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以纲领性文件的方式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并明确了未来十年发展制造业的战略方针、任务和保障。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又再次强调，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目标，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方向，而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则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而言，制造业2025不仅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更应该是一种产业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除了《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于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构思之外，实现这一目标，更应该厘清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些重要思维模式的转换，把握四种发展思路的转变。

制造业2025依赖于更加优化的市场与政府职能的界定

在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曾经是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制造业产业体系的核心优势。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效率，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让市场机制逐渐取代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然而，时至今日，如何理解政府在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引领制造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难题。

关于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转方式”与“调结构”的演进。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转方式”与“调结构”就开始为国人所熟知，然而直到今天，“转方式”与“调结构”还远远没有完成既定的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调节经济发展中的不足。

在笔者看来，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其实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动态演进过程，它更多表现为众多市场主体自发行为的集合。比如，当中国存在海量的廉价劳动力时，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在企业运营中更多依赖劳动力投入，减少要素成本更高的资本投入，就是投入产出比最高、运营方式最科学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初期，遍布东南沿海的加工制造业自然得以兴起。在这一时期，即使政府人为地倡导企业加大机器设备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也难以得到广泛普及，因为这是一种并不符合市场机制下微观主体利益的非理性选择。这也就解释了政府所主导的“转方式”与“调结构”长期无法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

相反，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特别是次贷危机后，欧美市场萎缩进一步压缩了传统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劳动力成本的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制造业必须克服的障碍，引入机器人生产和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延伸产业价值链，通过持续创新提升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长期困扰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改善。这一调节过程完全得益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而非强有力的政府政策的作用。

正如中国制造的“转方式”和“调结构”过程所揭示的，制造业的产业发展更多依赖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政府固然可以通过差异化的财税政策以及创新研发补贴，改变产业环境和要素结构，引导企业的产业选择和运营策略，但这更多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模式存在，很难成为主导“转方式”和“调结构”的核心驱动力。

正如本届政府的改革思路展示的那样，制造业2025的发展必须依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作用，让市场决定要素价格并引导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制度建设和创新驱动上，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市场秩序的顺利运行；另一方面，也应该突出政府在一些基础性创新领域中的超然地位，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社会创新活动的兴起，以法律和制度来保障创新成果的研发、转让、应用，推动社会创新成果的发展与扩散。

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庞大的国有制造经济体系和行政垄断部门一直是广受民众诟病的焦点领域，钢铁的产能过剩和石化的品质低劣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难题。这就更需要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在存在经济外部性的自然垄断领域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仍然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于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使得国有经济能够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成熟、发展，真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核心力量。而在更多的制造业部门，政府则应该更多地选择放松管制和减少干预，积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公正、自由的市场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自然可以督促更多的企业提升自身的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从而加速这些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出更加市场友好的“转方式”和“调结构”，实现中国制造的二次创业，把中国制造引入更加值得期待的制造业2025。

中国制造业发展思路的根本扭转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坚持成本领先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寻求以更为节约的生产方式，制造出更具价格优势的产品。在这样的产业发展思路引领下，制造企业总是在寻找压低生产成本的生产工艺，其中材料成本、环境治理、安全维护往往成为制造企业最热衷的成本控制手段，这恰恰成为中国制造品质低劣、环境破坏和事故频发的源头。

中国制造所坚持的发展道路选择源于上世纪初泰罗制下所产生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福特模式。在这样的产业模式下，企业通过大规模生产取得规模效应，实现生产成本和产品售价的持续降低，进一步扩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创造出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这种模式在消费结构相对简单的上世纪盛极一时，它有力地推动了汽车、家电、计算机等制造业产品的普及，带动起相关产业的繁荣。

在成本领先发展思路引导下，由于必要的政府监管的缺失，过度的市场竞争反而导致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日趋恶化，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价格低廉、品质低劣的代名词。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制造业的长期滞后发展，导致大量生活必需品必须依赖进口，洋火、洋布等以“洋”字冠名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称呼成为中国制造的耻辱的话，到了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中国消费者仍然选择到国外抢购奶粉、马桶盖、药品、书包等日常生活用品，就需要我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深入反思了。

随着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千篇一律的消费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寻求符合自己的消费习惯与特殊需要的定制化、个性化的工业制成品选择。而工业制造4.0计划的推进，更令这种制造业发展智能化、定制化、数据化和智慧化，智能制造的生产模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中国制造2025》强调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制造业发展思路的这种转变将引领中国制造业的新发展。

制造业2025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国内工业制成品质量低劣的现状，就必须坚持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业强国的生命线，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选择制造业的精细化、极致化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保障，打造出特色突出、品质优异、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夯实中国制造业基础，真正建立起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制造业产业体系。

渐进创新，夯实制造业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往往强调一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领先发展，并寄希望于代表行业与龙头企业的异军突起，发挥其榜样带头作用，以其为发展驱动，先进带动落后，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无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化工业立国，还是次贷危机后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都延续了这一发展策略。

尽管在高速铁路、航空航天、计算机云计算等高精尖新兴产业领域，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领先的制造业产业，然而，在食品、服装、机械等很多被国人视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却普遍暴露出质量危机和信任危机。与常见的金字塔式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由于政府过多地关注顶端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经济资源与创新资源也过多地流入这些部门，反而削弱了其他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优势，最终形成一种倒金字塔式的制造业结构，底层制造业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却在尖端拥有若干国际领先水平的制造业产业部门，这显然不是一种良性发展的制造业态势。

当一些先进制造业兴起之后，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它们在国际产业体系中的优势只是一些散点，无法连接成更具集团优势的产业体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普通制造业部门的投入不足与监管缺失，大面积的质量危机反而撼动了中国制造业根基，最终弱化了其国际地位。

正如《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建议所表现的那样，政府一直强调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发展的突出作用，并积极鼓励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培育社会创新浪潮，引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创新带动起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发展过多地强调突破性创新的爆发式作用，希望通过集中社会创新资源，在一些核心制造业部门和关键科技领域取得根本性的技术突破，并以此培育带动制造业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实践证明，与渐进式创新相比，突破性创新的确对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然而，突破性创新往往依赖多领域、跨部门的创新力量的协作，需要创新资源的大量投入，对于创新人才和经费投入的依赖也更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取得一些突破性创新成果，但其在制造业部门的应用往往仍然依赖于很多其他技术的应用与不同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协同，其在制造业生产之中的应用却往往需要更为久远的时间。

相对而言，经常被决策者忽视的渐进式创新，往往是针对现实之中的特定问题，其创新的应用性和适应性更强，投入产出率更高，更能够提升制造业的发展基础，成为最有效的创新模式。

科技创新固然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但是强调突破性创新研究，仅仅能够在少数先进部门建立起国际领先的竞争力，然而如果整个制造业发展滞后，若干高精尖部门的领先对于提升一国的制造业水平、推动制造业的整体发展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制造业2025必须更加鼓励发展应用性更强、创新效率更高的渐进式创新，全面提升制造业的品质管理，推动制造业差异化和精细化发展，打造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形象。

强化创新驱动的需求引导，构建供需双向式的创新体系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一时之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引发广泛的讨论。

事实上，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概念提出之前，中国的技术创新已经实施了供给导向的创新引领模式。科技创新更多地强调政产学研用的协作，突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机制的优化，集聚多方创新人才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以追求创新成果的实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决定创新的往往是源于创新供给的人才、经费、技术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通过创新资源在特定条件下的集聚，鼓励社会创新活动，引领社会创新潮流，推动创新成果的普遍产生。在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中，决定创新成败的关键都是源于供给侧的创新要素的集聚。

供给侧的创新引领模式固然可以有效地鼓励社会创新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大量产生，但是由于需求引导不足，往往导致创新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普遍滞后，甚至缺位。大量创新成果仅仅停留在实验室而无法投入到商业化运营之中，难以实现创新行为的“惊人的一跃”，这反过来制约了社会创新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模式的作用下，尽管2013年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数超过82万件，占世界总量的32.1%，遥遥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然而，这些技术专利真正能够应用到制造业发展中的却少之又少，这显然导致了本不丰裕的科技经费的极大浪费。

事实上，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供给侧的创新在集中创新资源、取得创新成果方面效率更高，但需求侧的创新引领却更具针对性，其创新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效率更高。欧美各国的技术创新更多源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而政府在引领社会创新中的作用的发挥也通常从需求侧着手，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引领企业的创新行为，或者直接给予创新补助，或者税收减免，以经济手段补贴企业的创新活动，发挥企业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模式其实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供需双向创新推动模式的重要意义，也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创新推进提供了新的思路。

因此，尽管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但是在制造业发展的创新推动之中，绝不能忽视需求侧创新引领作用，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推动和补助企业自主创新的需求侧创新拉动，构建起供需双向式的创新体系，实现制造业的创新引领和创新驱动，才能够实现制造业2025的宏观目标。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源于欧美金融产业与房地产业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中心放在缺乏实体支撑的虚拟经济的危险。回归制造业，通过制造业的领先发展引领国民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美国奥巴马政府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力图重振美国制造业，而德国则推出工业4.0，希望打造更加智能化、极致化的制造业体系。作为全球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势必将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

当制造业2025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选择围绕制造业的突破重建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之际，中国制造业就必须走上通过创新引领发展的漫长征途。《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相继公布必将开启中国制造业新的一页。

然而，制造业2025的发展不会是一路坦途，它将依赖于更为协调的市场与政府角色的界定，它需要品质至上的差异化、定制化、精细化和品牌化的“新四化”建设思路的选择，它不仅需要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更依赖于无数的渐进式的技术创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着手，打造供需双向式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只有转变思想，选择真正适合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道路，中国制造业才能够走出当前的困境，走出一条更加辉煌灿烂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