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农业乃兴邦之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从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如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农富农惠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乡村走向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近期，民盟“乡村振兴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乡村的产业升级、城乡融合、金融服务、生态治理等诸多方面展开研讨，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现将部分文章编发如下。


设计服务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张继晓

乡村振兴是实现国家振兴的必然选择。就北京而言，设计服务是北京乡村资源优势发展的有力抓手。运用设计的力量推动北京乡村生态资源优势和人文资源优势向服务型业态转化，将有利于形成以北京乡村特色资源为核心的服务品牌与品牌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北京乡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的农村、农民、农业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重新认识和解读北京的农村与乡村，具有现实意义。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北京市域面积中1.5万平方公里为郊区农村，占全市面积的91.5%，是城市面积的11倍。但北京农村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3.5%；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2亿元，占北京市GDP比重仅2.99%；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人口比重仅4%，完全从事与传统农业有关的人口比例则更少。北京显现出“大城市、小农业”的特点。

据统计，2017年北京传统农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下降8.8%，农业的生产功能进一步弱化；但乡村的资源优势、优质生态环境供给及独特的文化内涵所带来的反映农业生活功能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率上升到61.6%，其中，旅游服务价值增长8.4%，对农业生态服务的价值贡献率达96.5%。从各方面统计和调研数据来看，北京农村之“农”的特征越来越微弱，传统的农业、农民、农村产生了转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生态资源服务成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经济供给向生态优势资源服务供给转变。第二，北京传统农民中从业人员结构发生变化，农场主、专业大户、农业职业经理人、科技返乡人员、大中专返乡生、退伍军人等多种身份从业人员加入到乡村中，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向从事资源经营服务的村民、乡民转变。第三，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村正向着具有生态资源服务功能、与城市形成互补关系、能提供优质资源服务的新乡村转变。第四，供给服务体系由只能提供单一农产品的传统农村式供给向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态优势物质资源和乡村特色文化精神资源的供给体系转变。总体上看，生态环境供给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服务正成为北京乡村振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趋势，呈现出由多种要素构成、与城市形成互补关系的北京乡村新风貌。

北京乡村振兴的资源优势

北京乡村所具有的独特生态资源优势和人文资源优势，是转换乡村新业态、带动就业、促进文化服务、推动北京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是北京乡村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色禀赋。

生态资源优势。生态资源的贡献是北京乡村最大、最重要的优势。近年来，北京乡村的资源优势、优质生态环境供给不断提升。山、林、河、湖、草、田等特色生态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既具备生态环境保障功能，同时也能催生新的生态资源产业和产品，可直接转化为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及服务的特色三产，并倒逼乡村二产的功能调整与融合。“推动北京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将生态资源通过设计服务的手段，直接转化为让市民“吃得放心、游得开心”的生态资源产品、休闲产品、优质农产品的乡村新三产与二产的融合业态。

人文资源优势。北京的乡村有着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形态，它是一种不同于北京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带有一种区域生态文化环境圈的特征。这种特征建立在“京”文化基础之上，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地域性、多样性、人文特色的乡村“京韵+民俗”文化。北京乡村人文资源优势，包括乡村的建筑与环境特征、文化传统与民俗特色、乡村生活范式、农耕传统与农业文化、特殊的人文资源等广义和狭义上的人文概念与内容。乡村人文资源作为一种软实力，正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和精神价值。北京乡村京韵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可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种可持续的、丰富的、参与性的、体验性的文化服务新业态。

生态资源优势和人文资源优势是北京乡村振兴发展的两大法宝。生态优势资源是北京乡村振兴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乡村的特色文化资源又是乡村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涵保障。

设计服务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设计可以理解为对事物进行预先计划的过程，是把计划、规划、设想提升物化的创意过程，是解决物与物、人与物、人与资源环境和谐关系的创新集成化活动，是将科学技术与艺术美学相结合的感受体验，是技术、资源商品化的重要桥梁，是增品种、提质量、创品牌的重要战略。设计服务是将各种设计方法服务于需求对象的解决过程。

运用设计服务的创新模式，可将北京乡村富集的生态资源和人文特色资源，与乡村休闲、旅游、康养等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能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的新业态；同时用新业态倒逼乡村二产，形成以北京乡村特色资源为核心的服务品牌与品牌产品，推动乡村振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设计创新乡村优势生态资源向生态服务经济转变。基于乡村自身产业发展，生态资源服务型产业将成为北京乡村发展的主流方向。例如，板栗、核桃、菌菇、柿子等北京乡村特色优质生态林果资源，都是初级的收果卖果，尚未形成特色产业与产业服务链。据统计，北京生态资源的林果种植和收益近年逐渐下降，平均下降率为4%。运用设计的手段和方法，可以将这些林果资源与特色食品产业、乡村休闲、农家乐饮食、林果文化体验等相结合，形成特色林果资源深加工产品，以及具有林果资源特色的、回归乡村的田园观光、旅游休闲服务产品和品牌。

通过设计提升北京乡村宜居环境的品质。北京的乡村环境与建筑有着鲜明的特色风貌。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的整体风貌和宜居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总体宜居环境需要加大改善力度、加强方法指导。当前，北京乡村还有8.2%的村民使用旱厕，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率只有42.7%，垃圾处理与分类不够顺畅。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握乡村生活方式和乡村的实际需求，在乡村建筑、村域环境、厕所革命、污水处理、垃圾分类、雨水收集等方面开展综合系统设计，形成改善乡村宜居环境的创新设计模式和方法。用设计把技术与美学融合起来，既解决宜居环境治理中的技术处理问题，同时又将设计的形式美学融入到乡村宜居环境之中。

通过设计打造乡村文化品牌，传播优秀文化。北京乡村具有丰富的民族、民俗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统乡土文化，可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来设计研发、深度挖掘乡村人文内涵，用文化内涵不可复制的差异性来设计打造优秀传统文化。如很有影响力的太平鼓民俗文化活动，其中的服饰、化装、色彩、道具、步伐、活动氛围等，还都停留在原始、复古、拿来、臆想的初级阶段，缺少时代元素的融入和创新，与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和生活需求相去甚远。站在文化复兴的高度上，可用设计创新的观念挖掘太平鼓民俗文化活动内涵，把新时代的观念、元素、手法与“戏剧表演+时装设计+休闲文化体验设计+品牌设计”相融合，以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方式打造太平鼓乡村民俗文化活动与品牌。

通过设计服务塑造乡村新的生活范式与体验。一味地模仿城市，设计套用城市的生活方式，在乡村是行不通的，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被尊重。乡村设计要以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需求为主，并兼顾市民需求。乡村旅游观光、休闲观光不只是简单的观光农业、休闲住宿，要在乡村生活范式上找到生发点和创意点，用设计手法放大、优化各种乡村特有的生活样式、劳动协作、作息休闲等，使其具备观赏、参与、体验的活化性形态。

资源要素“下乡”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途

天津农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刘洪银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乡村振兴必须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扭转要素乡城单向流动格局，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资源要素乡村回流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城市净流入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实现城乡资源要素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要途径，乡村振兴需要积极探索城乡资源要素融合的实现形式。

乡村振兴离不开各类资源要素的支持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吸纳具有深厚乡村渊源的社会精英、本土或农科大学生以及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科技人才、技能人才、创业人才和社会组织带头人等各界人士，以人才乡村创业带动产业兴旺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乡村出来的退转军人、各界社会精英不但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更具有浓厚的乡村情结，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吸纳和留住各界人士，就需要实现乡村工业生态转型，完善道路交通、网络通信、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挖掘民俗文化、休闲文化和娱乐文化等文化价值，设立组织、平台和工作岗位。

资本是乡村振兴的实体

乡村振兴初始资本来源于农业剩余价值和农民工打工积累，乡村能人和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产业兴旺的催化剂。农民企业家运用地缘优势、血缘亲缘优势、乡村文化优势，能够低成本和便利地雇用劳动力，能够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和谐稳定的关系。乡村产业初具规模，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才会大量吸引外来资本加入。外来资本稳定回流需要抓两头、促中间，培育获益动力源。一头是乡村要素有效供给，另一头是完善产品市场，即政策支持物流、销售企业服务网点向农村延伸，建立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抓中间即开展产业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农村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充分释放产业创新活力。

土地是乡村振兴的载体

土地是农民得天独厚的主要资源，乡村振兴必须遏制圈地现象。除土地资源外，农民几乎一无所有，土地是农民实现就业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载体。乡村振兴需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而不是釜底抽薪。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土地的载体功能，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放松宅基地以及农民住房的使用权，促进宅基地及其房屋使用权的流转，让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带领农民就业增收的本土能人和返乡、下乡的社会精英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提高农民宅基地和闲置房屋的经济效率。

资源要素城乡融合存在障碍

资源要素城乡不平等交换和城市净流入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振兴必须扭转要素乡城单向流动格局，实现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融合发展。由于城乡吸纳力不对等，城市地区资源要素净流入格局没有改变，钱、地、人等流失导致乡村严重失血。城乡要素价格扭曲、工农产品不平等交换格局没有逆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

融资体制不完善致使社会资本吸纳困难

乡村振兴既需要公共财政支持，也需要运用市场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但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政策干预不到位，各类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发展的规模较小。

第一，融资门槛高，分散农户融资有效需求不足。现行政策框架内，蔬菜大棚等不能作为抵押物贷款，土地产权证也无法用于质押贷款。分散农户融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经营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积累和民间借贷。

第二，农业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省市财政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成立联合担保公司，但担保额度小，担保费用高，农业企业受益不多。

农业农村吸引力低抑制城乡智力融合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吸纳具有深厚乡村渊源的社会精英、本土或农科大学生和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各界人士，以各类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兴旺，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但城乡智力融合水平不足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一，农科大学生出现不爱农、不务农趋向。当前要素乡村回流的趋势已经出现，但乡村大学生毕业后不愿返乡返农现象仍较突出，乡村人才流失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学农大学生就业率低与农村基层单位招不到人的矛盾长期存在。据某地对1985—2000年农业高校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农科类大学生毕业后平均改行率达40%。麦可思数据公司调查发现，2016年天津农学院应届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的比例仅为49%，低于非“211”本科院校20个百分点。

第二，能人带动作用不强。乡村创业水平不高，乡村精英创业带动就业作用不强。与农村能人经济模式不同，部分乡村缺乏引领带动作用强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带头人。

城乡资源要素对接融合平台建设滞后

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需要发挥要素组织者和对接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但涉农区县对接平台建设滞后，城乡资源要素吸纳集聚能力不高。

第一，新农村建设中，城市支持农村力度不足，各类企业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经营和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不足，农村缺乏有效吸纳城市资源要素的对接平台。

第二，由于制度约束，农村闲置宅基地和房屋难以流转，没有发挥承接城市要素资源的平台作用。

第三，道路交通网络不完善，远郊区县尤其偏远山区道路交通网络建设滞后，城乡往来不够便捷，需要加快城乡之间、村庄之间、村庄内道路设施建设，加快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客车工程建设。

加快城乡资源要素融合发展

实施万企帮扶万村工程，充分发挥企业乡村振兴助推器作用

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武汉等特大城市实施了“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三乡”工程，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建议借鉴天津市经验，实施“双万双服”工程，即万家企业帮扶万个乡村，服务乡村产业和乡村发展，开展分类帮扶。为加快推进新“双万双服”工程实施，建议鼓励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机构创新开发农村金融产品；支持物流、销售企业服务网点向农村延伸，建立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推进“证照分离”“照后减证”，进一步降低农村市场准入门槛，为新“双万双服”工程实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开展“精英返乡、市民下乡、能人兴乡”的“三乡”行动，集聚人才资源

第一，通过强化情感纽带，吸引社会精英返乡振兴乡村，打通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的通道；强化情感融合，吸引市民下乡带活农民，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强化情感联络，吸引能人回乡振兴产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第二，围绕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构建生态宜居的乡村生活环境、便利快捷的服务环境、陶冶人心的文化环境和成就事业的岗位平台。让回流乡村的各类人才不降低原有生活质量，在乡村有位有为，成就事业。

第三，针对目前部分村庄高素质干部缺乏现象，建议遴选退休党员干部加入本村或邻村乡村治理组织，壮大乡村社会治理能力。

省市区县成立乡村学院，启动紧缺人才培养工程，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第一，建议各省市涉农区县成立乡村学院，常态化开展农民学历教育、职业农民培育和技能培训等工作，各重点乡镇设立分院。乡村学院衔接和利用省市广播电视大学教育资源，实现农民远程教育和现场学习的有机结合。

第二，建议省市农业大学与区县乡村学院合作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工程，农业大学负责师资匹配和教学安排，乡村学院负责场地、设施和学生管理。到2022年，按计划分批次完成所有行政村的大学生培养工程，农民大学生毕业后颁发成人本科学历证书。

第三，建议省市教委引导农业大学设立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专门培养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为四年制本科专业，毕业生可以报考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四，改革农业从业人员职称评定制度，设立农技推广专业技术职称序列，鼓励科技人员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制定职业农民、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职称评定办法，畅通职业技术和专业技术晋升通道。

整合各类帮扶资金和支农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

根据困难村帮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建议改革帮扶资金使用办法。

第一，整合帮扶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农业经营。省市区县政府有计划地引进和培养特色农业规模化经营组织创办人，帮扶协调土地流转和融资支持。整合困难村帮扶资金，以入股等形式整体投入到特色农业经营组织，以特色农业发展带动困难村农民就业和增收。

第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优先用于农村道路交通、通信网络建设，优先支持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园区农业和田园综合体发展，提高特色农业规模化、设施化、智慧化经营水平。

第三，构建区域一体化农业融资担保体系，鼓励农业担保公司跨省市开展业务合作。

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

第一，按照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放松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使用限制，允许和引导农民成立房屋合作社，将闲置宅基地和房屋流转给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成员，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电商网点和其他社会服务事业，或租赁给下乡市民居住使用。

第二，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培育村民集体谈判能力，破解“农村建设用地自己用不了、用不好”的困局。通过村庄整治、建设用地整理等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优先支持回流人才创办新产业、新业态，或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第三，改革农用地使用政策，细分土地功能用途，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单独设立田园综合体、特色农业企业等的辅助设施建设用地指标比例及其可硬化道路比例，简化农用地转用办理手续，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破解发展资金困境

山西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冀鹏丞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服务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农村地区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仍然采用传统的服务模式，创新能力不足，服务手段落后单一，特别是各地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农民“贷款难”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前农村地区主要金融产品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汇业务，与城市金融产品存在很大差距。部分农村地区仅有农村信用社一家机构，金融网点覆盖率低、竞争不充分，农民可选择的服务机构少。因此，如何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是目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农村金融性创新滞后的主要原因

农村金融政策性扶持与市场化运作存在矛盾。商业性金融要按市场化运作，而农村地区不完全具备市场化运作的条件。农村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客观上与商业运作之间存在一定矛盾，难以实现商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为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改革，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缓解了经营压力。但是，由于扶持力度不够、政策不配套、缺乏制度化，这些政策不仅难以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问题，而且对涉农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作用也不足。此外，运用城市金融的发展思路来发展农村金融，必然要建立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耗时较长，难度较大。再加上缺乏对应的有效补贴和绩效监督机制，最终导致对农村金融扶持的政策无法到位，影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农村金融的高风险、低收益以及高昂管理成本等特征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一方面，农户日常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主要包括林权、农村居民房屋、农用机械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际价值较低；另一方面，农户从事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受季节、市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一旦农户经营出现风险，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会增大，将使银行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

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旺盛的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治理结构、风险管理水平薄弱，以及服务导向的偏离，造成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不能完全适应旺盛的农村金融需求。第一，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实力弱小。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新生力量。但这些金融机构成立时间较短，在资金实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风险管理水平上无法完全满足农村金融多样化的需求。以村镇银行为例，由于规模小、网点少，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十分有限，加之农户的分散化经营以及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使村镇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时处于被动状态。第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等大中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供给中角色偏离。邮政储蓄银行由于将发展重心放在城市，在开展农村金融服务时，同样存在金融资源和产品投入不足的尴尬。相对来看，当前非正规金融机构形式似乎在农村更加活跃，这充分说明正规的金融机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造成资金短缺。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农民收入有了恢复性增长。但要根本性地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这就需要大量资金。然而就资金供给方面来讲，一方面农村自有资金积累能力差；另一方面农村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大量外流，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闲散资金大量转移到城市或非农产业。一是四大国有银行设在县及县以下农村的机构网点一般只存不贷，形成了对农村资金的转移；二是农村的邮政储蓄网点，作为单纯的吸储机构也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三是农村信用社在机构设置上盲目向城市转移，把在农村吸纳的大量存款集中向城市大中型工商业投放，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村资金需求的缺口，极大地削弱了农民使用金融资源的能力，同时也对本应是农村合作金融主体地位的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农村资金短缺现象更加严重。

农民向金融机构贷款难度较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加快，农业银行逐步商业化经营后，对在农村的业务及机构进行了适当的收缩，农村信用社也暴露出商业化倾向，真正体现“民办”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在萎缩，农民贷款难的矛盾日趋显现。一是由于农民从事的非农业生产多属于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弱的产业，这将直接降低农民的资金积累能力，进而影响其还款能力和信用水平。二是各商业性银行为了寻求利益和规避风险，不断撤并农村网点，上收贷款权限，造成农村经济主体特别是农户融资困难。三是目前农贷资金短缺，农村信用社总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较小，却要服务于九亿农民，同时，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居高不下。因而，许多基层信用社普遍存在“不敢贷”的心理，普通农民在没有足额抵押的情况下，要想获得贷款很是困难。

目前，乡村经济振兴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首先，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势必要承担起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职责。其次，新农村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又有产业集群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传统的存贷款服务需求，也有支付结算和理财服务等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服务方式更加便捷，然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新要求。

大力提升农村金融性服务创新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创造条件。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立足当地实际，制定出台对管辖范围内农村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在农户小额贷款税费减免、布放自助设备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政府要通过财政、税务等部门在贴息、减免税、再贷款、准备金等方面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大力支持。按照支农资金扶持力度，探索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的奖励政策，激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扶持“三农”的能动性。在货币政策上，加大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力度，放松对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标准，根据不同机构涉农贷款比重设定不同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资金来源，同时稳步推行农村利率市场化，通过资金价格覆盖经营成本和风险，允许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和资金紧张的地区适度提高农村存款利率，促进资金留在农村。在财政政策上，要参考世界通行做法，构建科学贴息制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对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开展农村保险或提供贷款担保给予财政贴息、保费补贴等合理补偿，对贫困地区和重点农业项目，按照一定比例对贷款或保险本金进行补贴。在税收政策上，加快建立覆盖全面、长期稳定的优惠税赋政策，重点是将税收优惠范围扩大至所有农村金融机构，取消税收减免期限的限制，对涉农业务的营业收入争取长期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减免优惠。

加快建立政府、各类经济主体参与的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扩大有效的担保范围。一是凡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财产权益归属清晰、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可用于贷款担保的各类动产和不动产均可以用作贷款担保。二是可与保险公司联合，把支农创新的金融品种与保险条款相结合开发新品，使得农民在获取相关金融产品服务的同时，也能享受到保险服务。三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支出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的格局，扩大农业险种有效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四是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每年国家按一定比例提取拨付风险补偿基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贷款进行补贴。对由国家承担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支农贷款损失和让利损失，通过财政贴息给予弥补。五是加快农村信用生态体系建设。大力推进金融生态县、乡镇、村居建设活动；加快建立农村征信平台，健全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严厉打击恶意逃贷行为。此外，推动建立和发展不同类型的担保机构，特别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财政、担保公司、保险和金融机构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联保模式，积极推广“集中担保，分散使用”和“限额担保，周转使用”等灵活有效的担保方式。尽快探索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细则，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不变的原则下，允许农村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适度与所有权相分离，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按市场原则合理流转，按市场价值设定抵押，将土地价值资产化，有效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担保抵押品不足问题。此外，还可以考虑组建以政府财政扶持资金为依托的农村金融担保公司，为金融机构发放“三农”贷款提供保障。

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信贷支持。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多家银行开展支农业务，引入竞争机制，发展多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机构)。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三农”要求的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形成各有定位、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以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引导一些大型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借贷或者委托代理方式把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向农村，弥补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重新调整农业银行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拓宽支农领域，把农业银行转变为综合性政策银行。鼓励合作金融，按照规范的合作制原则建立起资金互助组织，允许以从银行或政府机构获得的资金以及社员股金、存款等向合作成员提供贷款。

扩大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必须整合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明确政策性支农的范围。农村政策性金融所要支持的是那些按商业原则运行能收回本金，但回报率低于社会资金成本或贷款本金回收风险较大的项目。如扶贫开发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交通、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农民致富所需要的个人融资，农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物流等方面的融资和普及金融产品、推广惠及广大农民的金融服务等业务都应被列入政策性金融的范畴。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承担政策性业务的金融机构，要切实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根据区域和业务发展需要合理布局分支机构，适当拓宽业务领域，开办新业务，同时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化解其不良资产，增强其支农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