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和“矫枉”本是个老话题了，但如今我深感还有再辨析、再议论的必要。

倘若浏览互联网就会发现，上面有不少偏激言论，颇有汇成一股偏激思潮之势。近年动辄发生的各种抵制活动和排外事件，就是这股偏激思潮的一种表现。

细思这些偏激言论和行为的思想根源，可以看出，一个重要源头就是与动乱年代流行的斗争哲学的影响有关，而进一步探究，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的误读和对矫枉问题的糊涂认识有关。在否定一切的年代，儒家的中庸思想被曲解为“无原则的调和”，受到批判；而矫枉过正则受到鼓励，说是“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结果走极端的思想疯长起来，偏激和极端的行为层出不穷，其影响绵延至今。这需要正本清源。

中庸辨

儒家的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谓中庸是极高的道德。朱熹解释中庸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不偏不倚”意为持中、公正。“无过不及”即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即做事既不能过分、过度，也不能不够、不足。不偏不倚和无过不及这两句话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办事要达到“中”的位置，要做到适中。所谓“庸，平常也”，这个平常实际是不突兀、不冒进之意，而不是今人所云平庸无能的意思。

实际上，中庸就是一种适中思想，即做事和想问题要适中、持中、用中、合宜、不左不右、无过不及、不走极端。那么，哪里是“中”呢？好比一杆秤，那个不偏不斜的平衡之处就是“中”的位置，这个位置即恰到好处的地方。河南人说话爱说“中”，就是合适、合度之意，其实就是中庸所说的“中”。儒典里有“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执两用中”的话，意思是审视和掌握两端而采用“中”，即要找到两端之间的合适位置，找到了便是适中。

这便是儒家所说的中庸的原意，其中并没有“无原则的调和”之意。至于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庸的原意有时被淡化，或被赋予了新的意思，那就不是先秦儒家所能负责的了。

蔡元培对孔子和儒家的中庸非常推崇，主张凡事要适中，反对走极端，反对偏激。他评论先秦诸子时说，法家太左，刻薄寡恩；道家太右，放任自流；所以法家之策招致秦灭，道家之习招致晋亡。

中庸或曰适中思想，并非只是中国思想家所独创、独有，古代西方也曾产生过类似孔子中庸的适中思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适中思想，认为一切行为都可以分为过度、不及、适中三种状态，比如，在鲁莽、怯懦、勇敢这三种相关状态中，鲁莽是过度，怯懦是不及，勇敢是适中；在纵欲、冷淡、节制这三种状态中，纵欲是过度，冷淡是不及，节制是适中。在过度、不及、适中这三者当中，过度和不及都是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是适中，适中才是美德。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适中与孔子的中庸，意思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在将古希腊文的“适中”一词翻译成汉语时，一般都译为孔子所用的“中庸”一词。

在现代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中，作为理论家和政治领袖的列宁和斯大林，也都有过适中思想的表达。列宁说，真理往前跨一步就是谬误。这“跨一步”，就是没有用中、执中，而是跨向了某一极端。斯大林说：“真理在‘中间’，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这也是在表达反对极端之意。但斯大林搞“大清洗”，违反了他自己的说法，滑向极左的一端去了。

适中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捕捉客观法则，避免思想和行为上的走极端、偏激、片面性、绝对化。但它所解决的主要还是思维形式的问题，至于怎样才算适中、适度、恰到好处，还须根据具体情况去把握，而这种把握并不容易。

矫枉是否必须过正

当出现走极端的偏误时怎样纠正？有两种态度：一是把极端纠正为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如把怯懦纠正为勇敢，把肚子饿纠正为吃饱；另一种是把极端纠正过头，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即矫枉过正，如把怯懦纠正为鲁莽，把肚子饿纠正为吃撑。显然，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可取的。但生活中常见到第二种情况。比如，一说“君子不言钱”是刻板、僵化，需要纠正，便纠正成了金钱至上；一说传统中有糟粕，便弄成了抛弃一切传统。反之亦然。总之，都是用一个极端纠正另一个极端，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换位，也就是说，总是用一种片面性纠正另一种片面性，总不脱形而上学的窠臼。

有一种说法：矫枉必须过正。鲁迅也说过：“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够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还说过“不读中国书”之类的话。钱玄同为强调文字改革的必要，常发表走极端的激进言论。鲁迅评钱玄同说：“十分话最多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须说到十二分。”

应该肯定，矫枉过正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合理性的。鲁迅之所以说一些矫枉过正的话，是因为黑暗势力太强大，旧思想的罗网太严密，如果不“扎硬寨，打死仗”，就不能取得一点进步。正像鲁迅自己所说的，你说要开窗户，那人家肯定不让你开，你必须说要掀房顶，人家才让你开窗户。钱玄同发表走极端的文字改革言论，也是因为看到封建旧文化、旧思想对人们束缚太深，不出死力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总是故意把话说得很绝对。实际上，从内心看，鲁迅和钱玄同并不偏激，而是很理性的。鲁迅说“不读中国书”，是为反抗“古老的鬼魂”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压迫，而鲁迅本人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则是爱之甚深的。关于钱玄同的偏激，黎锦熙评道，钱玄同“有时说话过分，须知他是愤激之谈，等到发作过了，他仍返于至情至理，中庸得很”。周作人对钱玄同也有过类似评价。

矫枉过正虽在一定条件下有合理性，但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固定的、普遍的思维模式来奉行，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那样就会形成一种局面：你过正，我也过正，以过正对过正，永远处在一种极端与另一种极端对立的状态中。近现代史上文化界关于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即有此弊。

郭沫若对矫枉过正问题发表过一个见解，我认为很正确。他说：“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里所说的“歪曲”亦即一种极端状态，所谓“平正”就是适中、适当。只有平正，才合乎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歪曲与平正之间，我们当然要选择平正，也就是选择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应是我们思维和办事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