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年（1989）夏，张仃创作了一生的巅峰之作——《昆仑颂》。

30多年来，它静静地嵌挂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14层经理会议厅的墙壁上，外人不易欣赏到。1993年，我留日归国，曾绕道香港，专门去寻访它；经一番艰苦的交涉，终于获准在银行保安人员跟随下，在画前凝神小驻片刻，虽未能尽兴，依然感到震撼。

放眼张仃的山水画世界，己巳版《昆仑颂》是一个奇迹，仿佛是借上帝之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它远看是海，波涛汹涌，天风猎猎，近看是山，雪山冰峰，奔腾呼啸；山峰与海浪，不露形迹地融为一体。于是，一座运动的、搏斗的、精神的昆仑山，一座令人敬畏神往、希冀不泯的神山，在观者心中定格。

闻一多曾说“愤怒出诗人”。从艺术的角度看，这句话确切的意思应当是：愤怒唤醒了诗人的记忆与激情，生命的潜能随之得到强烈释放。张仃的绝唱再次证明这一点。

面对这幅神异的杰作，笔者深感自己语言苍白，词不达意。幸好有一篇内容翔实的《知白守黑，大象无形——张仃〈昆仑颂〉创作始末》，作者是诗人灰娃，张仃之妻，也是此画诞生全过程的知情者、目睹者。

灰娃写道，此画应香港中国银行之请为新落成的银行大厦经理会议厅而作，尺寸亦由请方规定：高一米，长七米。在这样一个窄长的平面空间上，表现昆仑山的高大雄伟，对画家的能力是一个考验。为此，张仃查阅了大量资料，看了不少中外名家笔下的雪景，画出草图和许多小稿；一旦投入创作，一切抛诸九霄云外，跟着感觉走，在下意识状态中，笔墨神游。灰娃进而认为：《昆仑颂》从落笔到收笔，“是作者做了一场梦的经过，更是作者经历了一个作曲家、指挥家完成一曲交响乐、一部大合唱的过程——是一部音乐的过程”。灰娃对《昆仑颂》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从中景开始，大山大石，浓墨重笔，疾风骤雨，宣泄大悲无泪的失落和压抑。接下来，以逆笔写出粗粝的长线，雪峰翻卷律动，海浪般内劲充盈，起伏有力，表现运动着的博大气势。

将中景推向远处的同时，开始突出近景。作者心象由极度骚动趋于相对安定，岩石、瀑布、山羊、树，如对口唱的自由宣叙，笔法沉着而又轻捷，透出温情，以焦墨成功而微妙地表现出水雾的湿润感，水尘飞流下露出的嫩树梢清鲜毛茸之感。瀑布长流撞击岩石，清澈悦耳的共鸣声在山间回响，小生灵野山羊无忧无虑……隐隐约约，远景出现伏笔。

远景由伏笔发展成为主角。近景露出小面积山石，以不经意的笔触写出厚厚的雪。利用附近的水汽、树林间的空气感、水汽中钻出洁净清新的树梢新芽，将画面转换过来。首先突出中景的石壁，覆满雪的石壁，以洪亮坚挺的音色耸立着。这一处画得格外率意，似在倾听心灵的声音，运笔轻松，幻想如飞，尽兴抒写生命的自由和谐，自然的苍凉悠远。

终曲——山头，与整幅画面上远山积雪的群峰一样，轻微的短笔干皴中很见笔墨，用笔顿挫明快，出现不同层次的灰和白，兴奋而有韵味。远山，远林，淡霭，浓雾，渐渐收尾，宛如大中小提琴、竖琴、长笛、黑管，伴以轻轻的混声合唱，渐远渐弱，余音袅袅，缕缕不绝。

诗人的解读精微隽永，充满灵性，展示张仃在一种下意识的“神凭”状态下，将生命能量发挥到极致，完成一次非凡的艺术之旅。相比之下，文化学者王鲁湘对《昆仑颂》的解读更加富于戏剧性、哲理性，他借用罗曼·罗兰评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回肠荡气的文字来阐述：

这是一幅庞大的壁画，在这里，英雄的战场扩展到宇宙的边界。而在这神话般的战斗中，被砍碎的巨人像洪水前的大蜥蜴那样重又长出了肩膀；意志的主题重又投入烈火中冶炼。在铁砧上锤打，它裂成了碎片，伸张着，扩展着……

不可胜数的主题在这漫无边际的原野上汇成一支大军，无限广阔地扩展开来，洪水的激流汹涌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在这浪花中到处涌现出悲歌的岛屿，就好像一丛丛的树尖，不管这伟大的铁匠如何努力熔接那对立的动机，意志还是未能获得完全的胜利……被打倒的战士想要爬起，但他再也没有气力；生命的韵律已经中断，似乎已濒陨灭……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弦线在静寂中低沉地颤动)，只有静脉的跳动……突然，命运的呼喊微弱地透出那晃动的紫色雾幔，英雄在号角(法国号)声中从死亡的深渊站起，整个乐队跃起欢迎他，因为这是生命的复活……

王鲁湘认为，罗曼·罗兰对《命运交响曲》激动人心的出色描写，仿佛是在向世界介绍《昆仑颂》，进而预言：“《昆仑颂》是注定要成为纪念碑的。”

其实，早在己巳版《昆仑颂》问世之前，张仃已创作过两幅同题画作。第一幅应北京昆仑饭店之请，作于1987年冬，现藏张仃美术馆；第二幅作于1988年冬，现藏中国美术馆。两幅《昆仑颂》时隔一年，艺术表现各有千秋，尤其前一幅的水墨幽光灵慧，别具艺术匠心，但与己巳版《昆仑颂》相比，不能不显“小巫见大巫”。就艺术容量言，前两者可比作中篇小说，后者可比作长篇小说；就艺术质地言，后者冰峰海浪神奇合一的超拔意象，在前两幅的画面上不易看到。

于是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同样是昆仑山题材，创作时间又很接近，何以己巳版《昆仑颂》呈现某种异质的、飞跃的状态？其中难道隐藏什么玄机？

据灰娃记载：“原先预计五六月间完成《昆仑颂》，无论人在何处，张仃心里总被这幅画的构思萦绕着。他在家里画了许多小稿。可是五六月间他整个精神根本无法进入创作。情绪激动，心律过速，靠医药勉强支撑。”

1989年6月下旬，张仃南下来到广州，参加国际水墨画家集会，心绪稍得平复，遂将一腔块垒宣泄在巨幅宣纸上。据灰娃回忆：时值7月酷暑，在深圳湾大酒店的临时画室里，年逾古稀的张仃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忘我挥毫，沉醉于笔墨纵横、点线交响之中，宛如附体一般。王鲁湘的描述更具戏剧性和现场感：“他操起大笔，向雪白的宣纸上扑过去。那是一种怎样的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张仃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张夫人理召先生在一旁不停地替他拧毛巾。他就像被无数个精灵附体，被无数个殇魂追迫。他用笔呐喊，用墨呼叫，这种感觉，已经几十年没有了，不想在他奋斗了差不多一辈子以后又被重新体验到！他用泪水、汗水和着墨水，画啊画啊，当他画完最后一笔时，突然双腿一软，瘫了下去。夫人急忙将他搀扶起来……”

然而，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己巳版《昆仑颂》的两幅创作小稿上，山还是山，峰还是峰，尚未出现山海合一的意象，而更多是在章法的虚实疏密、视角的远近俯仰上作考量。这说明，直到那时，张仃尚未形成山海合一的构思，也就是说，只有在面对巨幅宣纸，进入艺术的迷狂状态，在身不由己的“神凭”状态下，才产生如此的精神飞跃与艺术突破。画跋亦可佐证这一点：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昔年壮游，飞跃天山，千垒万壑，银涛汹涌，玉洁冰清，沁人心脾。1989年客深圳湾，极目海天，骄阳播火，笔耕墨耘，神驰冰雪，心潮涨落，终成斯图……

“昔年壮游”指1981年秋新疆采风，当飞机飞越天山，银装素裹、冰山雪峰奔腾呼啸的景象出现在眼前时，张仃就被彻底征服了。这个激动人心的记忆经过多年的发酵，到1989年夏，汇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势能。“骄阳播火”，与此呼应，字字重如千钧。此时的张仃心潮涨落，不能自已，《昆仑颂》的主导动机——心潮，呼之欲出。显然，正是在这种心潮难平的跌宕起伏中，张仃找到了艺术的节奏与旋律，山海合一的神奇意象，由此诞生。

张仃一向重视生活，重视写生，反对闭门造车，玩弄笔墨，“师造化，为人民”是他根深蒂固的艺术信念。耐人寻味的是，己巳版《昆仑颂》完全逸出了这个规范，抒写的是心中的意象，达到纵心所欲、解衣般礴的境界。壁画家、美术史家张世彦认为，在多年忠于自然的写生操练之后，仍有这样迥异于常规的图形组合，难能可贵，可谓神来之笔，“以山海图形互嵌的组合手段来实现情之抒发、思之涵纳，较之历来着眼于形色笔墨的通例，是对意境营建的一个探索新径”。美术评论家刘骁纯认为，《昆仑颂》为张仃的最高代表作，因为它“完成了对第二自然的创造”，达到“笔墨灵性化”的境界。我以为，这与张仃与生俱来的自由不羁、强大的艺术根性有关；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根性长期受到压抑与限制，一遇合适的“触机”，仍会露出峥嵘。

凝视这个山海合一、笔歌墨舞的神奇世界，我依稀看到青年时代张仃的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精神的自由飞扬，脑海里情不自禁浮现《收复失地》这幅漫画杰作，就审美气质而言，《昆仑颂》与它一脉相承。

风云际会的己巳之夏，再次给予张仃丰厚的馈赠，艺术之神借他之手，信笔绘下如此皇皇巨作，可谓慷慨矣。在这幅焦墨绝唱里，张仃才情的自由挥洒与民族前途的忧患、人类命运的关切，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因此，诚如艺术史家所言，它注定会成为时代的纪念碑，就像毕加索的杰作《格尔尼卡》一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