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之所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一，它是中国早期的西部大门、边关重镇，抵御着外族的入侵；其二，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地，是与海外经济往来的枢纽；其三，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汇点。但它的辉煌，更因其是中国佛教的圣地。数百年间，这里建有洞窟千余，每窟都有精美的壁画和栩栩如生的雕塑。由于敦煌是兵家必争之地，为避兵灾，僧人将许多文化精品掩藏在洞窟之中。直到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精品才重见天日。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在今敦煌博物馆门口有一长形巨石，上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几个大字，落款是陈寅恪。有人提出，此非陈寅恪先生的原话，而是陈先生借用别人的话。但至少陈先生对此话是持赞同意见的。如果我们把这段话放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就不难看出陈先生对这话的态度了。那么，敦煌怎么就成了中国学术的“伤心史”呢？

19世纪末，印度、阿富汗已成为英国殖民地，沙俄的势力扩张到了里海，英俄都在设法争夺新疆，竞相派探险队进入甘肃、新疆，在探险的幌子下绘制地图、发掘文物。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点在敦煌和新疆，这里的文书文物会复活中国和世界许多被湮没的往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由于莫高窟（16洞窟）洞中的佛龛坍塌，显现了一条裂缝，当时在场的道士王圆箓顺着裂缝打开了一个密室，发现不到九平方米的洞中，竟然“佛典充宇，铜像盈座”。王道士取了部分写本和佛画，分赠地方官员和肃州兵备道廷栋，希望能申请到看守这些文物的费用。这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师爷蒋孝琬来到敦煌，斯坦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的这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洞窟中不仅有保存相当完好的经卷，还有绢画和刺绣。他忙活了一天，竟然连目录都来不及整理。直到第五天，他约王道士到“唐僧西天取经”的壁画前，对王道士说自己就是受玄奘的在天之灵所托，来取这批圣物的。他用40锭马蹄银“购买”了他选定的东西。双方约定，这不是买卖，而是斯坦因给洞窟捐的“功德钱”。于是，斯坦因取走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又盗取500余卷写本。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与助手奴奈特来到敦煌。此人精通汉学和藏文字，能用汉文、藏文对经卷进行挑选。他专挑有外国文字的经卷、释藏以外的经卷和有题记可供考证的经卷。从那些被斯坦因认为无用的经卷中，伯希和找到了价值不菲的东西。伯希和以每捆50两的价格，窃取了6000多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了十几箱，运回巴黎。他还将敦煌洞窟进行了编号，偷摄洞中精美的壁画。他离开敦煌后，在北京展出了这些精品。至此，中国的学者们才知道敦煌的价值。于是纷纷上书要求学部电会甘肃官员，立即查封石窟，并将剩余经卷悉数解往北京。然而，这些剩余的经卷在押解的途中却成了“唐僧肉”，押解的官员和沿途的官员雁过拔毛，将经卷和绘画窃为私有。到达北京后，剩余的经卷再遭大员们的截留，各取精品私藏。等到了京师图书馆，仅剩余8697卷，且大部分已经残损。

除了英法之外，日本也组织“大谷探险队”于1910年至1914年三次深入中国西北，其中一次即1912年到达敦煌，队员中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待了八周，进行大量拍摄和调查。同样从王道士处套购文物，劫走500余经卷和一些唐代精美彩塑。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进入莫高窟，历时六个月，测绘了莫高窟的立面图和平面图，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对窟内精美的壁画进行临摹，同时还发掘了一些洞窟，从洞窟内又找到一些文物，获得一万余件文献残片及佛教美术品；并从附近居民家中找到200多件写本。更为严重的破坏是，1922年白俄军官阿连阔夫率残部逃至敦煌，被中国政府扣押，这些官兵对敦煌洞窟进行大肆破坏，形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1924年，美国也组织了以哈佛大学为主的“远征队”来敦煌，此时的敦煌石窟已经空空如也。美国人华尔纳不甘心，将目标锁定在壁画和塑像上。他用涂着化学药品的布覆盖在壁画上，剥下了20多幅唐代壁画；并劫走数尊盛唐最优美的彩色塑像。

在中国国内的8000余件“剩余”藏品，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罗振玉与王国维最早开始整理“敦煌遗书”，认为可以分为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两部分，宗教经卷占80%，世俗文献占20%，极为广泛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的重要依据。

中国学者要研究敦煌，仅就国内所剩余的敦煌经卷和壁画，是远远不够的。须远渡重洋，去英、美、法等国，既耗费时间，也耗费金钱，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自己的瑰宝却成了别人的东西，实在让人不平，然而也无可奈何。

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教授

中外交通史家向达于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派往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任交换馆员，替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次年到达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院”研究从中国敦煌盗来的经卷，当时英国人还没有把这些盗来的经卷整理编目。向达一面为图书馆工作，一面采取摘抄的方法，从1936年到1937年，他阅读并摘抄了500件左右的经卷，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用拍摄的办法。一年后，向达由伦敦到达巴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继续研究该馆所藏的敦煌经卷，以及明清时期关于中国天主教的文献，他还看到了伯希和盗走的经卷。他每天起早贪黑去抄录和拍照，同时还进行认真的研究，写出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包括《永乐大典》12册及《明书》200余部）。

向达先生在欧洲期间，以顽强卓绝的精神和一腔爱国热情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不仅为他后来对敦煌的研究及对交通史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为后人对敦煌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恨不得把这些流落在国外的敦煌精品全部带回祖国。1938年秋，向先生带着几百万字的宝贵资料回到中国，先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执教，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向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中西交通史”、“中印关系史”以及“中国史料学”等课程。在昆明，他住在靠近云南大学的靛花巷，与郑天挺、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等同住一院。之后昆明常遭日本飞机空袭，向先生不得不迁到昆明北郊的浪口村，这里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龙头村不远，也方便研究生来他家中研讨问题。

1942年，向达先生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推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担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到额济纳河一带和敦煌进行考察。向先生把家迁到四川李庄后，自己从重庆经兰州到达敦煌，这是他第一次到敦煌。在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里，“朝夕徘徊于诸窟之间，纵观魏隋李唐以及宋元之名迹”，感到“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谈道：“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唯风水侵蚀，流沙拥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1943年，向达第二次来到敦煌，此时的敦煌一片凄凉。那个王道士早在十余年前就作古了，因无人看管，盗窃丛生，任人破坏。某个名画家在一个大人物的支持下，在洞窟中临摹壁画，恣意损毁，还与前来劝说的向达先生大吵大闹。考察结束后，向先生立即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呼吁敦煌千佛洞应收归国家所有，然后交给学术机构去管理。向先生的呼吁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1944年政府批准成立了“敦煌研究所”。

对于向先生的西北考察，西南联大教授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汤用彤、郑天挺提出，拟以敦煌为抗战期间历史研究的唯一途径。郑天挺教授在给汤用彤教授的信中说：“今觉明开始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郑先生所说的“吾辈”，不仅指西南联大历史系，也包括中研院史语所，因为郑先生当时正兼任着史语所的副所长,西南联大中文系、历史系以及哲学系的多位教授，都是史语所的研究员。郑先生还说：“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关涉甚多。”之后，汤用彤致信远在敦煌的向先生说：“北大有与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设立历史考古工作站之意。”此外，罗常培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治中西交通史，就必须精通敦煌学。当今治敦煌学的权威，首推我校的向达先生。”

1948年，向达先生主持了由文科研究所主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会》，他自己收藏的敦煌千佛洞的拓本、史料也在会上展出，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瑰宝敦煌。向先生对敦煌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写下了大量著述。1954年，经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陈寅恪首次提出“敦煌学”

陈寅恪治学的重点在隋唐史，这就不可能不涉及敦煌。且陈寅恪到法国去找伯希和，是由于王国维的引荐。陈寅恪不会不知道伯希和在敦煌的所作所为。陈寅恪后来在给毕业生的赠言诗中有这么两句：“群趋东邻学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从中是否可窥见陈寅恪见到伯希和的心态呢？

伯希和从敦煌盗取文物回到巴黎后，对这些经卷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大量专著，因而在法国声名大噪，甚至被“全世界汉学者奉为祭酒”。一些人公开扬言：敦煌虽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法国，甚至宣称汉学在法国。

不可否认，陈寅恪的治学内容及方法受伯希和影响。纵观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生涯，他从伯希和那里带回了三样东西：第一，研究隋唐就要研究西北史地及民族，这正是当时国内学者所欠缺的。因此他虽然执教于清华，仍风雨无阻地坚持每周六进城到东交民巷向俄籍教师钢和泰学习梵文。第二，陈寅恪在伯希和那里接触到大量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材料，拓宽了学术视野，找到了今后的治学领域。第三，学到了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经验。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与王国维交谈甚多。此时，王国维是中国全面研究敦煌的大学者，而陈寅恪是从国际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敦煌，比王国维的研究视野更高更宽。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成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文中首次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并指出敦煌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必将进入世界学术领域，并借他人之口说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先生的“伤心”大致有三：其一是敦煌之瑰宝 “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犹存”。其二是中国对于敦煌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有成就的研究者仅三数人而已，其著作能列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更少。其三是至今人们对敦煌学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就陈垣书中所披载的8000余轴都需要进行学术的研究考证。从这篇序中还可以看出，敦煌学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是具有世界学术价值的一门新学。

1928年，他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说：“近闻赵万里言，见敦煌卷子有抱朴子，并闻李木斋亦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为此，他提出建议，“若以政府之力强迫收买，恐李木斋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损毁……应再与李木斋磋商减价”。他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撰写了大量研究文章，还为清华中国文学系开出一门课“敦煌小说选读”。这里说明一点，陈先生不信佛，他研究佛教，是为了治“不古不今”之史，而研究历史，是为了汲取其中的教训。

陈寅恪到西南联大后，两大箱书在越南被窃，而寄到湖南亲友家中的书又被战火所焚。他一方面四处借书，另一方面凭借记忆撰写出了《狐臭与胡臭》《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读洛阳伽蓝记书后》《秦妇吟校注》等。陈寅恪先生对于敦煌学的贡献，还应包括敦煌文学与比较文学，以及敦煌佛学、敦煌藏学、突厥学。

40年代，张大千在成都举办敦煌画展，陈寅恪受托作文曰：“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五代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西藏文卷子，对于研究唐和吐蕃的史料犹可宝贵。其初存于印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1962年，竺可桢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他在日记中记载，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博物馆有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里奥斯坦度的政府机关，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我允回京后一查”。次年，陈寅恪准备写一部唐代玄奘西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很希望与向达合作。1964年，向达来广州就所写《〈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中自己拿不准的梵文向陈请教。时隔数十年，老友见面，悲喜交集。向达的到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历史系请向达作了一次名为“敦煌学六十年”的专题报告。而陈先生打算写的玄奘取经的历史，最终没有完成，成为一种遗憾。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