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学家肖恩·卡罗尔的《生命的法则》一书把万事万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聚焦在塞伦盖蒂草原上的无数生物身上，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生命。在卡罗尔看来，“生命的法则”即所有生命系统都必须让自己的内部生态保持稳定，也就是“平衡”。“平衡”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既是自然状态，也是社会状态，它要求人类在自然与自身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心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圆满、持久和幸福。

与自然相处的过程是“文明进化”的过程

《生命的法则》中总结了八条宝贵经验，其中之一是，文明发展程度的度量是人与人关系的相处之道。作者写道，“福奇曾指出天花消灭的过程也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不仅因为它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也间接保护了子孙后代”。

纵观历史，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主体。文化主体具有排他性和群体归属感，也就是对其他文化的态度：排斥、接近、吸纳、融合，凡此种种。各个文化主体一方面坚持自身主体性，另一方面学习、接纳和融合其他文化，这是个永恒和持续的过程。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有这样一种内生力量，在面对外来文化、制度、思想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同时又能吸纳新的内容。

不同文化之间永远会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和界定，当然，各个主体如何去看这种主体性，取决于其如何内省。1947年，费孝通先生在讨论美国人的性格时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说，“如果我们不愿意人类自相残杀，以致消灭，很显然的，我们只有积极地促进这世界性社会的形成。我们也就得极力克服文化的个别性所造下的障碍”。各个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环境中形成的文化都有其必然性，但在一个互相交流和沟通融合的世界里，文化之间如何相处？费孝通先生当时给出的办法是，“我们如果要改变这种态度，只有充分发挥人们的理性，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民族自省’。在这件工作上，社会科学可以有它们极重要的贡献”。这里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其实是孕育于他早年对于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之中。文化自觉是发生在跨文化比较中的一种内省，从这段论述已经可以看出他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至理名言的影子。二是各个民族的文化自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玛格丽特·米德开始反思美国文化、进行对美国的文化自省，至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各个主要文化体依然在“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还需要时日。主要原因在于，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文化、人性、性格是最“标准”的，这是各个民族在坚定走自己发展道路进程中以应有的自信来维持文化绵续的根本力量。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环顾各个文明，去发现自己的不足，既不断增强斗志，又不断完善自己，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在晚年讲的“各美其美”的含义吧。

在各个文明中寻找生命存续的最好习惯

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最好习惯？我想，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标准：一是普遍性，它必须能够平等地、没有例外地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例如健康和对生命的珍惜；二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共同目标，是各个民族、国家都渴望的。不同民族、国家在思维习惯上要设身处地相互理解，彼此理解和认同社会习惯，相互欣赏对方的文化艺术习惯等。个体的习惯是针对单个个体的生活和工作的，是自己的事情；群体的习惯是针对群体如何相处的，是心与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当全体人类找到了共同接受的人生意义和目标，个体才能安身立命，群体才能和谐共处。

培养全世界共同的、良好的习惯首先需要对习惯的自省，各个民族和群体需要自觉地反思自己习以为常的习惯，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跨越文化界限的理解在当代依然存在巨大困难，这既适用于电影、艺术、宗教，也适用于当代政治，甚至深深嵌入几乎所有的领域。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在当代印度，有一种日益增强的倾向，主张捍卫业已‘抵制’了外来影响的本土文化，不过这一倾向既缺乏说服力，也缺乏可信度”。恐怕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印度，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习惯在很多情况下是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行为。对于个体来说，习惯可以决定命运；对于民族来说，习惯可以决定国运。在当今世界，如何建立一套与现代科学技术、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文明制度、风俗习惯，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核，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跨过的一个门坎。

每个个体皆为生命绵续作出贡献

《生命的法则》中提出的应对挑战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个人选择关系重大”。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我国来说，第一，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40年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时代后，中国需要通过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生活，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搞现代化，要使每个人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最根本的办法是鼓励、支持和创造条件，使每个人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第二，呼唤个体参与需要培育志愿机制，提升人们对志愿机制的认识。志愿服务是一种体现社会活力的行为，也富于公民精神。在现代社会，社群的意志应通过行为准则、民主、公众舆论、法律公正无误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生机勃勃且真正持久的共同体生活才能建立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说过的，“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榜样引领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友好的社会氛围，努力使志愿服务成为一种自觉习惯，使志愿精神成为一种共同价值。这就需要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共同信仰和共同参与的意愿。具体来说，应倡导奉献精神、社会服务精神和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精神，培育感恩之心；建立和完善社会评价机制，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断完善社会共同体，扩展公共生活，鼓励个人对家庭、社区的贡献和对他人的关心帮助；必须重新定义“成就”，改变仅视经济成败和财富多寡来评价个人和群体的成就观，拓展“好”的含义，把关注社会、关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担当、有情怀、有情操、有格局作为评价“好人”的标准。

“‘我们生来便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都和我们息息相关。’21世纪正需要我们承认这一担当。”一个国家只有了解社会成员的内在动力并满足他们的心愿，才有可能把更多社会资源动员起来，建成更加美好的社会。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