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为赴新疆营救好友，高崇民只身赴渝被软禁。1945年11月，他从重庆乘船经上海返回东北。在重庆，高崇民以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为阵地，以《反攻》杂志为号角，筹建民盟东北小组，为抗日救国而奔走，为回归东北做准备，为民盟发展传薪火。

漫漫东北回归路

1945年11月下旬至次年2月下旬，高崇民以“顶替的丈夫”、“冒名的司账员”和“假定的接收大员”等名义，从重庆经上海、北平和葫芦岛，回到阔别14年的故乡沈阳。

虽然一路上波折不断，险象环生，但与14年来的泪眼回望和呼号奔走相比，此行算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1931年9月18日，高崇民和众多东北同胞一道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23日，他与好友陈先舟化装成商人进入关内，走上了“倭寇不灭誓不还”的救亡之路；9月27日，他和阎宝航、杜重远等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1月，又带领学生赴南京请愿，当面质问蒋介石，“中央政府是否还要东北”。1933年9月18日，高崇民在北平参与秘密成立“复东会”，全体成员誓言“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1935年年底，因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避居上海英租界的高崇民转赴西安，力谏张学良联共抗日，促成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因在军中印发《活路》，他第三次遭到当局通缉。“西安事变”时，他参与起草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竭力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2月，为了整合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力量，高崇民等人酝酿发起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并在上海主持召开筹备会，确定“东总”工作任务，发布《告东北同胞书》。6月20日，“东总”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礼堂举行。高崇民致开幕词，并被推举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北平沦陷后，他奔赴济南、太原、武汉、西安等地筹建“东总”分会。

1940年秋，高崇民得知杜重远在新疆被盛世才软禁后，随即给盛世才写信，力陈杜重远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不远千里去边疆只为投身教育事业。接到盛世才邀他到新疆面谈的消息后，高崇民托人通融军统局拟从重庆转乘飞机去新疆，戴笠表示可以考虑约高崇民“先到重庆一晤”。次年4月，高崇民只身从陕西到重庆，不料戴笠告知，他既不能去新疆，也不能回凤翔。这“重庆一晤”，却换得高崇民被软禁五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对高崇民的监视也更加严密。高崇民一方面加强与曾家岩50号的联系，积极准备返回东北；另一方面做出各种假象，减少特务的怀疑。11月间，美国新闻处包船迁往上海，其职员可带一名家属。韩幽桐在该处工作，她的丈夫张友渔可以随船前往。周恩来便决定由高崇民顶替张友渔，于11月21日晚从朝天门码头登船离开重庆。次日清晨，高崇民妻子王桂珊带着三个孩子乘公共汽车到双十铺薛鸣九家避居三个月后，从宝鸡到西安，再转往北平。

高崇民被周恩来称为“东北人的榜样”。他矢志抗日救国，并在斗争中选择了正确的政治道路。

高崇民原名高恩浚，1891年11月14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早年就读省立农林学堂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他从奉天去日本求学时，“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慨然有治理山河之志”，于是改名为“建国”。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认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为国本，本固枝荣，民富国强”，决心从事唤起民众的工作，并把自己的号定为“崇民”。

1922年5月，高崇民与人在奉天秘密成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团结东三省的爱国志士共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1925年，他在哈尔滨从事教育工作，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33年避居上海后，他结识共产党人孙达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应走的政治道路有初步认识后，毅然撕毁国民党党证。

1938年8月，高崇民随同一个参观团访问陕北，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会谈。在一次谈话中，他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建立若干个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1940年秋，其长子高存信担任一支东干队的指导员，挺进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延安，高崇民还与周恩来进行了诚恳的交谈，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46年7月，高崇民在东北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续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先后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淹留山城待反攻

高崇民多年以后始终不忘被困重庆的岁月。在《重庆软禁琐记》里，他描写当时的艰难：“余傍晚由市内归来，须两手触地，如马上山状，爬行而过。”

当时，高崇民住在重庆嘉陵江迤北的猫儿石山上，进城或到东北元老居住的南山，须先过江再上山，羊肠古道有千余级台阶。江水泛滥后，泥泞深处几乎没膝，出行艰难。虽然如此，他依靠坚强的革命意志，“每天往返路程约六七十里，从未觉疲倦过”。

高崇民被软禁后不久，妻子曾昭惠服毒自杀，他也因此一病不起。1941年11月，在好友们的资助下，高崇民与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干事、东北女青年王桂珊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戴笠也赠礼2000元，高崇民将其用于创办《反攻》杂志。

《反攻》半月刊是“东总”的机关刊物，1938年2月在武汉创办，刊头由沈钧儒题写，由王卓然出面在国统区公开注册发行，于毅夫负责主编。《反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心，控诉日军暴行，歌颂抗战军民英勇事迹，被赞为国统区的抗日明灯，成为抗日复土的反攻号角，影响极大。

1939年10月以后，“东总”的活动受到当局的限制，多地分会被迫关闭，《反攻》也遭到刁难和审查。高崇民到重庆后，担负起“东总”总部的领导工作。1942年秋，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东总”，总会活动转入地下。高崇民继续以《反攻》为“东总”的旗帜，宣传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

《反攻》杂志社设在猫儿石李家坪37号高崇民住的小楼里，“反攻杂志社”的牌子是由郭沫若题写的。面对办刊的诸多困难，高崇民卖掉王桂珊和亡妻曾昭惠的首饰做经费，跋山涉水四处登门约稿，并自己动手写稿，动员在国民党“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工作的陈彦之印刷《反攻》。

1942年，高崇民在《反攻》上发表《十一周年的“九一八”》说，“余最怕写纪念‘九一八’文字，尤其怕每年写纪念‘九一八’文字，盖写一次痛心一次，多写一次多痛心一次，写的次数越多，痛心的创痕越大”，“然而，这纪念‘九一八’的文字在未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未把东北失地收复以前，还是非写不可……使我人民对抗战之信心益增，抗战之势力益坚，然后方能使敌方早日溃败，我之胜利早日来临”。

“东总”被迫解散后，高崇民在《反攻》上辟“冷言冷语录”专栏，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揭露当局的反动措施。仅在1942—1943年，他就写了冷言冷语32条。

在雾霭沉沉的山城，高崇民写下“阴寒酷于冷，人立大江头”的诗句，表明不畏艰难的勇气。他经常出入曾家岩50号，多次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周恩来曾鼓励他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

1944年下半年，高崇民邀请日本进步友人绿川英子担任《反攻》的编辑，她的丈夫刘仁则担任主笔。绿川英子举家搬到李家坪，并在《反攻》上连载自己创作的《在战斗的中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从猫儿石狂奔至城区，参加了全市火炬大游行。

抗战胜利之初，高崇民认为，东北人民应该在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东北，于是在《反攻》的胜利号上，开辟“建设东北之路”笔谈会，参加者有茅盾、邓初民、张申府、侯外庐等。随着抗战的胜利，《反攻》完成了历史使命。创刊以来，《反攻》共出版17卷90多期，20余万册。

《反攻》虽已停刊，但其回响长留于嘉陵江畔。1986年5月21日，绿川英子、刘仁旧居暨《反攻》杂志社旧址被列入江北区文物保护单位。据相关资料记载，《反攻》杂志社旧址为一印刷车间，四合院布局，坐北朝南，土木结构，穿斗式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建筑面积约275平方米。

奔走民盟传薪火

高崇民被软禁在重庆后，除了以“东总”和《反攻》为阵地坚持斗争外，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高崇民参加民盟的情况，据《高崇民传》记述：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他在重庆见到了在救国会时志同道合的张申府。1941年9月，高崇民搬到猫儿石李家坪37号以后，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也搬来住在高崇民的楼下，他们朝夕相处，共同从事民主运动。黄炎培、邓初民、章伯钧、刘清扬等也曾为《反攻》撰写稿件。1943年，经黄炎培介绍，高崇民以“东总”的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并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1944年11月，高崇民和沈钧儒介绍阎宝航、陈先舟、陈彦之、杜弘如等参加民盟，并建立了民盟东北小组。

民盟东北小组成立后，高崇民认为应该发展壮大民盟组织，便函告在西安的车向忱和关梦觉等在西北开展工作。关梦觉等积极协助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此外，高崇民与阎宝航、陈先舟等还先后在重庆成立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东北青年民主同盟，成员除了民盟小组成员外，还有金锡如、刘仁、绿川英子等，并建立起朝天门、两路口、复兴关、沙坪坝等小组。

关于民盟东北小组在重庆的活动，《东北民盟简史》记载：民盟东北小组建立后，一般是两个月左右、不定期地在阎宝航家中集会一次。每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座谈有关国内外时事和形势，同时还学习中共有关统一战线的政策，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开展的主要工作，是联系流亡到重庆的东北籍青年和东北的中上层爱国人士，宣传民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团结并帮助他们走向进步；对刘尚清、莫德惠、马占山、李杜和万福麟等当时的东北“南山五老”也进行分工联系。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经常参加民盟小组的活动，并给予鼓励和支持。

1945年10月12日，民盟东北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在阎宝航家中召开。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讲话中，他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回到东北去，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23日，高崇民与陈彦之、杜弘如等在张元善家中商定，高崇民、阎宝航等21人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临散会时，高崇民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再胜利会师吧！”

随着高崇民等人的离开，民盟东北小组结束了在重庆的活动。

高崇民从重庆回到东北解放区后，作为民盟总部特派员负责筹建东北民盟工作。当国民党当局先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并进而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后，高崇民撰文抗议。1949年1月26日，高崇民等在沈阳欢迎为参加新政协而来到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并与李济深、沈钧儒等56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2月25日，高崇民与林伯渠分别代表东北和陕甘宁政府陪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人士由沈阳到北平。6月15日至19日，高崇民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1月，民盟一届四中全会增选高崇民为中央委员；12月，五中全会增选高崇民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1950年3月19日，民盟东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高崇民被推选为主任委员；8月，沈阳市成立市内、铁西和北陵三个小组；其后，先后成立了松哈支部、吉长支部、沈阳市支部、旅大市支部。自此，民盟省级地方组织在东北地区建立健全起来。1953年5月起，高崇民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高崇民曾于1965年夏回到阔别20年的重庆。重庆民盟史料载：6月4日，民盟市委举行三届十八次委员会议，向莅渝的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汇报工作。

（作者单位：民盟重庆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