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是加快推进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部署。随着今年1月“双一流”建设的正式启动,“双一流”成为当下中国高校建设最吸睛的字眼,也给众多高校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双一流”建设之路应该如何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群言杂志社特邀请部分政协委员以“我们离‘双一流’还有多远”为题进行座谈。座谈会由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主持。出席座谈会的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精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书面发言)

刘俊来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

孙丰月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陈 群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周 梁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头颈外科主任

郝际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

高玉葆 天津师范大学校长

蒋惠园 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教授

鲁安怀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郑惠强:首先我代表民盟中央和群言杂志社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座谈会。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我们离‘双一流’还有多远”。在座都在高校工作,相信对“双一流”这个词并不陌生,它在当下的高校建设中出现频率比较高,也是近年全国“两会”关于教育方面的热点话题之一。

我们都知道,过去20年间,经过“985”“211”工程的持续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稳步迈进,目前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与世界名校相比,中国高校还有不小的差距,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远远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吹响了中国大学冲刺国际前列、打造顶尖学府的冲锋号;今年1月2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从此“双一流”建设有了国家层面的施工蓝图,正式启幕。

“双一流”的提出给各个高校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于是,不仅是高校,各地方政府也都纷纷显露出要大干一场的雄心。自2016年以来,有20多个省市相继推出举措迎接“双一流”,既有规划中的量化指标,也有实打实的经费支持。但是,“双一流”绝不是仅靠金钱就可以堆砌的。“双一流”不是“富一流”。不能只做到硬件一流,更需要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师资人才的一流,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高校的特色发展和内涵发展。

其实,目前我国大学亟须反思的问题实在太多。比如,如何去“行政化”,由“教育官办学”转为“教育家办学”;如何实现真正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如何帮助学生形成高度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让他们成为“精神的缺钙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要真正实现“双一流”,这些问题同样需要我们认真考虑。

“双一流”建设之路到底应该如何走?我们离“双一流”还有多远?今天就是想请大家一起谈谈眼下轰轰烈烈的“双一流”建设应该如何看待、怎样发力。还请各位专家畅所欲言。

“双一流”很远也很近

郝际平:“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高等教育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在“985”“211”工程基础上的继续,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相较于“985”“211”来说,“双一流”的设计更为合理,它借鉴前两者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提出要建设一流大学,还提出要建设一流学科,这就给那些具有学科优势、特别是过去的行业院校带来了希望,同时在制度设计上还解决了前两者身份固化等问题。

如果要讨论我们离“双一流”还有多远,我觉得它很远也很近。这是因为:

“双一流”建设要明确评判标准,或者说是评价体系。标准、评价体系定得不一样,远近就不一样。我理解,建设“双一流”其实就是资源的一次再分配,就是怎样使一些高校或学科合理地拿到更多优质资源和支持,所以判据非常重要。而要制定这个判据,首先就要明确建设“双一流”的根本目的,我认为“双一流”建设,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建设若干个大学、学科,走在世界的前列,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同时要促进各层次、各门类高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从而使高等教育水平整体上能够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毫无疑问,在这个目标下,“双一流”的判据既要考虑国际的评价指标,又要结合中国特色,简言之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国际一流”。这是非常正确的。

“双一流”建设需区别学科门类。若我们不加区分,谈“双一流”意义不大。如果泛泛讲“双一流”,那我们的不少学科无论如何设定标准、评价体系,都是世界绝对一流,比如中文、中医、民族艺术等学科或是一些小学科,我们早已经是世界一流了,甚至远远地把其他国家甩在后面。但在其他众多学科里,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多数学科和世界一流水平仍相距甚远。所以说,学科门类不同,远近也不同。而目前的“双一流”建设我认为主要说的是自然科学。

“双一流”建设不能忽视高等教育的基础。“双一流”是建设领跑的学校、学科,但与此同时,一定不能忽视众多跟跑的学校、学科,尤其是地方高校的建设。中国高校中95%是地方高校,我们每年几百万的招生量中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这部分学校完成的,在高等教育辉煌成绩的背后,地方高校作出了巨大贡献。毋庸置疑,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没有他们的支撑,中国高等教育是无以为继的,更别说要达到世界一流。因此我们在建设“双一流”时,不能只见高峰,不见高原,忽视了这个基础,“双一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远的会更远,近的也会变远。

“双一流”建设要有体系。要把“双一流”建设做好,就要关注、实施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中国教育2030”。因为教育的现代化是指整个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包括中小幼、继续教育等,这个体系构建好了,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自然就脱颖而出,“双一流”才会离我们更近一步,否则我们非但没有与世界一流拉近距离,反而可能会越来越远。

“双一流”建设关键还在于各项措施的真正落实。中央政策制定得好,还要落实得好,我们才会离“双一流”越来越近,否则,很可能事倍功半。比如在实施过程中,要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还要下点功夫。目前教育部门拟采取的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的方法比以前更加科学,但要真正把这些设想落实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像专家评选,专家组成员若都是来自教育部高校的专家,很可能会导致地方高校失声,很多地方高校的特色学科也可能由于不为人熟知而失去机会;假如为了避嫌,都从教育系统外找专家,那也会失去评价的准确性。希望能在组建专家组时充分考虑地方高校的比例,考虑教育本身的科学性。

“双一流”建设要统筹规划。“双一流”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现在大家公认的一流大学多数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国内冲击“双一流”的高校、学科也还是以东部为主。我国东西部高校发展依然严重失衡,且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愈演愈烈。希望建设“双一流”时政府能发挥主导作用,在优先发展支持“双一流”时,能统筹配置教育资源,有计划地给予西部地方高校适度的政策倾斜。同时,在制定标准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所区别,比如对于欠发达地区可以把目标定为中国一流、地区一流而给予支持,起码不要继续扩大东西部高校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政策实施不到位,可能会离“双一流”越来越远。

“双一流”应当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蒋惠园:“双一流”建设是国家的战略部署,而且与过去相比,这次提出了创一流学科,更有利于调动高校的积极性。

关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评价标准也就是尺子问题。什么叫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尺子很重要,因为它是导向。其实世界大学和学科排名标准都是多维的。我想评价“双一流”也应该有多维的标准,除了发表文章数量、申请专利数量等外,还应该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作为重要指标之一,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我们必须提升高等教育服务改革创新的能力,提升高等教育引领和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我们的“双一流”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上的著名高校都各具特色,有的侧重于创新,有的侧重于人文,我想我们的高校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离“双一流”还有多远?实际上现在从专利申请量和发表论文数量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分别列于世界第一和第二位,进步很快,看上去我们离“双一流”可能并不遥远,但这并不意味“双一流”可以一蹴而就。教育是百年树人的行业,急不得,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很多排名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适应的,如果过急,会欲速则不达。要实现“双一流”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

一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缺乏,原创性东西太少。其实人才也是多样性的。要培养创新型思维,就应该兼顾学科差异性和人才特点,不拘一格地吸引人才,在学术上提倡包容性和批判精神。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一流的基础教育。而在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学生提出的观点若与教科书或是一些专家的观点相悖,往往就会被认为是异端,这很容易扼杀创新型思维的萌芽。

二是办学筹资渠道单一。我国的多数重点大学都是由国家支持的,由社会出资办学的很少。我以为,创一流就应该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除了政府投资外,还要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办学。其实高校尤其是一些应用型大学,是需要和大型企业产学研用结合的,所以尤其应该考虑在这种应用型学科里引入社会资源。

三是管理体制存在差距。政府应该进一步放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为高校发展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环境

陈群:在“985”“211”等重点建设工程的牵引和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20多年间不仅发展迅速,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而且还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对这一成绩我认为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当然过去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在我看来,“双一流”建设应该是“985”“211”工程的升级版,它不仅在范围上可能会有所扩大,而且在建设理念和操作办法上也有很多创新,一是强调世界水准与中国特色的统一;二是强调人才培养、立德树人和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统一;三是强调开放性,以解决身份固化的问题。

要说我们离“双一流”有多远,其实以排行榜上的名次及一些量化指标来衡量,中国有多所大学离世界一流已不遥远,甚至已经成为一流。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换一个角度,从国民对大学的期待和认可程度,从中国大学在学术上的原创和引领能力上来看,我们仍然任重道远。最近几年里,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领域中,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巨大进步。但如果深入探究就可以发现,我们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数量仍然较少,我们可以发挥引领作用的学科领域仍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学离“双一流”的目标尚有距离。

这一近一远,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我觉得在“双一流”建设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应当允许高校将“双一流”建设方案与自身已经制定好的“十三五”规划紧密结合,按照已经确定的目标和思路开展建设。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是中国大学真正能够办成一流、办出特色的一个前提。

二是高校的评价体系。高校评价体系是高校办学行为的指挥棒,这几年有关部门一直在致力于优化高校评价体系,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很多进步,比如在学科评估中,人才培养所占比重显著增加了,人才计划数量所占比重下降了,等等。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还有继续优化改进的空间。中国的学术引领力不够,除了我们仍需更多时间进行积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过于量化、功利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直接影响着校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薪酬体系,使得优秀研究人员,尤其是优秀的年轻学者难以沉下心来,开展需要长期积累的原创性研究。

因此,“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国家在增加对高校发展的经费支持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改革完善评价体系,加强对高校发展的规范引导,避免类似于经济领域曾经出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等问题的发生,为高校发展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环境。而高校自身应有更强的战略定力,坚持围绕国家需要和学校长远发展搞建设,不能只顾指标不顾目标,更不能为了指标而违背目标。

“双一流”建设要从长计议

高玉葆:从“九五”开始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各项指标还是综合排名上,与世界一流高校、学科的距离都在不断缩小;但是国内各高校因为支持力度的不同,差距依然比较大。如果指挥棒用不好,不仅可能拉大国内高校之间的差距,总体上还会拉开我们与世界一流高校、学科的距离。

现在各地都把建设“双一流”的架势拉开了,准备大干一番,制定的目标都非常令人振奋。比如天津准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建设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五个世界一流学科,同时还提出支持八所市属高校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力争进入全国百强或达到国内同类院校领先水平;再遴选50个左右实力较强的优势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力争30个左右学科进入国内一流行列。

我认为作为高校的管理者,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应该保持冷静,从长计议。我们不能将“双一流”建设搞成运动式的,一哄而上、大轰大嗡。“双一流”不能一蹴而就,要掌握好力度,做好长期建设的准备。

我们离“双一流”究竟有多远?我觉得可以从不同层面去分析,这里我们先不谈国家和省市层面,就谈高校层面。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路径。我们应该按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标准衡量一下,对于自己在人才培养、学科水平、办学质量以及国际影响等各方面处于什么位置作出科学、清晰、准确的分析,然后再考虑采取哪些改革措施、推行什么样的长效机制才能稳步达成目标。

对于一流大学建设,我有几点思考:

一是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大学应由若干一流学科组成,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形成定位准确、有竞争优势的学科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有所侧重,并且在校内要形成开放竞争、动态调整的格局,做得好的要继续扶持,做得一般的就要被淘汰。

二是要有一流的师资。应有一套着眼长远、兼顾当前的师资队伍发展规划。要建立一种能进能出、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这是目前中国高校中普遍缺少的。我们应该改变“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情况,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同时还应该有一个好的评价体系,以便科学合理地衡量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业绩。

三是要有一流的管理。首先是要建立一支精干高效、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管理干部队伍。其次是要建立充分体现激励和约束的管理制度,要让知识分子的劳动得到合理回报,要从经费的管理上建立能够充分体现知识分子智力投入的绩效奖励机制。

四是要分类指导,分层管理,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自主权非但没有扩大,在有些地方反而缩小了,特别是地方高校比较明显,无论是学科、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还是分配制度、人才聘用等方面,管得有点多。我认为严是对的,但我们更应该提倡高校的自律,鼓励高校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规划、标准,进行评估;省级教育管理部门负责资源统筹;高校则应该自己管好人、财、物。相信高校有这个能力,不会走偏。

“双一流”建设要重视基础研究

鲁安怀:“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设计内涵比较丰富,其中一流学科建设的提出,使高等教育中不同层次的学校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是件好事。但怎样把这件好事办好,我觉得还是需要多角度、多方面地去看待,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可能出现的偏差多做一些未雨绸缪的思考。按照这个思路,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合理利用经费,切实搞好教师队伍建设。目前有这样一种趋势,一谈到“双一流”,许多人包括高校领导就都向“钱”看,把钱花在抢夺人才上,高校间陷入人才的大混战,人才身价也因此被不断抬高。教师职业的根本在于教书育人,但很多名校用丰厚的薪酬待遇吸引人才,导致人虽然来了,却对学校缺乏认同感,又很容易被挖走。教育经费的效用发挥不好,有悖于“双一流”建设的初衷。所以我建议,“双一流”建设应该改变盲目追逐人才的思路,资金利用要规范化,引进人才也不能简单地以“帽子”为唯一评判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合理布局。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对本学校、本学科的认同感,从而为高校带来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重视基础研究,促进学科健康发展。目前的科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双一流”发展的,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人才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对于一个倡导创新发展的国家来说,基础科学研究至关重要,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应给予其各方面适当而充分的保障。还要注意扶持冷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多样化的学科体系,避免高校学科发展同质化。同时,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性尤其在年轻研究者中不宜过强,应为从事基础研究者创造潜心研究的有利条件。在当前的激烈竞争环境中,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者实在太少。

第三,评估体系应更为科学化。目前,学科评估的主体设计存在制度缺陷,评估主体不完全是第三方,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细化。相关部门应使教育评估的主体构成更为科学,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更为合理、更具前瞻性的导向作用,切忌流于形式,搞些简单的排行榜。

找准定位,建立创新发展的新理念

孙丰月:“双一流”建设是继“985”“211”工程之后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一个战略规划。目前,“双一流”建设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应进一步找准定位,建立创新发展的新理念。

一是“双一流”建设应体现国际化,切实打造国际“双一流”。一方面要有强大的师资队伍,尤其要吸引国际上(不分国籍)有影响的教学或科研人员参与到建设中来。同时,需要以一流的制度作为保障,我们现有的人事和分配制度在很多方面需要向国际一流的标准看齐,诸如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等问题,正反映出我们的制度还有不够完善和规范的地方。我们应多向国外的名校学习,加强师资聘用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是生源的国际性,应开放招生,除了面向国内,还要吸引一些国际学生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生来中国上学,彰显中国高校的国际影响。生源的国际化、多元化很重要,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国内,怎能产生国际影响,又怎能体现我们的国际“双一流”?

二是创新教育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现在全社会都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创业和创新很重要。目前很多高校通过产学研平台让学生接触更多的行业实践,从而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但做得还不够。实际上,我们的教学体系和理念有些方面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挥,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教与学两个主体体现得不够,教师和学生所处的位置很不平衡。教师的主体地位被过度强化,而学生的主体地位却不被重视。我们想做研讨式教学,但是学生适应不了,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教育理念使学生习惯了被动学习、依赖性学习。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引导他们关注行业的重大问题、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等。在发挥中国特色优势的同时,提高学生自我思维、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不是让他们单纯成为教学计划的执行者、课堂的服从者、知识的接收者。说到底,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没有这一点,又何谈国际“双一流”?

三是不断加大投入,提升科研能力,产生国际一流的原创性成果。“双一流”建设应作为我国的长期战略,增强投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应为社会和国家发展服务,这就需要尽量融合社会力量,保证投资力度。企业发展需要人才,如果社会资本能够真正看到高校在促进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等方面蕴藏的巨大潜能,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主动投向大学。因此,在高校建设中,除了国家层面应予以保障外,还需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这不单纯是一种捐助,而是要直接参与到学校教育和学科建设上来,在这方面世界很多知名大学都做得很好。加大投入后,我们还需要多部门一起配合,适当向高校倾斜政策,瞄准一些重大的科技领域发力,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获得有影响的成果,提升我国科研的国际声誉。

四是“双一流”建设要统筹规划。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我国所有学校都办成国际“双一流”,高等教育既要有高峰,也要有高原和平原,部分高校、学科先搞上去,再逐渐带动其他学校、学科的整体提高。“双一流”的办学理念可以贯穿到所有高校中,在观念和做法上要有所改观,但不能单纯以是否达到“双一流”论成败,要支持特色办学,兼顾有发展潜力的高校。另外,在开始阶段,“双一流”建设平台的设置范围要放宽一些,随着具体评估、计划的深入,再逐步缩小范围,进行优化和筛选。

回归教育的本源

刘俊来:“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体现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此,我主要谈三点建议:

首先,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看,“双一流”建设应是“985”“211”工程的深化和发展,而不应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双一流”建设秉持扶优、扶特、扶新的原则,也就是要使优秀的更加优秀,这就使得政策会对一些重点高校、优势学科包括很多特色学科有所倾斜,而无法兼顾所有学校。对于中西部高校、地方高校等不具有优势的学校或者学科的建设,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门的规划,建立共同发展的平台。

其次,重新思考高校评价体系。目前的高校评价体系决定了高校教师既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从事科学研究。不少年轻教师认为无论教得如何,只要科研水平高就能成为好老师,就能评教授、评“杰青”,等等,导致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专注于科研工作,而把教学当作副业,高校的人才培养也渐趋演变成对教师自身的培养。这样的评价体系导致高校人才培养的职能被偏废,也造成了人才竞争的乱象,严重破坏了高校的学术生态乃至整个国家的学术生态。因此,目前的高校人才评价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相关部门应引起重视。

最后,高校的教学质量有待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距离国际一流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学生知识基础较弱,独立思考能力差,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匮乏。去年6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正式会员国,但实际上我们离协议的要求还很远。现在国家提倡工匠精神,而高校毕业生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精神。当然,这也与社会、老师和家长的方向引导有密切的联系。传统的轻应用重理论的观念导致学生忽视动手操作能力,实践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从知识结构的层面看,博士生的知识面普遍过于狭窄,虽然一些博士生可以在本专业领域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但是缺乏金字塔型的知识背景。在人才培养中,我们的教学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改革现有高校评价体系

周梁:“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项目。经过多年的“985”“211”工程建设,中国高校及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和国外高水平大学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如医学方面,虽然进步很大,但是在国际上领先的技术还不是太多,由中国人首创的治疗方法、手术等还很少,在研究的创新性与前沿性上与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双一流”建设是推动我国进一步缩短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差距的有力措施,意义重大。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双一流”建设重点应在国内高水平的大学和学科进行,同时兼顾地区发展平衡。要成为国际“双一流”,一定是国内顶尖的高校、学科才能去参与竞争。对于“双一流”高校的遴选,我认为应该不分地域,也不看是否是“985”“211”,而要看是否有潜力,能否通过进一步建设进入世界一流。显然,不可能所有高校、学科都被选上,一定是先选出部分有实力的高校与学科,但也要兼顾考虑西部高校的发展。比如“双一流”可以分为AB类,进入A类的可以获得相对多一些的经费,进入B类的获取的经费可以适当减少,同时要建立可上可下的流动机制,B类做得好可以升到A类,反之A类做得不好就要降到B类,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

第二,评估要做到客观公正。如果评审专家本来就有评估倾向,很有可能埋没一些本来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学科。相关部门应做好第三方评估工作,可以请一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主动拓宽视野,同时也使我们更加了解世界的整体水平。

第三,改革评价体系。正如刚才大家所说,要建设“双一流”,我们必须改革当下的高校评价体系。就拿医科大学而言,我们和其他大学不同,除了教学、科研之外,还要承担医疗任务。因此,对医科大学“双一流”的评估,除了要评估科研和教学水平,还要评估其临床医疗是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国际领先水平。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医科大学的全面发展,早日实现“双一流”目标。

郑惠强:“双一流”建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是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刚才各位的发言,观点鲜明、思维独到、分析透彻、建议中肯。既反映了大家对“双一流”建设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关心,也体现了民盟的界别特色和专业优势。

对于“双一流”建设,我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不公平竞争。之前在“985”“211”工程建设中的受惠者,在这一轮竞争中,显然与其他高校的起跑线不一样,会否还没起跑,起点就不公平?二是担心会偏离教育“教书育人”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个别尖子精英,而是要培养所有的学生,如果学校乃至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的兴奋点都去盯着科研和高精尖的项目,那我们如何能保证做好育人的本职工作?三是担心除了挤入“双一流”的少数大学和学科受益外,大部分高校和专业的学生甚至教师是与之无关的,甚至有可能被挤压本该拥有的资源。无数事实证明,一个重要的教育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就随之确定了,所以要谨慎。我们建设了一流学校和学科,那么,二流的、三流的怎么办,难道就活该当陪衬、做背景?手心手背都是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仅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强各类高等教育,包括民办教育等。要更多地关注教学质量,关注教书育人,要让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教学中真正受益,在思想上、品格上健康成长。

我们期待在建设“双一流”的过程中,能好好整理一下当前制约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按教育规律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塑造我们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大学气质和大学风范,打造自身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把符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发展实际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

相信“双一流”离我们并不遥远。

书面发言

从政策机制上遏制人才引进中的无序竞争

方精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7年科技界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实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我觉得这是完全必要,也是非常紧迫的。

大家知道,近年来,人才引进工作成为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重要业绩。同时,以建设“双一流”为目标导向,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各种优厚条件(如高薪酬、高房补或直接提供住房、配套研究平台等),不计成本地吸引人才。一些地区和单位对引进人才的争夺逐渐白热化,无序竞争的乱象越来越突出。而部分“引进人才”频繁跳槽于不同单位,以获取更高的工资待遇或住房补贴,不仅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更给国家和用人单位带来巨大的财物浪费和诸多棘手问题,毒害了本已脆弱的学术生态环境。

这种引进人才以个人利益为主要驱动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我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造成了国家科研资源的严重浪费。目前各类人才的科研启动经费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再加上平台建设、住房补贴、团队建设等,国家和用人单位投入了巨额资金。引进人才的非正常跳槽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据悉,上述“引进人才”从原引进单位离职后,均给所在单位造成了巨额的资源浪费。

二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科研和教学秩序。由于用人单位投入大量资金引进人才,导致单位人财物资源的不合理分配,而引进人才的不正常跳槽又进一步扰乱了原本已经受到影响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教学秩序,对该单位的伤害可谓雪上加霜。

三是毒害了引进单位的创新科研文化。相对于普通科研人员和教师,引进人才在薪酬待遇、实验平台、团队组建等方面已经享受了足够优厚的待遇。然而,部分“引进人才”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不认真履职,而是频繁跳槽,单纯追逐个人利益。这种追名逐利的做法破坏了引进单位的科研文化氛围,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对学生和年轻学者的影响尤为恶劣。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人才引进单位对人选品德情况考察不够,重才不重德;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人才引进政策存在缺陷,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为此建议:

建立规范的人才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合理的薪酬指导体系,确立相对规范的待遇标准。除国防科工等特殊领域的人才外,设定人才年薪上限标准(如不得高于所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数倍);对于住房等福利待遇,也应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统一监管,即不得重复享受住房等福利待遇。

建立人才引进补偿机制,避免单位之间无序竞争。单位为引进人才通常会付出较大代价,因此对约定服务期未满的人才,调入单位应征得原单位的同意并给予原单位合理的经济补偿(类似于足球俱乐部的转会费),以避免人才无序抢夺的乱象。经济补偿应该包括实验平台、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成本等。

建立全国系统配套、有效衔接的人才政策体系。国家应该统筹人才经费管理,将地方性人才计划经费纳入中央财政统一监管;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人才引进待遇标准,遏制一些单位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无序、随性、不合理地为引进人才提供高得离谱的待遇等乱象,以减少国家财产的浪费和流失、保证学术生态环境的相对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