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儿童事业也取得了新进展,儿童权利保护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在法律法规层面,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已出台的法律外,有关部门还将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在政策层面,《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正在贯彻落实当中。与此相关,许多纲领性的全国性政策文件也值得重视,包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等。仅在2016年,涉及儿童保护的国家政策文件就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等。

儿童权利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数字上,比如: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我国婴儿死亡率由2010年的13.1‰下降到2015年的8.1‰;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97%以上;2015年10月底,全国22个省(区、市)的699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开展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2115.16万学生受益,23个省的673个县开展地方试点,1090.78万学生受益。成就还体现在立法者、决策者与各级政府官员、司法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儿童权利保护意识的提高上,比如儿童优先原则写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写进了《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少年司法成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在政府主导的福利保障和社会救助方面,儿童福利优先保障,工作模式正在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孤儿、病残、流浪、留守等困难儿童获得特别关注、关爱和帮助。

然而,在总结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我国的儿童权利保护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我们讲儿童权利,倡导将儿童当“人”看,尊重其独立人格;将儿童当“儿童”看,尊重童年的独立价值和自在需要;给儿童与其身心成熟程度相适应的合适待遇,以更科学、更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从政府文件到儿童权利普及读物,“关爱”都是主要内容。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被关心、呵护的对象,是优先保护的群体,甚至在出现违法犯罪时,有从轻和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有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这些都是正确的,还应该加大力度,继续开展。然而,我们有没有不自觉地走向了一个极端,即更多地关注儿童权利,而回避或者较少地强调儿童的纪律约束和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是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但是,这里的“教育”是否只包括了对儿童权利的教育?公民义务和责任的教育是否出现了一定缺失?

我们常听到学校的教师抱怨,现在管束手段有限,学生正面肯定容易,批评教育则较难,甚至有教师不敢管的情况;而未成年人犯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甚至制造恶性案件的事例屡见报端,既令人震惊,又有几多无奈。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竟杀害同伴、街头流浪者甚至学校老师!这样的孩子不能依法进行犯罪追究,我们怎么办?校园霸凌现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与儿童心理等复杂的因素相关,我们的应对之策又在哪里?是不是放纵居多,预防和惩治不力?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在哪里?这当然要具体分析。在有的地方,答案竟然不是成年人犯罪,而是未成年人犯罪。几年前,我曾看到,云南有一个县几年内所有恶性案件都是由未成年人犯下的。这至少告诉我们,儿童权利保护工作并不总是面对活泼可爱、善良天真的群体,还要面对许多负面的社会因素和“问题儿童”。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关于儿童权利的倡导和实践是否全面和准确,比如,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教育与宣传是否平衡。

2015年年底,我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拿到一本欧洲委员会宣传儿童权利的小册子——《儿童权利护照》。将儿童权利的宣传册做成“护照”,这非常有创意,儿童权利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本“护照”首页开篇的第一段话说:“生命是一次有趣的旅行。我们与许多人一起前行并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尽可能安全、精彩和幸福的旅程。要实现这一点,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这同样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儿童和成年人。”

这是一本讲儿童权利的“护照”,但首先向儿童申明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要享有权利护照上的权利,从中获益,首先要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反之亦然,自己不愿意遭受的,也不应施于他人。

要真正地、充分地享有自己的权利,最应该知道的并不一定是自己能拥有什么、享有什么,而是应该知道如何尊重他人。这是前提和基础。我们的儿童权利教育,不能单就权利讲权利,而不讲规则和前提。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们可能会碰壁,会出现矛盾和疑惑。

个人与他人和集体、与环境,是有机的整体。和谐与建设性的互动是个体和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路径,也是社会关系健康有序的保障。不论是个体权利视角,还是社会管理视角,全面兼顾和平衡非常重要。因此,儿童权利保护工作,要全面倡导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不是顾此失彼。

在法治实践中,我国儿童法律责任体系同样需要改革与完善。就拿近年来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校园霸凌事件来说,2016年年初,三名中国中学留学生因为校园霸凌案在美国面临重罪起诉,引起社会的热议。相形之下,人们感到我国对校园霸凌、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处罚较轻,追究不够。

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一直将刑事责任的承担看得比较重,担心一旦判处刑罚就意味着对一个人的否定,产生严重的后果和极为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我国,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是两个被严格区分的概念。14岁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起点,但是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只对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6岁、未满18岁的,不得判处死刑。而且,所有未成年人犯罪均可以依法从轻和减轻处罚。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被司法机关判处刑罚的孩子带着污点进入社会,国家还用封存犯罪记录的前科消灭制度来保护这些曾经有严重罪错的未成年人,以利其改过自新。

对待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可以有一些特殊的责任方式,也可以在他们接受应有的惩戒之后为他们“重新做人”预留一条制度上的保障之路,但是无论如何,责任还是要承担的。如果14岁以前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同时又没有其他法律规定予以处置,这对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是不利的。

惩罚并非应对犯罪的一种有效手段,对儿童尤其要以关爱引导为主。但关爱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手段。

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儿童心智、身体素质发育已然更为成熟,是否应该考虑适当调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特别是针对一些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新闻界和法学界有一些讨论的声音,但并无共识。我国刑法学界的学者们大多保持一种极为审慎的态度。

2017年1月16日,公安部公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此稿取消了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处罚的限制性规定。这意味着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所确立的已满14岁、不满16岁这一相对负违法责任的年龄段有可能被取消,代之以与成年人一样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面临与成年人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对此,有人称赞,有人质疑。

在笔者看来,绝对地以年龄为界排除某个年龄段的儿童承担法律责任,并不一定科学。面对儿童,如果说刑法的适用应该谦抑,那么行政处罚的大门并不一定要全然关闭。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法律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具有指导意义。惩罚,特别是涉及剥夺自由的监禁性的处罚,应该尽量不用。不论立法增加何种法律责任方式,这些儿童司法的基本原则都是必须坚持的。

反对立法加重惩罚“问题儿童”的专家提出,宜将未成年违法行为的干预从行政法中剥离出来,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调整对象,同时修订后者,完善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的体系,增设和完善干预和惩教措施,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考虑到目前我们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从社会到国家缺少干预和惩教机制的现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重建一个新的体系对于法律改革的要求更高,可能尚需时日。

无论如何,对于“问题儿童”在加强权利保护的同时,设计怎样的法律责任和行为矫正体系的问题显然是紧迫和必须面对的。

总之,儿童权利是很美好的词汇。与此相关,谈到权利与义务的完整理解与细致平衡,也比较容易获得认同。而谈到对儿童罪错行为的追究方式、追究程度,则争议很大。保护儿童权利,不能让任何儿童落下;同样,保护儿童权利,也必须面对所有问题,包括那些与所谓“问题儿童”有关的法律责任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