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买不到口罩？
作为一种可以通过接触，特别是飞沫传播的强传染性疾病，使用口罩、护目镜、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具，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对于众多奋战于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而言，高质量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更是他们奋战一线的基本装备。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形势的日趋严峻，民众对于病毒的防范意识逐渐增长，几乎一日之间，很多市民都把口罩视为抵御病毒的关键防线，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拒绝不戴口罩者进入。对民众而言，口罩已经不单单是基本的卫生防护用品，它甚至成为出门办事的“通行证”。这自然加剧了人们对于口罩的追捧。
正如我们所见证的那样，在防疫初期，亿万民众纷纷涌入药店购买口罩，口罩的价格自然打着滚往上翻。普通棉布防护口罩从几毛钱一下子涨到数十元，而一只具有高防护标准的N95口罩甚至从十元左右上涨至百元以上，从普通的生活必需品摇身一变成为“奢侈品”。
口罩的价格飞涨，自然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出于顺应民意、安抚民众的考虑，几乎全国所有城市都把打击口罩涨价和非法倒卖劣质口罩列为稳定民心、保障市场的第一要务。于是一些药店由于任意提高口罩售价而遭受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经济处罚。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乎一夜之间，口罩就从众多药店消失，一罩难求成为国内几乎所有城市的共同现象。
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却一罩难求的现实，自然引发广泛的争论。政府是否应该管制口罩价格，又应该如何保障口罩的市场供应，这成为疫情中最具现实意义的经济问题。
高价卖口罩就等于“发国难财”吗？
在所有针对口罩涨价的讨论中，引起最多争议，也最离经叛道的观点是经济学家薛兆丰教授提出的“赞美发国难财的人”的观点。毕业于美国自由主义重镇乔治·梅森大学的薛兆丰秉持的是一种最为简单的市场自由主义来解决一切市场问题的思想。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既然对于口罩的需求急剧上升，那么就应该提高口罩的市场售价，这既可以压缩不必要或不急需的市场需求，又可以刺激厂商增加口罩的市场供给，从而保障市场供需的平衡。简单总结就是，口罩标天价总比买不到口罩更加合理。
尽管这一观点遭受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不得不承认薛教授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一方面，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值春节假期，很多医疗用品工厂、物流企业、药店都已经放假，而由于灾难的到来，这些厂商或自觉或被动以多倍工资，把已经返乡过年的员工召唤回来，重新投入运营，从而使得所有医疗用品供应过程中的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的突然增大，无纺布、熔喷布、滤材等用于生产口罩的相关原材料价格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全国多地特别是疫区封城断路，加剧了原材料或成品物流的运输难度。因此，部分媒体报道称，一些口罩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增加了80%—100%，其市场售价上升成为必然。
然而，在很多城市的口罩价格管制中，严格禁止口罩产品售价上涨，强令药店的口罩产品售价不得高于以往正常售价，否则就处以严格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追究相关经营者的刑事责任。一方面口罩价格被严格管控，另一方面进货成本却在提高，这就意味着销售口罩的利润空间在急剧压缩，甚至面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困境。而且一旦受到顾客的价格投诉，就有可能面临巨额的经济处罚，这更加导致很多零售企业，即使能够得到充足的供货，也不愿意经销口罩等医疗防护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政部门对于口罩产品的一刀切式的禁涨令，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口罩荒”。如果允许口罩零售商“发国难财”，给予其一定的涨价的自由权，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的。
我们应该赞美“发国难财”吗？
尽管在突发危机之下，口罩价格的上涨有其可以理解的正当理由，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薛教授所言的“发国难财”就具有合理性，涨价也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发国难财”。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口罩已经不是简单的生活用品，而成为具有极大经济外部性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放任市场来调节口罩的价格水平，那么只能听任口罩成为少数富裕人群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而把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特点来说，只有全社会每个人都使用口罩来隔绝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才能够有效形成病毒防护网络，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发展。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用得起口罩，而更多人只能被迫暴露于病毒的侵袭面前，只会加剧疫情的扩大，让包括能够使用天价口罩的少数高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全体成员面临更大的风险。
当前我国各地政府相关部门所采用的口罩价格管制措施无疑是维护公平的政府介入之举，这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更大群体的国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也能够承受得起口罩的消费，进而建立起最为广泛的病毒防护网络。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供给支持，这一价格管制措施又会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供应那样的低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物质相对匮乏，所有生活用品的价格都受到行政计划的管制，被限定在较低的水平。为了消除物资供不应求的矛盾，只能通过引入粮票、布票、煤球票等票证来消除多余的社会需求。在这种机制下，由于价格被限定在较低水平，买到就意味着赚到，无论是否需要，只要有票证和购买资格，民众总会行使自己的购买权，这反而使商品并没有流入最需要的人手中，导致有需要的人由于没有票证而无法获得物资，能够获得物资的人又因其低价而不会珍惜它，使得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处于较低状态。
市场机制则像一个简单的拍卖过程，急需该商品的客户会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不急需的客户则只愿意报较低的出价，通过无数市场参与者的集合性的报价行为，以价高者得的原则保证资源最终流入最需要的环节，从而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正是薛兆丰等人的逻辑所在。
的确，现代西方经济学正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结果往往导致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就口罩而言，从生产厂商、物流商到药店经营商，每个企业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结果反而导致口罩供应的稳定。反观简单的价格管制，也正由于限制了价值链中的每一个厂商的获利能力，最终每个市场参与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就是所有民众都很难通过正规途径买到口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固然可以号召企业奉献社会、服务防治疫情的大局，但是如果企业始终处于亏损之中，这样的奉献也很难持久。因此口罩的涨价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但必须注意，看似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却存在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如何避免资源的配置异化为富人们的游戏。换言之，口罩的价格上涨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它的价格在短时间内暴涨数十倍乃至数百倍，那么这即使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并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出台一定的措施加以管制。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纯粹的市场调节机制，放任把口罩等急需物资的价格炒为天价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的难度，根本不值得提倡。
政府应该如何保障口罩的合理供应？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当前，各级政府对于口罩市场供应的干预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一刀切式的禁止涨价却并不可行。事实上，是否应该允许口罩涨价，或者是否应该允许“发国难财”是回到了要市场还是要政府这一经济学的本原问题。正如中共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保障口罩的供应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首先，政府应该给予口罩生产、流通厂商适当的价格调整权限。在危机关头，特别是当原材料、员工工资、物流成本都有明显提升的今天，严格禁止口罩涨价，或者不加区分对所有口罩销售的提价行为都严加处罚，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为了鼓励厂商保障防护用品供应的积极性，可以允许其适当提高产品或者部分产品的售价，特别是可以考虑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医疗防护用品的合理配置。针对不同产品设置不同的利润加成，就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民众的市场行为，缓解社会性恐慌情绪的传播。
其次，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如果过多地强调市场化的调节手段，比如适当允许口罩涨价，却忽视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反而不利于当前的疫情防护工作，这是因为疫情防护的重点是最容易感染病毒的人群，而非最能够承受高价医护资源的高收入群体。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平价口罩供应保障反而成为补齐当前防疫工作网络短板的关键。当前很多城市面向全体民众提供保障性的口罩产品正是出于这个思路。但是由于口罩的供应不足，一些地方的保障性口罩供应出现所谓摇号供应。事实上，口罩供应紧张有很大程度是整个社会恐慌情绪的传播，导致民众纷纷抢购远超于自身需求的防护产品，通过针对全体市民限量供给，保障供给，心理调节，稳定社会情绪，才能够引领全体国人打好应对疾病的关键战。
最后，稳定供给是消除抢购行为的关键。在允许口罩生产商、物流商和零售商适当涨价的同时，还需要政府从供给侧发力，保障相关商品充足供应。各级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行政力量，帮助口罩厂商解决原材料供应不足、开工人数不足等难题，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为公益性的低利润防护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提供补贴或税收减免，并由公路交通部门保障各类医护用品和原料物流运输的畅通，积极扩大口罩产能，唯此才能够真正消除民众购买不到口罩的恐慌，维持防疫工作的有序进行。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伟大的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积极应对，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然而，无论是武汉前线的医护用品短缺，还是全国各地的一罩难求，都在警示着我们防疫形势的艰难。事实上，无论是各地政府所采取的价格管制措施，还是一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赞美“发国难财”，都不足以解决口罩等防护用品短缺的困难。我们一方面必须尊重经济规律，通过经济手段，给予口罩产业链众多厂商在一定范围内调价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也不能迷信市场，要积极发挥政府在保障供给和引导资源配置中的辅助作用，建立起最广泛的应对疫情的防护网络，积极推进防疫工作有序进行。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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