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养小孩”。这一个“养”字却大有说头。

现在的家庭相较30多年前，确实富足了；计划生育政策下，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养的条件也好多了。可是，几乎没听到一个父母说“孩子好养”。“养孩子难，孩子难养，难养孩子”，竟成了天下父母的同声慨叹。在笔者看来，可能还是在这个“养”字上犯迷糊了。

或问：“养有异乎？”曰：“然也。”“然则何异之有？”且听在下辨之。

“养”者，有饲养、教养之别也。

“饲养”，义近“喂养”。汉语言中，以“饲养”专待牲口及诸种动物。“喂养”好像要宽泛一些，可对人，如“喂养孩子”；也可用于动物，如“喂养牲口”。此最易混同者也。

孔子曾戏言某些“孝子”，他们以为自己对父母出了赡养费，平常也不时寄点儿、捎点儿好吃的给父母享用，便以为自己是个大大的孝子。孔子忍不住说了句大实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话给了这些孝子们一记沉重的闷棍！孝，敬也，顺也。别以为你给父母出了吃饭的钱就是孝。你没有发自内心、溢于言表、付诸行动的“敬”，那与喂养牲口有什么两样？此话见于《论语•为政》，而且还叫古人弄出了个成语，叫做“犬马之养”。

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用“仿拟”的手法，山寨一下孔老夫子的话，或可更易明了个中道理：“今之父母，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教，何以别乎？”

教养与饲养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一个“教”字上，即“以教养育”，而非“饲”、“喂”之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养的重要目的是教以“做人”，使之“异于禽兽”，不致“同于禽兽”。此即《易经》所言“蒙童养正”之义。有关教养的丰富内容，多体现在各种家训、家规之中。孔子对蒙童教育的内涵有过很精练的概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清朝康熙年间，从事蒙学教育的李毓秀根据孔子的这段话编写了《训蒙文》，后经贾存仁修订为三字韵文《弟子规》，从日常生活层面落实了圣人的理论。

有意思的是，今之学者，尤其是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只要一论及教育之弊，必然指向学校，好像教育与学校是一种全等关系，教育问题只能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不怪学校该怪谁？因而近年来学校教育备受关注也饱受诟病，而问题百出的家庭教育往往成了盲区，少挨了许多板子。家长更是如此，自己的孩子没教好，从小就没有养成好习惯，一出问题便护犊子，一股脑儿怪学校、怪老师（不排除学校、教师有可怪之处），全然没有一点儿自责自省之心。其实在教育结构中，家庭教育是最具基础意义的环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俗语称“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非常智慧地指出了家庭教育对于人之一生的决定性意义。三至七岁，正是传统教育的学前时期，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期。

人出生之时，其实只是一个“生物人”。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对婴孩一开始便用文化的方式刺激、养育、矫治、强化、固化、习惯化，使之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不同于禽兽的“人”。古话叫“成人”，今天则称之“社会人”或“文化人”。

个体人的成长过程几乎是人类进化过程的缩影。借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分期方法，首先是人生的“蒙昧阶段”，这时的孩童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什么也不懂。继而是“野蛮阶段”，似懂非懂，开始有了习染，有了脾气和判断，任性或超级任性，而且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思想单纯，容易矫正，因而必须认真教之养之，养之教之，扶正祛邪，涵养正气。经过家庭与学校的发蒙、调教、培植、矫治，而后便进入人生的“文明阶段”，成为一个守规矩、讲道理、有操守的文化意义上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人一生许多观念和行为的方式、判断、习惯、情感和偏好等，就是在孩童时养成的。一如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写道：“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经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经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经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幼儿期养成的好习惯、好德行，包括惯坏的诸般毛病，都将紧随人的一生，甚至决定他的际遇和命运。敢不慎乎？敢不慎乎？

中国近30余年来的教育，大概以家庭教育变异最大，问题最多，挑战最强。“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让家庭有足够的人力、爱力、财力、精力和理由去养育一个小皇帝。几乎所有的条件都服务于一个孩童的成长，几乎所有的意愿都是升学，升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做人上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认识到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且最好是“赢在起跑线前”。于是，几乎所有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好使的、有助于提高脑力和分数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地堆到孩子身上。孩子不用学怎样生活、怎样劳动、怎样孝悌、怎样友爱、怎样自律、怎样控制脾气情绪，怎样判断善恶美丑，怎样待人接物、怎样与人相处……孩子的任务只是按照家长的设计学认字、学知识、学才艺，上形形色色的兴趣班、特长班、补习班。本来不可替代的家庭教育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推动下被迅速专业化、代理化了，被“移交”给学校和各类专门培训机构了，就连“家教”都成了一个职业名词。家庭成员只做为孩子提供包办服务的事。结果孩子长大了，除了会读书、会才艺，其他一窍不通，生活能力几近于无，有的居然成了人生蒙昧和野蛮阶段的“留守儿童”，而且这种严重的“后天不足”被一路带到小学、中学、大学和社会，引发一系列本该在幼儿阶段解决的低级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时下父母对孩童的“饲养”是包裹了厚厚一层“父母之爱”的甜蜜的东西。生活上不遗余力地一味满足，宁可全家受苦，也不能委屈了孩子，没有原则，甚至没有底线。其程度和性质早就异化成“恣其所欲”了。孩子有错误不仅不加训斥，反倒一个劲儿地隐瞒、骄纵，以致骄慢成习。传统社会有“严父慈母”之说，很合一阴一阳之道，便于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儿。但又有“慈母败子”之古训，告诫母慈不可过滥，不可过溺。爱子当有“义方”。爱而不教，必出不肖。遗憾的是，现在严父也大都变成慈父了，伙同慈母一道加速加深“败儿”的进程。古人说“养儿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育儿，只有“教养”，才有教养。您对孩子只搞“饲养”，不行“教养”，怎么能够让孩子有教养，有出息？

阅1月11日《参考消息》，据《印度时报》网站报道，“在中国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并允许夫妻生育二孩后，中国各地出现了多起小孩反对父母生二孩的事件”。文章举例说，青岛市一群小学四年级学生成立了一个“反弟弟妹妹联盟”，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阻止父母生育二孩。在另一事件中，一位小男孩连着几天大发脾气，闹着要怀孕的母亲去堕胎。这些孩子的共同目的就是要防止新出生的弟弟妹妹瓜分他们独享的父母之爱。这几乎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大问题了。您看看咱们孩子的自私、愚昧和恶念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联想到孔子所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矣”，不禁倒抽了数十口冷气。

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思考之年、突破之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教育热点频现。岁末之时，《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等多家媒体联合发布“中国家庭教育2015年度关键词”，“家风、儿童权利、回归本真、起跑线、亲情空洞、家务劳动、政府主导、教育始于家庭、精神成长、二孩”等十个关键词入选，大体反映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我们似乎不应忘记，这场中国家庭教育的大讨论应该始于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一次讲话。他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梁启超先生有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正所谓“家兴看后代”，“国兴看少年”！真希望这股春风进一步吹绿中国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不落下一个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