际化的正式开始；到了70年代初，日本相继颁布了几项重大战略：允许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外债，废除“外汇集中制度”，允许居民和民间持有外汇。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市场对日元的需求与日俱增。在国际贸易中，日元的使用比例大幅上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日元在货币篮子中的份额也有了增长。但是，在这一阶段，日本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随着逐渐放宽非居民对于日元的使用，日本政府担心大量日元的流入流出可能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秩序。基于这一考虑，日本政府仅仅启动了日元国际化，而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元实现计价、结算货币的职能受到了限制。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并持续盈余，而美国因美元升值，经常收支特别是对日收支出现了大幅逆差，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开始就日元汇率问题给日本施压。1985年，日本、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五个发达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此后美元比价开始下降，日元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升值。在日元升值与《广场协议》的压力下，日本政府继续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1984年4月起，日本政府取消了向国外发放日元贷款的限制，放松了外国人在日本发行日元债券的限制，同时银行可以发行欧洲日元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两年后，东京离岸市场正式成立。1988年，日本政府先后开放了日元商业票据市场和外汇市场。1989年年初，日本大藏省宣布开放境外金融市场，取消对外国资金流出的限制，并且把外国资金流入的最高限额提高到十亿日元；同年6月，大藏省正式宣布允许本国银行、债券交易所、信托投资公司、货币交易所和外汇经纪人进行金融和证券期货交易，这标志着日元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国际贸易中，日元的地位继续顺势上升。1988年，出口贸易中以日元作为计价货币的比例提升至34.3%。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日元比重不断增加。90年代初，日元在世界货币篮子中的份额提升到了8.0%，超越了英镑，位居第三。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对于日元国际化的态度从谨慎转变为中立，迫于来自美国和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双重压力，其不得不迅猛推进日元国际化并允许日元升值，但与占据霸权地位的美元相比，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泡沫，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经济萧条的困境中。日元国际化进程由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的局面。日本政府延续了80年代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行日元国际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遭到重创，日本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90年代末期以后是日本经济的低迷时代，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日元国际化的重要意义，重新思索日元国际化的进程，试图辅以一系列财政政策来缓解经济危机的阵痛。随后日本政府开始谋求以亚洲为基础，以日元使用比例较高的东亚地区为中心建立日元经济圈，使日元成为亚洲各国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进而推进日元国际化。1998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政策，废除了外汇交易中的各种限制，大大提高了外汇交易的自由度。2002年5月，中日韩与东盟十国决定在“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从未来看，随着日本政府国际化策略的转变，日元国际化的步伐尚待新的突破。

人民币加入SDR的实质效益

我们可以发现，日元国际化是一个较为漫长和艰辛的历程。从1973年日元加入SDR后，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上下波动的过程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2016年日元的份额将在8%左右，位于人民币之后。可见加入SDR并不是维系一国国际货币稳定地位的保障。因此，在对待人民币加入SDR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时，我们也应该全面、动态地分析其带来的实质效益：既要看到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带来的效益，又要看到其潜在的风险。

人民币加入SDR在宏观上将会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首先人民币加入SDR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成为堪比美元的国际货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定期（一般是五年）对“篮”中货币进行评审，且针对“篮”中货币的份额，其算法和衡量标准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2015年按照IMF制定的新算法，计算出来的人民币权重大约就比按旧方法计算的下降了三个百分点。瑞郎、澳元、加元等尽管目前还不是SDR的篮子货币，但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未来SDR中货币的种类和份额最终取决于各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采用一劳永逸的态度，那么未来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比重甚至存留都是问题。对于IMF所强调的“可自由使用”标准，人民币需要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入“篮”后的另一个问题是利率的确定。IMF规定，将以中国三个月基准国债收益率来计算SDR利率。那么中国基准国债利率能否以市场为基础，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将直接关系到人民币入“篮”后的收益保证。这对改善国内债券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入“篮”后意味着中国应借此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内的金融市场，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加入SDR在微观上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收益，可以增加国际国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使中国百姓手中的人民币更加坚挺，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跨境投资，在海外购买资源、技术和劳务等。从个人消费层面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接受人民币，意味着未来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将更加便捷，方便人们出国旅游和购物。人民币加入SDR还有助于拓宽国内居民的海外投资渠道，更方便到国外投资不动产、股票和债券。

虽然人民币加入SDR在宏观和微观上具有诸多好处，但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人民币加入SDR后，我国承担着维持人民币稳定的义务，并且可能为全球的风险买单。例如，美联储本次加息使阿根廷的比索汇率暴跌，也使阿塞拜疆的马纳特汇率暴跌，中国央行和阿根廷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10亿美元等值人民币。阿根廷政府急于将手中31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向中国央行换成美元，来挽救阿根廷的外汇储备。这表明全球化使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加大，并且更加难以预测。再者，人民币加入SDR将提升其储备货币的地位，各国也会适时适量地增加人民币在其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人民币存在资本流出压力；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会刺激国际投资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从而亦存在资本流入压力。而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势必会加深国内金融改革、开放金融市场的难度。因此，人民币入“篮”就如同一把双刃剑，这要求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作出合理平衡，否则可能会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