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重要结合点的高等院校，面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改革发展之策、人才培养之策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2015年年末，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和民盟北京大学医学部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民盟高教论坛在北大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大学之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到会并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就高校学科评估、科学研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现将部分发言内容编发如下。

深化高教改革 助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 张宝文

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清华大学委员会和北大医学部委员会“两校三委”共同举办的“民盟高教论坛”至今已经十届，历届论坛主题鲜明，如“大学精神”、“大学创新”、“大学之道”等，紧紧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话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寻高校的发展方向及承担的时代重任。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大学之策”。面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确实应对发展之策、改革之策、人才培养之策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从古至今，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知识分子的崇尚赋予了教师崇高的地位，使大学成为学术的殿堂、人才培养的摇篮。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们立足国情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先进经验，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初步构建起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个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基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取得显著成绩。高等院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2.7%提高到2014年的37.5%，已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目前，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超过1.2亿人，位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二是高等教育综合化取得明显成效。自上世纪末以来，高校系统适应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逐步整合多所院校的办学力量，改革学科和专业设置，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更加明显，整体研究能力和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办学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三是高水平大学建设扎实推进。通过“985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省部共建大学”、“2011计划”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一批学科接近世界一流学科水平，一批高水平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实力。

四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达到新的水平。随着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到来，国内高校把国际化作为办学理念和强校战略，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大学作为发展方向，广泛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逐步提升。2014年，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万名外国留学人员在国内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习。

总的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既有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困难与挑战，具有强烈的历史紧迫性和现实必要性。

首先，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已逐步进入新常态，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只有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型发展的良性轨道，才能为打造经济升级版创造条件，才能为持续繁荣开辟新的空间。实现上述目标，人才是基础，人才是保障，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构建新的竞争优势，以创新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具有引领作用，其发展水平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创新能力。

其次，这是应对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从全球范围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深度调整，知识创新速度加快，科技变革加剧，人才竞争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作为拉动经济回升、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握发展先机的战略选择。比如，美国提出“要把教育作为美国未来繁荣的关键”，确定“政府的责任在于制定教育的高标准”，把增强大学人才培养能力、提高大学科研水平作为国家战略和施政内容；德国推出“卓越计划”，规划打造数所“哈佛式”精英大学，再造德国大学辉煌；韩国制定“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目标定位于延揽国际一流师资，发展国际一流院系；日本提出实施“卓越中心计划”，重点建设一流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科。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强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再次，这是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瓶颈问题、进一步提升整体水平的现实选择。尽管经过3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也日益显现，特别是离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方向上更加突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在推进手段上，更加明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路径方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操作实施上，更加注重构建竞争择优的体制机制，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

最后，这是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的战略举措。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等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要求，顺应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浪潮，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目标，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逐步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方向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高等教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我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一些迫切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和探讨。

第一，关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从满足内需、发展规律、国际比较和未来趋势分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是需要保持适度增长，还是维持目前的规模。

第二，关于高等教育布局。为改变西部和部分人口大省高等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状况，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加快高等教育发展。

第三，关于分层分类办学。应认真研究高校升格热、更名风、趋同化发展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改革调控和管理方式，构建科学规范、相对稳定、多元协调的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办学机制。

第四，关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依法处理好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尊重科学规律和学术特点，合理界定大学自主权的内涵与边界，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创新体制机制。

第五，关于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如何采取政策措施全面提升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水平。

第六，关于研究生教育。为适应大学科研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如何完善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机制，特别是建立博士生培养与科研任务相结合的机制。

第七，关于大学创业教育。为使高等院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提升创业教育地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创业型”学科和“创业型”大学建设。

第八，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为进一步适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如何鼓励企业或企业战略联盟依托高校创办新型研发组织，深度参与新型研发组织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第九，关于科教资源优化整合。科教资源整合优化是国际一流大学建设的新趋势。如何探索建立我国科教资源整合的新途径、新机制，提升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水平。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总书记的讲话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各位专家学者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开展互动交流，对新时期大学发展之策进行深入探讨，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将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作出积极贡献。祝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关于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章启群

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与西方的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必须要有大战略,首先还是要靠政府动大手术和顶层设计。我谈几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是“师”与古代中国。意大利思想家维科认为，所有的民族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必须具有预言式宗教。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越过这个阶段。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和哲学。从历史看，宗教对人类社会具有非常深刻和顽强的影响力。现在一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的。宗教的价值观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是古代人灵魂的支配者，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在整个现代社会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尼采说“上帝死了”，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是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的改变，依然支撑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宗教和科学犹如鸟之两翼，是互补的整体。现在在韩国、日本，新兴的宗教也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宗教比较特殊，西周的统治阶级树立“以德配天”的观点，以周公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制礼作乐”，理性主宰着社会生活。作为西周时期中国历史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说“怪力乱神”。汉代虽然有儒学的宗教化，东汉以后佛教没落、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而传统的佛教、道教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停留在文化的层面。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也是非常独特的。

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由宗教引起的战争。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文明的呢？换句话说，一般宗教发挥的社会功能在中国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科举等途径渗透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中，并且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制度。古代知识分子通过读经修身也达到了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比如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等，这些人格理想与一般的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而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身取义，其实就是一种宗教般的精神。

在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国家宗教生活中有个轴心，心就是师。因此古代中国人供奉天、地、君、亲、师，这是一切人间价值的缘起和根本。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教育和成人之本。所以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师的首要职责是传道，其次才是授业解惑，“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核心价值观，孔子就是师字辈，知识阶层用师的行为方式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圣贤思想通过教化形式影响社会风尚，因此这个师绝不同于普通的老师，大致应该是介于教师和牧师之间的角色。但是,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解体了。

我再分析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变局。在现代西方科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总体上归纳为经史子集，就是四部之学。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构成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的学术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院系课程设计方面的转变中看到。这个转变过程就是要将古代的知识纳入到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之内。这个转变过程实际上是向西方学习。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古典学术体系向现代体系的转换；从方法上来说，这个转换是中国学生和西方现代学生对接。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进行新知识的创造。但是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体系演变的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一个是学科建设。自然科学很简单，比如说屠呦呦，她利用中医的文献进行现代医学的创造性研究。这个中医文献现在就属于医学范畴了。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就有些问题，像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最难的是文史哲。古代的史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文和现在也不一样，尤其哲学，中国古代没有，我们讲的经学和哲学之间虽然有关系，但是里面有一些野史，包括《诗经》。所以这些到现在都没有共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学术的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内容的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历史学和中国古代史部之学，不仅对象不同，所承载的学科使命和社会功能也有巨大的差异。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贯思想。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学的功能和现在的政治学是相近的，而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历史学是比较边缘化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学科转换之后，读经、修身、科举这种儒家的中国式宗教生活完全消失，不仅经学划分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子学中的墨家、道家也划入到哲学、医学等学科之中，儒释道三家尤其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式的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从学科性质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的功能，然而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跛足的文明；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古典学说转化为现代学说，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失去平衡的精神两翼；从现实来说，随着中国古代学说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的支配地位自然淡出，读经与修身的启蒙课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今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国学研究，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精神上的价值观不仅对普通大众，即使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已陌生。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削减自然导致读经启蒙的消亡，进而导致知识阶层修身虚无化，从而拆毁了人格建立的现实基础。就像必修课的缺失导致基础知识缺失一样，当前中国庞大的受教育人群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来说处于价值真空的状态，这对于中国核心价值观来说是釜底抽薪。

在这个基础上我再谈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是兼顾知识传授和人格教育，两者都不可偏废。回望百年来的中国教育，清末和民国时期传统教育式微，逐渐西化。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文革”后，教育逐步走向现代化。现代教育有很多成功的方面，但是官僚化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民国时期教育西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精英教育没有制度化。当下的中国教育是官僚化最严重的时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教育规律。我们看人才培养，大学现在的人才是引进来的，是靠输血，自己不能造血。一个大学居然不能造血，输血怎么能活下来？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人格建构与知识创造，这两个方面在西方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别进行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我只是提出来，还没有深入的思考。我们现在怎样进行人格教育？我认为还必须靠学校。如何通过学校实现这个功能呢？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读经，在中小学设立读经的课程。因此必须培养经师，应该有经学院的设置。大学、经学院可以分开设立，也可以并行不悖。这是我非常粗浅的想法，还不成熟。“五四”一代读经出身的学人许多成为大家，而且中西兼通、文理兼通。像杨振宁曾经用一个暑假专门读《孟子》。因此，读经是不妨碍科学知识创造的。

高校学科评估的思考和建议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 史 琳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启动了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基础，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谈不上一流的大学。实际上，科学的评估对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是有促进作用的。教育部将在2016年上半年进行第四次教育评估。前三次分别是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每次评估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也引发很多问题。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希望通过对前三次评估问题的分析，同时借鉴一些成熟的评价经验，对新一轮评估提出一些参考建议。

国内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评估机构大概有三类，一是以高校或者研究团体作为评价组织，如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有个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二是民间的大学排行榜，如武书连的年度“中国大学排行榜”。三是官方评估机构，主要是教育部学科评估，如前不久被取消的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还有2014年新启动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它的排名表中，北大和清华都在世界101—150名的范围内。还有学科的排名，北大排在最前面的是化学，清华是计算机学科。排名依据的指标主要是三项，一是反映教育质量的指标，如根据校友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等来评价。二是反映教师质量的，如根据教师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奖项来评价。三是反映科研成果数量的指标。

武书连的“中国大学排行榜”设置的指标体系分为四大类，一是师资队伍和资源，主要是师资队伍中有多少团队、多少重点实验室。二是科学研究水平，主要是获得论文奖、国家奖、省部级奖以及专利的数量等。三是人才培养质量，如获得国家教学奖、省部级教学奖、国家级教材、学生国际交流等。四是学科声誉。

教育部重点学科审批是从1985年开始的，希望重点扶植、建设一批学科。2014年，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中把这个项目取消了，目的是想把管教育、办教育、评教育分开，同时也是因为在重点学科评比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评比牵扯到财政补贴等利益，评上重点学科就会得到很多财政支持。

还有一个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它是2014年开始的，背景是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78年的1万人发展到2013年的60多万人，大规模扩招带来了质量问题、结构问题。所以国务院出台这样一个评估，它以学位授予单位自己评估为主，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然后评估材料网上进行公示，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而不是为了排名，它相当于及格线，不及格可能要下去。

以上是国内的情况。

国外涉及大学评估的有这几类，一类是全球大学国际性的评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QS世界大学排名。再一类是美国的排名，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的大学排名，还有德国高教发展中心（CHE）的大学排名、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RAE）的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是英国一家专门负责教育及升学的第三方组织，主要发布大学综合的排名，也包括专业排名。这个排名在中国的大学中已经有一些影响了。

美国的US News排名依据学术实力、师资、毕业率、校友等综合情况，还有来自校外教授以及行政人员的声誉调查等，每学期更新。

德国CHE大学排名由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组成，属公益性机构。它评价的主要是德语国家高校，但是它的指标对其他国家影响很大。它首先是向大学协会、评估专家、大学毕业生、在校学生广泛征集意见，指标包括学生、学习成果、国际化、教学、资源、研究、劳动力市场等九个维度、35个二级指标。它不对大学作整体的次序排名，而是针对单个学科构建了一个没有名次的排行榜，并且以分组的方式呈现各个评价指标的结果。对学生和家长来说，这一排名为升学选择提供充分的信息，对政府来说也承担着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功能。

英国的RAE大学排名主要评价科研质量，指标包括科研环境和结构、教师政策信息、科研发展战略等。评价方法是由大学准备材料，学科作为评估单元，下设大小学科和专家组，满分是五分，依次递减至一分。评价结果直接关系到下拨各大学的研究经费，国际上一些大公司相当部分的R&D研究项目选择合作学校也依赖RAE星级。

国际上的学科评估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第三方评估；二是评估目标明确，要么评价科研实力，要么评价教育质量，要么评价大学整体实力或者学科实力；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四是多维度调查；五是排名多样性。

目前，教育部学科评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官方色彩严重，因为这个学位中心是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这样的结果是：一是评估变成了政治任务，虽然名义上是自愿参评。二是引导办学同质化，因为行政部门掌握着大学的人事权和财权，评估会引导所有学校按照相应的指标办学。三是对综合型大学不利，因为指标倾向于总量，对于综合型大学往往是其一个系与一所行业性大学在一起比较。四是指标权重不公开，给大家想象空间，引起公信力缺陷，评估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是指标体系和方法上有缺陷。一是评估目标不清晰，既要评估科研实力又要评估教学质量。二是指标简单，未能反映学科真正水平，强调硬性量化数据、缺少定性评价。特别是很多奖项和平台的水平和条件差别很大，拿这些量化指标来评价，客观性是要打折扣的。还有过多强调资源条件，比如经常说有多少院士、多少国家及省部级实验室、多少经费。指标的代表性也不够，比如说有多少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以这个来代表学生培养质量，然后是有多少各种奖励。实际上，典型论文不能代表整体水平。什么样的指标能反映学科真实水平？这些指标加起来是不是合理？此外，公布的只是学科的总排名，掩盖了一些短板。

再次是学校的自报材料出现很多弄虚作假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学校为了保某个学科排名，不同学科之间互相进行人员借用，搞虚假引进，同城的学校互相猜疑，无法合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对策。

所以我们建议：第一，教育部在学科评估方面调整功能定位，政府管好及格线就可以了，可以拿国务院的学科评估替代教育部的学科评估。现在我们在推进“双一流”过程中需要政府和高校一起承担责任，政府部门要支持学校的改革。改革是有阵痛的，需要政府支持把改革落在实处，如果必须要进行许可评估的话也希望先完善评估方式、方法。

第二，取消自由或者是绝对的加权学科排名，呈现学科的等级分类。这样可以避免权重问题以及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人为的对立和不协同发展，也便于学校突出特色。

第三，要真正设计好反映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资料真实性，尽量提高数据的公信力，比如说进行广泛的行业协会和用人单位毕业生的调查；设定不同学科的指标体系，杜绝学科之间的借用；减少学校提交的材料，更多地使用有公信力的材料；保留全国统一评价的平台和奖项，取消评价标准不一的省市级平台和奖项。

大学学术研究之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叶颖江

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大学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有人说大学是知识精英聚集的“独立王国”，有人说是新知识、新学科策源地，有人说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加速器，等等，有很多的说法。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生“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教育家陶行知说，“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所以大学是一个培养学问家的地方，是一个培养真人真师的地方。

但是现实中的大学并不是如此，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科研当中。现在我们国家每年发表在SCI上的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但是论文的质量和可信度令人担忧。造假者当中不乏高级人才，甚至有位院士与合作者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存在剽窃、抄袭试验数据等问题。某大学两位讲师根据假造的数据在一个国际刊物上发表了70篇论文。一篇1986年发表的医学论文竟先后被25人抄袭，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被发表16次。最近微信上在传播，2015年3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销了12种期刊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是中国作者的论文。撤销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作者雇佣第三方机构来撰写、审查这些论文。最近的事件是2015年8月18日弗雷格出版集团撤销了旗下十本期刊的64篇论文，百分之百都是来自中国，包括上海、北京、山东，以辽宁最多，达20篇，上海15篇，山东10篇。这些被撤销的论文主要是集中在生物学和肿瘤学领域。

这些论文的作者大多来自大学的附属医院。所以，我们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对策？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做？其实医学院校的医生是最痛苦的，他们要从事医疗、教学、科研。除了看病还要写论文，压力那么大，晋升又有那么多条件。当然这不应该成为造假的借口，医学应该比任何专业更为严谨，因为它关涉人的生命。

事实上，造假不仅限于生物科学领域，其他科学领域也发生过，比如说国外有媒体报道，某教授在一篇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某教授将孟子翻译成门德斯，这些是个别人的所作所为，但是给学术界造成了危害。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这不仅损害了学者的人格尊严，也损害了学术共同体的声誉。

中日友好医院的王辰院长说，科研是人类面对挑战显示核心竞争力的落脚点。一个国家没有科学研究，就失去了先导力和活力，一个社会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办法成其先进；同样一个医院或一名医生没有科学研究，就会落后甚至被淘汰。科研是对医学院校、医院的医生作为知识分子和大学老师的必然要求，是医院进行创造和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路径。医生要看好病必须依靠医学经验的逐渐积累，这种积累绝非零星病例的简单堆砌，而是经过思考和总结得来的医学经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科研的雏形。通过科学探索发现疾病的规律，把这种规律升华成普遍意义的科学，并指导医生治病救人。这样的医学科研才接地气。

科研应该成为医者的核心素养。前一段时间，一些知名医院的医生辞职，自己办医院或开网络诊室。我觉得其中一些人是不适应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科研之路。科研是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实力和生命力的体现，学科是医院赢得社会声誉的品牌，科研是支撑学科的重要基石，也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医生不去读文献，不吸收别人的先进医疗技术，从而不形成自己先进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就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尤其是不能成为一名医学院校的优秀医生。科研使医者成为最先进科学方法的掌握者和竞争者，成为直接的受益者，可使自己的职业境界脱胎换骨、净化、升华。科研是使医生从医匠走向大医的途径。这种职业追求是我们每个人在科研过程中化茧成蝶的蜕变过程。

前不久，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其实医学领域也应有机器人，我就利用机器人做了人民医院第一台直肠癌手术。我有一种上瘾的感觉。机器人的应用使外科手术的精细度提高了。患者获益、医生获益，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吸收、开展科研呢？

医生从事科研及将科研应用成果于医疗实践，使医生从医匠走向大医，这是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培养医生的必然之路。只会开刀的医生不是大医，既会开刀又会写文章，还能进行国际交流，与国际上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教授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这才叫大医。

这些年我们很重视SCI论文发表数量，甚至出现了SCI论文造假。最近SCI发生了变化，它要被卖掉了。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发文，鼓励科研成果在国内先发表，作为晋升和考核的必要条件，不在SCI上发表同样获得承认。2015年10月5日下午5点30分是一个令中国人、中国学者、中国科研工作者非常激动的时刻，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的主要贡献是有关疾病新疗法的发现。屠呦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她的文章发表在哪里？并不是SCI，而是中国的《科学通报》。她取得了世界承认的科研成果。还有另一位大医陈中伟院士，1963年他和同事为上海一名青年工人的右手进行了成功再植，五个手指全部成活，这是世界首例成功的断指再植手术，他的论文发表在1963年的《人民军医》上，不仅是中国医学界的骄傲，更是激励中华民族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可惜这种精神没有传承下来，否则到现在中国可能不止一个屠呦呦、一个陈中伟。

从这两位成功的科学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你做出的成果是创新性的，不论论文发表在哪里，肯定会被承认。所以我们今天要转变观念，不要注重论文的数量，而是要从质量上考虑；不要从发表论文的期刊国别和期刊等级上看，而要看社会价值。只要你做出的成果是有价值的，迟早会得到承认。

归根到底，做科研需要真正的努力，需要踏踏实实地用心、创新。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完善治理学术腐败的法律制度，形成公平正义的科研环境。

高校基础研究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鲁安怀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论断，这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先导。科技管理部门已提出，要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加强重大交叉前沿领域的前瞻部署，强化创新源头供给。要推进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构建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改革科研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要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这些政策的出台必将迎来科技工作又一个春天。

事实上，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教育部门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

这里就高校“双一流”建设中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工作谈几点认识和建议。

当前，国内外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看法不一，但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有国际一流基础研究能力具有基本共识。因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基础研究成果具有超前性，成为真正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基础研究重大突破对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乃至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和引领作用。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DNA模型建立，形成了人类崭新的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学之所以能引领社会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其基础研究引领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无疑高水平基础研究也能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卓越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快速发展的过去十年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水平稳步提升，整体上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跃升期，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但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高校基础研究存在着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较少，对人类知识增长的贡献还不多，特别是尚未能产生惠及全人类、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发现与发明等问题。当然，从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来看，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大国，论文总量自2009年起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发表论文总被引次数提升到世界第四位。令人忧虑的是，我国高校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过分强调论文发表，使大家过于追求发表论文数量、引用次数和刊物档次，不同程度上忽略了科研成果对推动科学进步与学科发展的实际贡献与重要作用，结果使高校中不少师生成了生产论文的机器，滋生出急功近利和浮躁现象。要知道，热点选题及由此产生的高被引用论文有时并不一定代表原创性研究工作。长此以往，特别是利用ESI学科排名论文单项指标作为标准，对学科发展绩效进行评价，对“双一流”建设采取新一轮工程化管理，能否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果可想而知。

我国高校师生从事基础研究时，根本不能把重点放在原创性基础研究工作上，过分追求SCI论文数量，做不到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更做不到一辈子努力做好一件事，这除了缘于个人职业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目前国内通行的单一化评价体系之外，还反映了另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我国科技创新源头供给不足。当前，高校师生获得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经费较为艰难，竞争极为激烈。以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2015年国家总投入不到200亿元。高校教师申请的基金主体类面上基金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已分别占到总申请项目的81.64%和78.28%，表明高校教师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主要群体，可是获得的资助率仅分别为22.88%和24.58%，批准的项目占申请的项目数不到1/4。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从事基础研究队伍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为甘坐冷板凳、立志探索、潜心向学的从事基础研究者提供学术人生出彩的机会。科技创新源头供给不足，是由于我国研发经费（R&D）不足造成的，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DP）2%左右，而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投入的比例更低，多年一直徘徊在5%左右。相比较，发达国家R&D经费占GDP可达3.5%，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可达到15%－30%。应该说，我国还没有真正把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摆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位置。

难得的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和亮点。建议在规划“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时，给予基础研究特殊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力争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投入的比例提高到10%。特别是在倡导万众创新的今天，要大力发挥智力密集的高校在创新性基础研究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尽快完善稳定支持与竞争支持相协调的机制，加大稳定支持的力度。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幅度提高面上基金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率，从目前的20%多提高到40%左右。创造良好的基础研究环境，提供小而多的资助项目，鼓励万众自由探索。特别是要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项目制度，扶持和鼓励大家从事风险较高的具有真正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容忍失败，奖掖成功，发挥高校创新人才的群体作用。特别要给年轻科技工作者更多的提升自身能力与职业发展的机会，建议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强度由目前的25万元增加到50万元，充分调动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积极性，鼓励他们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科教事业。

“十三五”期间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宗旨是在制定有利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创新发展战略基础上，实施一批位于国际科技前沿的重大科技项目，有效应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挑战，打破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的局面，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这的确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更是在战略必争领域突破国际封锁的重大决策。但大家普遍担忧的是，在项目申报与具体实施过程中，产学研相结合的立项机制得不到保障，项目基础研究的经费份额得不到保证，高校很难获得应有的基础研究任务。这样，“十三五”期间高校基础研究工作不但不能得到加强，反而可能有所削弱，甚至连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5%的比例都难以实现，高校基础研究将面临巨大挑战，也极大地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建议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及早注意这一新动态，尽快对相关科技政策进行调整，努力统筹好“科”与“教”的协调健康发展。

总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有一流基础研究水平。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今天，绝不能削弱对高校基础研究的支持与投入。在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时刻，更要着眼于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