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与书号

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一个少年，对任何事总爱观察与提问。

那年头曾拜师学了一门表演艺术，演出的机会不少。我发现，每逢摄影师来帮我们拍摄，都会背着一个很大的包。经过讨教才知道，其实大包并不重，里面放着一个个盒子，每个盒内装着一个闪光灯的灯泡。那时的闪光灯是用镁作为灯丝，通电后镁在空气中剧烈氧化燃烧，产生强光。每按下一次快门，闪光灯会冒出一丝烟，这就是镁氧化时产生的，所以那种闪光灯也叫做镁光灯。这种闪光灯的灯泡是一次性的，若要再用闪光灯拍摄的话，就得换上新的灯泡。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现在常用的高压放电闪光灯，也就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万次闪光灯”，闪光的时候不再产生烟雾，性价比当然就高多了。

这让我联想起风马牛不相及的出版社书号。出版人都知道，现在书号管得很严，一家大出版社一年的书号往往不够用。真的是选题太多以致书号“饥荒”？细细分析，这其实与选题的把关不严很有干系。

眼下许多出版社一味追求出书数量，让不少并不到位的选题占去了宝贵的书号，那些书往往印一两千册就偃旗息鼓了，根本没有重印的可能，甚至连这么可怜的印量还会多年销售不完，最终回流造纸厂。这类出版物所用的书号就与只能使用一次的闪光灯有点相似，其效益确实很低。

书号固然是不能用钱来买的。把书号与效益挂上钩，似乎也有点牵强。但平心而论，倘若出版人能策划一些广受读者喜爱的选题，既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那该多好。譬如初版就能印5000册甚至10000册，没过多久又重印，甚至年年重印……过若干年后予以修订，仍能继续使用同一书号出版。那么，这个书号的效益就很高了，这些出版物也成了该社的品牌，这不也就有点像现在通用的万次闪光灯了？

看来，出版严把选题关是至关重要的。

大量书号连2000册都印不到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其根子恐怕与不少出版社对编辑工作的量化考核有一定关系。所谓量化考核就是指出版社制定的经济上的硬指标，规定每位编辑一年必须完成几本新书的发稿量，甚至还明确规定每年至少要产生多少利润。毕竟出版社也有数量指标的考核要求，必然相应地分解与传递给每位编辑。

另外，现在出版社招聘往往只重学历，新招聘的编辑都非得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可，学历要求高得令人咂舌，至少硕士，甚至还有不少博士。其实，有的人并不适合当编辑，这与他们的学历无关，他们既不爱书，也没有选题创新的理念或劲头，有的高学历者还根本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甚至经年累月都织不起一张作者网。他们在校读书时也许成绩确实不错，但并不适宜搞“无中生有”的创意性文化工作，将他们放在编辑岗位，确实有点错位。这就不免导致出版社叫苦连天，编辑自身也喊冤枉，但跳槽也并不容易。为应付工作量与经济指标的考核，只能勉强地做些只印两三千册的选题，确确实实占用了不少宝贵的书号资源。

对于出版社的管理工作来说，还往往存在考核理念偏差的问题。有的出版社只考核当年的新书发稿量，对于能连年重印的效益书，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鼓励或重奖，这就引导编辑只重视多发新书，犹如猴子掰玉米，发一本丢一本。那些新书一出版几乎就成了“绝版书”，再也没有重印的可能。而受到考核新书发稿量“指挥棒”的影响，若要进一步考核责任编辑的量化经济利润额，他们也只能很无奈地将压力传递给作者——全部或大部分包销。这就实际上构成了隐性的卖书号。其实，书号是我国出版管理中出版社专享的权利，也意味着出版社肩负把关的重任。若形成只要作者买断出版社规定的印数就能一路畅通地予以出版的现实，书号就会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商品，至于出版物能否达成积累文化、播扬文明之追求，往往就被出版社置之脑后而不顾了。将文化事业圆滑地转成文化的企业行为，这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更要命的是，如果作者用买来的书号印刷的出版物参与评奖或职称申报，误导并诓骗了评委，出版社岂不从客观上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将一潭清水给搞浑了？国家严控书号，就是为了遏制唯经济利益的“广种薄收”现象或各种买卖书号的不良行径，以净化出版市场，让出版真正体现积累文化、播扬文明的初衷。

假如我们的管理者能大张旗鼓地申明：出版必须坚守两个效益，在确实有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还要看每个书号所产出的经济效益——凡能连年重印的，对编辑的绩效考核也该逐年递增。这样一来，编辑也能由此思考并明白出版经济指标考核的内核究竟是什么，该怎样花心思去创新，才能让每一个书号都真正闪光。

当然，对于确有文化积累价值的小印量优秀选题，还是应该不计成本地扶持其尽快出版，甚至作为抢救性项目予以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家也有了对优秀选题的专项基金扶持，且力度逐年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