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杂志1985年创刊，值此创刊30周年之际，《群言》编辑部选编了《群言文丛》凡七种。《文化长廊》是其中之一，它以时间为序，收录了从1986年至2014年间发表于《群言》杂志的39位作者共47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其中既包括梁漱溟、费孝通、季羡林等已故大家的真知灼见，也有当今领军各自研究领域的乐黛云、瞿林东、王克庆等先生的卓识宏论。所选文章内容涉及文学、史学、音乐、美术、戏剧、文化评论等诸多方面。读这样一部文集，领略名家风范，令人感触颇深。

读《文化长廊》，我们学习到的是诸位大家、学者认真严谨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如费孝通先生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中论述经验性研究时便提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路。当我70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长期地、深入地去观察某一个具体的社区或社会现象，但是，我每年仍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浅。”费孝通先生自1938年学成归国以来，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名甚早，他70岁时，即便受限于身体状况，依然坚持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这种为学术奉献的精神风范是当今学者应当学习的宝贵品质。又如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与文化转型时期》一文探讨了文化转型大势之下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阐述了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发达国家文化的相对衰弱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地位日益提升，有可能使世界进入新的文化转型期，在此影响下，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将进一步发展，同时跨学科文学研究和翻译学变得更为重要的学术观点。这篇原载于1991年的文章所描绘的前景已经为当今文化发展所检验。乐黛云先生学术思考的敏锐性令人折服。现如今，学术不端、学术期刊同质化等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老一辈学人对于学术的不懈追求，对于工作的执著热情都是当今学者的榜样。

读《文化长廊》，我们感受到的是诸位大家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如赵沨先生在《传统音乐的继承和突破》中提到的：“传统文化的突破和发展，应该是一个扬弃和升华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国粹主义固然行不通，虚无主义也是要不得的。”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也讲到：“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知人论世，真正的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转变。”这是诸位大家、学者对于文化的态度的缩影。上世纪80年代，面对国内外的种种文化思潮和观念，总结经验，汲取精华，去除糟粕成为这一代学者的共同使命。又如瞿林东先生《从梁启超到白寿彝——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怀》一文，力陈中国史学史之重要性，综述中国史学史由梁启超提出到白寿彝作出突出贡献的艰难历程，列举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规律、特点的重要意义，阐明了解中国史学史对于人民大众的诸多益处，反映了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文化长廊》所选取的文章多彰显着这些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奕奕风采，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继而将优秀文化加以传播发扬，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大家，也是良好道德品行的示范。

读《文化长廊》，我们可以体会到诸位大家的心境。读诸位大家这样一部文集，仿佛同前辈学人交流，他们的文字便是我们认识、了解他们的重要途径。如季羡林先生在《天人合一 文理互补》一文开篇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二是文理相互渗透的问题。季老称自己提出的问题是“野狐谈禅、也可能是胡说八道，请大家‘批判’”。篇末则提出“性善”与“性恶”这一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是否可以利用现代基因科学来研究探讨，季老自称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想法”。读到这里我们既能感受到季老作为大师仍不失诙谐幽默的性格魅力，又能体会到他为人谦逊的良好品格。又如邵大箴先生《读懂亨利•摩尔》一文中讲到的：“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趣味和爱好，趣味和爱好是不能争论的。……艺术欣赏的意义在于过程中人生动的思考、体悟与享受，而不是依据某种权威观念或价值标准所规定的结果。”邵大箴先生作为著名的美术理论家，对于他人的喜好给予充分的尊重，肯定他人建立在了解基础之上的认识，包容并乐见不同意见。他以礼待人、豁达包容的谦谦君子形象跃然纸上。类似的精神在书中体现甚多，孙郁先生在《黄裳其人其文》中讲到，他从未见过黄裳先生，却因黄裳先生的作品而敬之、爱之。他总结道：“文化是多种思想与技艺的合力，诸种门类，均有所短长，不贵其所操之业的大小，而贵其道术能否成熟。……黄裳其人其文，我以为是难得的，难得之人，能不敬之、爱之乎？”孙郁先生从黄裳先生的文字中深得体会，我们又从孙郁先生的文字中有所感悟。读罢此书，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前辈学者为人的温良恭谦，对不同见解的学习包容，对他人的尊重理解。这些品质一直以来都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准绳。

读《文化长廊》，我们看到的是30年来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全书以文章发表时间为序编排，由远及近仿佛一部30年来的文化缩影。从赵沨先生的《音乐欣赏》强调阶级社会中音乐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到季羡林先生《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对拨乱反正的赞扬，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开放；从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阐述的义利之辨和王克庆先生的《阳光下的造型艺术—谈城市雕塑》，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环境下文化观念的进步；从冰心先生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叶笃庄先生的《百家争鸣与进化论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发展的多元和蓬勃；从王蒙先生《文化市场一议》和盛中国先生《浅谈娱乐与文化》中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工作者们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总结；从王东林先生的《政府应该怎样管文化》中我们看到的是现今文化体制改革更加深入发展的状态；从瞿林东先生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到陈漱渝先生的《国学热中的沉思》，我们看到的是新世纪以来全社会对国学、史学热衷的潮流。《文化长廊》确是一条长廊，它撷取了30年文化发展之精要。读罢全书如同领略长廊景致，从这个角度讲，跨越30年的诸文是一部活泼生动的文化史。

通读《文化长廊》，仿佛漫步其中，每一篇文章似长廊之中的雕梁画栋，风格迥异却各自精彩。正如这套丛书的编后记所言,这些文章“不仅是对《群言》历史的梳理与纪念，也是对那些曾经为我们撰稿的老先生们的追怀，更是对一个大家仍在、星光璀璨，庶人多议、百花争妍的时代的记录与思慕”。这些文章“凝结着前辈学人的智慧之思，散透出几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至今仍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文化长廊》强调文化之重要，诚如张宝文先生在序言中引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所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化长廊》又不仅强调文化的重要，它所倡导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状态。以我之美为美，保存并发扬自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彼之美为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和习惯；彼此共美，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学习、相互交融、共同进步，呈现出文化应有的多元化健康发展的趋势；如此，最终形成和而不同、文化“大同”的和谐局面。这与习总书记所言“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髓不谋而合。这不仅是一部书、一个编辑部所倡导的局面，相信也是广大学人的共同愿景。

30年来，《群言》杂志“是知识分子的群言堂；是百家争鸣、智慧之花竞放的自由天地；是弼违救失、进善惩恶的傥言谏诤之所；是思想交锋、观点荟萃的辩论场；是情深义重、诚挚无欺的心灵憩园与灵魂栖所”。《文化长廊》则是对这一宗旨的昭示与传承。作为读者，我们乐于见到它的出版，在如今快节奏又显浮躁的社会中求得心灵上的恬静实属不易，而时时翻开一篇文章细细品味，并从中有所收获便更加难得了，故我们也期盼着有更多类似的文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