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一部完整、系统、科学地阐述产权保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一基础上,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产权保护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家和人民群众投资兴业、诚信经营、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惠及子孙后代;有助于鼓励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传承财富、爱护财富、善用财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更有助于吸引更多海外华人华侨回国创业。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从经济逻辑与国际经验看,产权制度被公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意见》开宗明义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国家、集体、法人与公民个人的产权多元化基础之上。产权保护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海纳百川:既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也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既保护国家财产权,也保护农村集体产权、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加强产权保护有助于确定资源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权利主体,明确资源与财富的产权归属,促使产权主体自觉寻求资源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最佳投资与交易方案,进而使市场主体决策更趋理性,预防市场主体由于对产权保护存在焦虑感而实施不理性行为。而微观市场主体的理性化及商事行为的有序化有助于预防市场失灵现象,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全面依法治国。产权保护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化水平高低的试金石。依法治国的核心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立法方面,要通过立改废释等形式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编纂民法典、修改公司法与证券法、废除对非公有制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废止按照所有制性质不同制定的市场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清理有违公平的恶法条款。在执法方面,要加强产权行政保护,严惩侵害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规范政府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的规范度、严格度、透明度与文明度。在司法方面,要完善产权的司法保护制度,预防司法腐败与司法专横现象,坚持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抓紧甄别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在守法方面,要使产权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培育全社会对产权保护制度的信仰与敬畏之心。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情况来看,不少落马干部都栽倒在产权保护制度面前。有些腐败分子缺乏对国家资产所有权及民营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敬畏之心,贪污挪用,吃拿卡要。如新官不理旧账,公然撕毁前任领导代表政府与企业或者投资者依法签署的采购和招商引资合同,导致企业与投资者血本无归。再如一些腐败官员还发明了他们称为“关门打狗”的钓鱼式招商引资新招数,让外地商人进退维谷。这些都需要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来解决。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的前提是有恒法。无恒法,无恒产,亦无恒心。而恒法既包括良法,也包括善治。产权保护植根于我国注重产权保护的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加强产权保护的根本利益诉求,也植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此,完善产权制度是惠及千家万户的富民工程,是夯实市场经济根基的改革工程,是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工程,是从严治党的廉政工程,是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民心工程,是立足长远发展的经济工程,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引擎工程。
平等保护产权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意见》也强调,“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明确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平等保护是产权保护的首要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更是天生的平等派。与其他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更加注重追求和捍卫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没有平等保护,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保护力度弱于对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保护力度的现象。倘若相关部门缺乏一视同仁保护各类产权的胸怀,就不可能真正将产权保护工作大踏步推向前进。
“手心手背都是肉。”各类企业之间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应存在企业之间的歧视性待遇,不应存在所有制的尊卑贵贱之别。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任何企业及其投资者的产权都依法享受平等保护的国民待遇。基于投资者所有制性质与国籍的歧视性待遇,无论是超国民待遇还是亚国民待遇,都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
法院作为裁判者,必须对各类产权主体一视同仁,确保诉讼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平等。不但程序法的适用要平等,实体法的适用也要平等。法院要始终坚持认法不认人、认理不认人的原则,切实做到开门立案、凡诉必理、慎思明辨、求索规则、辨法析理、胜败皆明。
在民商事主体之间发生纠纷时,我们既要反对以强凌弱的现象,也要反对以弱讹强的现象;既要反对国有企业打“英雄牌”,也要反对民营企业打“悲情牌”,更要反对跨国企业打“霸王牌”。合同争讼的解决必须彻底回归契约自由、契约正义与契约严守的精神。要贯彻平等保护产权的原则,还必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潜规则。
只有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现代法治理念,才能确保每份裁判文书都能经得起法律、社会、历史、良知乃至国际社会的检验,才能真正在法律、道德、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达到有机统一。
全面保护产权
恒产就是受法律全面保护的财产。全面保护产权的原则要求各类主体依法享有的各类财产权利都沐浴在法治阳光之下。不仅产权保护的客体与主体具有全面性,产权保护的手段与机制也具有全面性。
全面保护产权的原则首先意味着产权客体的全面性。《意见》强调,“保护产权不仅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现代产权制度具有广、中、狭三义。狭义的产权制度仅指所有权制度。中义的产权制度指物权制度,包括所有权制度与他物权制度。广义的产权制度泛指具有财产内容的各项民事权利,既包括物权,也包括债权、股权、知识产权以及具有财产内容的其他民事权利。换言之,凡是具有财产元素的民商事权利都属于产权的范围。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意见》也指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探索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传统的知识产权享受司法保护,现代的无形资产,尤其是新业态新领域的创新成果包括创新型商业模式,也享受法律保护。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研究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明确,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最高法院牵头负责研究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
全面保护产权的原则还意味着产权主体的全面性。鉴于我国民商事主体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意见》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强调了产权主体的全面性与广泛性。从国有与私有的两分法角度出发,《意见》重申全面保护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从企业与自然人的两分法角度出发,《意见》强调“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除了提及各类经济主体,《意见》还多次使用了各类市场主体、企业与投资主体等概念,并专门强调保护各类公民的物权,例如金融产品的创新与投资者或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知识分子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涉刑企业家的民事权利保护等。因此,国家、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产权都应享受司法保护。
依法保护产权
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院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产权纠纷,加强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统一。
法官的裁判三段论离不开大前提的确定,倘若大前提引用有误,必然导致司法不公。然而,法官在竭力寻求清晰的裁判规则时,往往会被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所困扰。现代市场经济孕育出来的法律关系盘根错节,立法文件浩如烟海,法律位阶复杂多元,立法文件对法律关系的内容和补救措施存在法治真空,这些都为法官发现妥当的裁判规则带来了挑战。因此,慎思明辨、求索规则成为争讼裁判的重要思维,其核心内容是发现与适用妥当的裁判规则。法律一经颁布,解释与适用就成为头等大事。因此,在裁判活动中,解释论比立法论更重要。虽然现行法律规则并不完美,但在现行立法修改以前,法官必须公正地解释与适用现行法律规则,而不能从立法论角度将现行法律规则推翻。一流法官援引法理裁判,二流法官援引法条裁判,三流法官既不援引法理也不援引法条裁判。法理在弥补法律漏洞方面的独特功能应引起法官高度重视。
依法保护产权既包括法治的核心价值观,也包括法条背后的立法理念,还包括法律规范之间、法律部门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例如,义利并举,更加注重公平;规范与发展并举,更加注重规范;安全与快捷并重,更加注重安全;诚信与创新并举,更加注重诚信;自由与秩序并举,更加注重秩序,这些都代表法治的核心价值观。
产权司法保护既涉及民商事案件,也涉及行政诉讼案件,更涉及刑事案件。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身的法律逻辑。在涉及企业与公民的刑事诉讼领域,要树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法不溯及既往、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的刑事法治思维。为划清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防止选择性司法,《意见》重申,“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疑罪从无的原则对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审理产权民事纠纷时,法院要弘扬产权神圣、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契约严守的法治理念,要让“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主体自治理念与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契约精神包括契约自由、契约正义与契约严守三大元素,而契约自由的核心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意见》要求,“增强公民产权保护观念和契约意识”,不仅针对民事活动,也针对商事活动与政府采购活动。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民商法的主旋律。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就是弘扬契约自由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既要反对强买强卖、欺诈误导,也要反对政府越俎代庖,过度干预市场微观活动,更要尽量促成契约的有效履行。契约正义要求法院依法纠正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契约严守要求法院提高失信成本,降低失信收益,提高守信收益,降低守信成本。
当然,不同的缔约主体对契约精神有不同的关注点。对于信息对称、博弈地位对等的商事主体尤其是势均力敌的商事主体之间的契约而言,应当充分尊重契约自由;对于商事主体与消费者之间的契约而言,应当充分尊重契约正义;对于非商事主体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契约而言,不但要更多关注契约自由,且应更多探求与尊重缔约双方的内心真意。
法院在审理涉及产权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时,要着眼于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法治政府的三大法理命题是主体法定、职权法定与程序法定。要在政商之间的纵向行政关系领域牢固树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违法行政必问责的法治政府理念。法院公正审理涉及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件,不仅有助于保护企业和公民的权益,而且有助于促成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民本政府、厚德政府的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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