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医改解决医闹问题,是衡量新医改成效的基本依据之一。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笔者先后到湖南衡阳、株洲、湘西和娄底等数个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基层对于“医闹”问题的实际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医闹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看医闹现象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反映,医闹问题现在越来越复杂。原来只有社会闲杂人员参与医闹,现在甚至有些大学教授、法人单位也介入医闹。

如何看待医闹问题?不少基层医院管理者认为,医闹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表现。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甚至很多被挤占挪用。医改后普通患者负担过重,一场大病往往让病人倾家荡产,如果病人最后死亡或者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管是否正常死亡,是否存在医疗过失,患者都是家破人亡,“其伤其痛,可以想象”。

人道的死亡方式应是在医院或在社区医生人文关怀下安祥地归去,但现在在基层,大多数病人只能在家“安静”等死。一是因为病人医不起;二是因为医院劝走临死病人,怕患者死在医院引发医闹。

医闹的根本原因

调查发现,医闹现象形成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却是一致的,即营利导向的卫生政策、医院(医生)中心主义的医疗流程和对弱者保护不力的法制,它们共同构成医闹问题的社会基础与社会环境。

营利导向的卫生政策。医改进行了这么多年,营利导向的卫生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其实质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要求患者承担公立医院相当部分的经营费用、发展经费、在编人员人头费和编外人员工资福利,并为医院提供盈余;对于民营医院而言,求医者更是承担了医院几乎全部的经营发展费用、从业人员工资福利和医院盈利。这样的卫生政策导致医患关系蜕变为缺乏人文关怀的利益交换关系,医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患方几乎只能被动接受各种苛刻繁重的医疗收费。这是医患纠纷发展成为医闹的原点。

这种营利导向的卫生政策集中体现在扭曲的医疗收费机制和腐败的医药品集中招标制度两方面。医疗收费之繁琐和繁重没有哪个行业可比。仅以门诊诊断明确、治疗合理的小手术为例,除了首诊的挂号费、手术费和必要的药品费这些合理收费外,公立医院普遍另行收取麻醉费、缝合线费、换药费(至少一次)、拆线费以及换药和拆线的挂号费,把分解收费发挥到极致。于是,患者普遍有雁过拔毛、乘人之危的感觉,大病患者及其家庭不堪重负。对低收入人群,这种医疗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更是缺少必要的制度倾斜,体现不出人道关怀。凡此种种,都暴露出医疗收费机制的扭曲,尽管实践中某些基层医院会给无助者一些实际照顾。

医药品集中招标制度理论上应该会降低药价,但实际上医院药品价格比药店的高许多。招标的药品价格往往比市场价高出几倍、几十倍。药品集中招标不比质量与价格,而是比“公关能力”,使招标价居高不下。

医院(医生)中心主义的医疗流程。以患者为中心是现代医院的基本特征。但是,我们的绝大多数医院在经营管理上却是以医院(医生)为中心,自己怎么方便就怎么设计医疗流程,较少顾及患者感受。例如,一些三甲医院的门诊小手术,患者从首诊到结束门诊治疗,至少需要排队挂号三次、交费三次、候诊一次、取药一次、等候手术一次、等候拆线一次,也就是说,患者至少需要排十次队才能完成整个医疗流程。而这其中至少有两次挂号和两次交费可以通过合理的流程设计简化掉。

复杂的医疗流程则催生了大量收费岗位和行政管理岗位。又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差额拨款,养这么多收费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就必须从患者身上找财源。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医患关系,客观上助推了医闹甚至暴力医闹的出现。于是,医院就反应性地增加安保人员,采取各种安保措施,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可见,以患者为中心设计医疗流程才是可行的解决之道。

对弱者保护不力的法制。平常的医患纠纷怎么会发展为医闹呢?从法制层面讲,根本的原因是发生纠纷后难有公正合理的裁判,以及缺失维护正义的力量。

医疗纠纷损害赔偿方面,《侵权责任法》第16条明确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些赔偿项目、相关的支付标准和计算方法等事项作了规定。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医患纠纷中患者因医疗伤害致身体痛苦的赔偿、患儿特殊教育费的赔偿、患者未来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未来治疗护理的赔偿以及精神损害的赔偿等,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这些合理的赔偿请求很难得到必要满足。例如,对脑瘫儿的赔偿,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区区数十万元,只有少数案例能超过百万元。在医疗支出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些赔偿款连治疗康复都不够。

另外,医院信息不透明,有时甚至掩盖真相,令病人及家属不信服。出事后院方习惯性地选择推卸责任,为厘清事实真相设置障碍,就难保患方不产生过激行为。一些行政官员习惯于采取各种妥协办法,放弃追查事实真相,有的甚至参与掩盖事实真相,进一步助长了医疗纠纷、医闹及伤医事件的发生。

深化医改,防控医闹

医闹不但严重干扰了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加剧了医患间矛盾,而且严重损害了患者、医生及医院利益。最近几年,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医闹和暴力伤医行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其中一些做法值得思考,比如,有的地方以法规把医院纳入公共场所,由警方打击医闹。这种做法的实质仍然是以维稳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医患关系。而其结果是,不得不增加医院的维稳等非业务支出,进一步加重了患者负担,恶化了医患关系。有的地方热衷以“严打”方式处理医闹问题。对于职业医闹分子,即利用他人医患矛盾借机采取胁迫、暴力等手段针对医院、医护人员闹事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者,应予严打、严惩。除此之外,以严打、严惩方式处理医闹问题,并非良策。医闹伤害医患关系、伤害社会。如果医改能够回到卫生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重建医患信任,医闹问题完全可能迎刃而解。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遵从公立医院的本质属性推进改革。目前公立医院既享受政府拨款,又享有市场主体资格,且大多采用类似私立医院的运作模式,老百姓基本上得不到什么实惠。因此,必须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权标准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标准落实到公立医院改革中去,使贫弱之人也能够得到有效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废除医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改善医患关系,必须摘除寄生在医药流通链上的毒瘤,把药品、器械、耗材的利润空间切实降下来,而不是只把15%的加成去掉。因为取消加成,马上提高了服务收费。减少医药流通环节的具体办法就是允许医院直接从医药品生产厂家进货。对于国内紧缺的抗癌药物和其他急需的进口药,建议由国家统筹与外企谈判,利用市场广阔的筹码争取较低的价格。

解决“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介入”问题。一个良好的社会应保障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基本权利。享有这些权利的前提是能够行使决策参与权。因此,医改要解决基层参与决策的问题,医改决策、决策执行和监督决策执行都应当尊重基层社会、基层民众、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参与权。

医疗收费适当考虑弱势人群的就医需求。改革现行医疗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使之反映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权标准的经济要求,即较贫困的家庭和人群相比较富裕的家庭和人群,不应该不相称地负担医疗费用;即使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时代,社会弱势群体也必须获得成本相对较低、有针对性的方案的保护。

简化医疗流程。复杂繁琐的医疗流程伤害身心痛苦、疲惫的患者及其亲属。通过革除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重新设计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流程,可以达到简化医疗流程的目的。

改革医疗领域的维稳体制、思维和方式。医患关系天然地具有信任、和谐的因素,现在只是被一些错误的政策、做法伤害了。其实,只要百姓少负担一点,怨气就少一分,医患关系就平和一分。因此,解决医闹问题,应当从修复医患关系入手,而不是以维稳的思维和方式处理。

实事求是处理医患纠纷。政府应及时公布医患纠纷所涉诊治护理相关真实信息,由独立第三方组织鉴定,并根据医疗鉴定意见进行公平赔偿。那种是非不分、一律压制,或者妥协、欺软怕硬的做法都不可取。建议针对《侵权责任法》人身伤害赔偿条款及其现行司法解释的不足,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保护受到医疗损害者要求合理赔偿的权利。

适当提高医务人员工资待遇。具体增加多少应当在当地环境下由社会分工、医护职业特点决定。在适当增加工资的同时,舆论上应当明确,医护人员“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更高的精神内涵。一个人、一个群体的体面、尊严,归根结底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结束凡提及医护人员的收入,言必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疗收费如何之类偏颇的说法。中国医改问题还是要放在中国环境下,以公心学习经济而质优的卫生体系好的做法,探求好的解决方案。

本文是笔者调查湖南数家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对于医闹问题看法后形成的政策建议性文章。文章尽可能忠于每个接受调查者的切身感受和实际认知。笔者相信,来自于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切身感受和实际认知对于探求“医闹与医改”问题更好的解决方案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深圳仲裁委员会医患纠纷仲裁院;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