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8年3月下旬开始担任丁石孙校长的秘书，当时他刚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于1997年10月换届，丁校长被选为第八届民盟中央主席，张毓茂同志当选副主席，是13位副主席之一。我第一次见到毓茂副主席大概是5月11日在国谊宾馆召开的民盟八届三次中常会上。他微笑着走过来和丁校长打招呼，并不握手，只是问候和随便说点什么。我感到他和丁校长关系熟悉而亲切。有人向我介绍，这是张毓茂副主席。对于这名字我不陌生，由于专业的关系，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在东北作家群，特别是萧军、萧红的研究上颇有成就。他看到我在丁校长身边服务，就随口问道：“校长，这小伙子是新来的秘书吗？”丁校长做了介绍，他拍着我肩膀，笑着说，“我和你的老师谢冕是同班同学”。我一下子感受到这个新的工作环境和北大的联系，紧张和陌生感很快消失。

毓茂副主席不管当面称呼还是背后谈起，总是尊称丁校长为“校长”，丁校长则直呼他的名字，我感觉他们像是北大的师生或者同事关系。我没有问过他们，我想他们的交往应该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毓茂副主席1955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1960年毕业，此时丁校长是数力系的青年教师。五年时间里，他们共同沐浴了北大的风风雨雨，也许曾在燕园的某条小路上擦肩而过，彼此应该并不认识。1987年1月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会议上，他们两人同时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在紧接着召开的民盟五届四中全会上，丁校长被增补为常委。丁校长当时正担任北大校长，是社会关注度颇高的公众人物。作为北大情结很重的知识分子，毓茂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应该主动找丁校长交谈过。民盟中的这两位北大人在1987年互相认识并逐渐熟悉起来，这猜测或许没有太大错误。1988年10月，丁校长担任第六届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后不久，在他负责民盟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教育方面提案时，曾抽调毓茂副主席来民盟中央机关帮助起草材料。他们有比较多的交往，应该在1992年年底民盟七届一中全会上毓茂副主席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后。同为班子成员，他们共同参加主席会议、常委会、中全会，在一起研究工作，聊工作之外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能在一起聊聊天”，这是丁校长对值得信任和有共同兴趣的人的很高的评价。得到丁校长这个评价的人并不是很多，毓茂副主席无疑是其中之一。1994年，民盟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高天同志逝世之后，丁校长从北大调入民盟中央接替他的工作。丁校长讲，之前费孝通主席和他谈了很久，他终于答应了。费老谈了什么他没有说，只说他顾虑自己教了一辈子书，没搞过政治，不熟悉盟务，怕有负费老的重托。他还担心民盟中央领导班子成员中缺少相知的朋友，他留恋工作了40多年的北大的环境，进入一个新环境工作，他心里不踏实。毓茂副主席是丁校长晚年可以在一起愉快交谈的朋友之一。九届全国人大期间，丁校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办公，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常委也住在这里。会议间隙，毓茂副主席有时会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小伙子，忙什么呢，到我房间来聊聊天”。见面第一句话总是关切地询问“校长最近怎么样啊？”如果时间允许，他会让我开车拉他到丁校长家里去，因为丁校长腿脚不方便，不坐班。丁校长总会提前坐在大客厅里等候，桂老师听到声音也会从她的书房走过来，一起聊天。我不需要回避，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他们谈的多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围绕着北大和民盟，或述今，或忆旧，或怀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由衷地欣慰，对历史曲折中师友遭受的苦难伤感地叹息，对中国未来政治社会进步怀着殷切的期望，对粗糙的思想逻辑本能地反感和不屑……毓茂副主席提到，前几天一家杂志约他写一篇应景的稿子，还不能不写，“我哪会写这些破玩艺儿啊，让小X帮我拼凑了一篇，交了差，哈哈哈……”丁校长也会心地笑了。

丁校长后来目力不佳，看东西困难，我隔日去他家里，把一些重要文件念给他听，请示他的意见。工作的事情完了，桂老师也会移步到丁校长的书房里，一起听我介绍读到的有意思的文章或某本书里的内容，有时也会说到民盟的一些事情。桂老师多次说过：“民盟中张毓茂最会聊天，说话幽默。”毓茂副主席的幽默在盟内是有名的，他所到之处，总给大家带来轻松和快乐。他的幽默中不仅包含着对人的善意，更有崇高的智慧。民盟中央的主席会民主气氛浓厚，难免会有人提出偏激的意见，甚至说出尖刻的话来。丁校长是温文儒雅的长者作风，很少表达意见，这时毓茂副主席会以他的幽默化解僵局，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丁校长向我介绍，毓茂副主席当过沈阳市的副市长，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不仅民盟辽宁省委的工作抓得比较好，在负责联系的东北片也有相当高的威信。2003年7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丁校长带领民盟中央调研组赴辽宁、黑龙江开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毓茂副主席具体负责这次重点调研的组织安排。我亲眼见证了他对座谈、实地考察等活动安排得当，对盟内外、政府、企业各路人马调度有方的领导才能。在沈阳期间，中共辽宁省委安排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张文岳同志和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张传庆同志陪丁校长用午餐。席间，毓茂副主席对两位党内领导直呼名字，我感到有点诧异。张传庆同志是北大毕业生，还可以理解，张文岳同志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如此轻松自然直呼大名，这在官场、特别是作为党外干部，是非常少见的。这一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辽宁多党合作局面的和谐，也显示了毓茂副主席的能力与自信。

丁校长年迈体弱，毓茂副主席对他的身体健康非常关心。我到民盟中央机关不久，丁校长让我去一趟沈阳，毓茂副主席找人给他开了治腿的中药。后来他还亲自陪医生来北京给丁校长诊治。毓茂副主席的身体看上去一直是很好的，他身材不高，但很强壮。2007年4月的一天，丁校长给我打电话，“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张毓茂吧，他在协和住院”，听得出丁校长非常担心。这消息是张梅颖副主席告诉他的，说是沈阳的一家医院发现毓茂副主席肺上长了东西。我清楚地记得，毓茂副主席住的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单间，需要把病床移到一边，警卫员才可以把丁校长的轮椅推进去。他一脸歉意：“校长，我只是过来检查一下，咋还把您惊动了？”几天后，梅颖副主席告诉丁校长，毓茂副主席肺上的问题不太大，不需要手术，继续观察即可。丁校长才放下心来。

2007年丁校长80周岁。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过九不过十。2006年11月，梅颖副主席安排几个人写了一组文章给丁校长祝寿，并发表在《中央盟讯》上。我记得毓茂副主席文章的题目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借用范仲淹赞美严子陵的话来称颂丁校长，表达了他对丁校长人格操守的理解，用意是很深的。丁校长晚年职务到了很高的位置，但他始终保持着布衣本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国家领导人，我只是教了40多年书的老教师。”毓茂副主席敬重丁校长，我想主要是因为他真诚谦逊的品格、民主的作风、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丁校长把毓茂副主席引为同道，我想也是欣赏他正直的人品和读书人的情怀。丁校长告诉我，毓茂副主席曾有一次调到民盟中央工作的机会，因为有人反映他“政治上不成熟”而中止。毓茂副主席何尝不了解自己的“短处”呢？他从内心不愿意那样“成熟”。

毓茂副主席退休以后，来京的机会少了，但他始终牵挂着丁校长。我当年使用的工作手机号码他一直保存着，我去外地挂职以后这个号码由接替我做秘书工作的同志使用。这位同志告诉我，毓茂副主席过段时间就会打个电话来，“我是张毓茂，校长最近怎么样啊？”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闻此，我潸然泪下。毓茂副主席病重和去世的消息我们没敢告诉丁校长。丁校长近两年一直不能讲话，但我们知道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如果知道毓茂副主席走在了他的前头，会是怎样的哀痛啊！

丁校长和毓茂副主席的相识，始于民盟的事业，他们的交往和友谊，也体现了民盟领导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这是民盟优秀人物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对共同信奉的理想信念的一致坚守，是品格节操的互相激励。我觉得，这也是民盟的优良传统，甚至是更具有根本性的一部分。作为民盟中央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真诚地希望这一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