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世界将形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局面。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相反，亚洲文明正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平衡关系。非西方文明在重新肯定它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不过，在世界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受到普遍的批判。文明之间真的会自动冲突吗？这就涉及对文化或文明的理解。

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文明与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的认识是：从时间上来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从空间上来看，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国界的；而广义的文化泛指全人类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从形态上来看，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文明较容易比较和衡量，可以区分高低，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兵马俑等；而文化则难以比较，因为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而价值是相对的。作为物质文化的文明是累积的和扩散的，如不同时期发明的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直到现在仍同时存在，而且一项发明一旦被公之于世，便会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等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是非累积的和非凝聚的。简单地说，各国、各民族乃至各族群的文化会有差异，文明却不会有冲突，真正的人类文明一定具有普适价值。

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文明却不同，承载者是一个地域。一个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如西方文明包括众多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多个文明，如中国就包含着众多的文明样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古代希腊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伟大贡献，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后世多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以此来评价各种人类文明以及对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也许同样是恰当和有意义的。

如果用这样的理念审视“一带一路”，我们不难发现：“一带一路”不仅是商旅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共生之路。它涉及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欧盟乃至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成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对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通过丝绸之路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发展。古代丝绸之路对促进东西方思想交流、推动不同文化交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更应重视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实现人类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理念。

从历史上看，由于各个民族与国家文化差异与对文明的理解差异，冲突可谓不断。例如，站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上，脚下是犹太人神圣的墓地，不远处的基督教堂引人注目，圣殿山上的金顶清真寺闪闪发光。这座5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和圣地，是千年来宗教冲突最为惨烈的地方，巴以冲突是这一地区多少年未能解开的死结。而这一地区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站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民族、宗教、文化形态各异，同时又是当前世界上的安全高风险地带。东亚的朝核问题、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与领土争端、南亚的印巴矛盾、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势力以及政局动荡问题等热点都集中在这个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样性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给这一地区带来尖锐的宗教矛盾和激烈的文化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被一些势力所利用，就可能不断激化并演变成大大小小的战争。文化差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以及安全风险等是实现“一带一路”宏伟计划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问题。

如果缺少文化交流、交融，我们就很难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友谊之路；如果我们找不到沿线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均能接受的文化价值观，“一带一路”上必然发生频繁冲突。“一带一路”宏伟设想和合作倡议，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大潮流，旨在为共绘互利合作、共享发展美好蓝图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迫切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付出努力，推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上共创可持续繁荣发展的新世界。因此，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和友好往来不断增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暖化功能、通心功能，因地制宜，像疏通毛细血管一般做细基础工作，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共同维护不同文化的独立与发展，肩负起中国与沿线国家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在“一带一路”发展实践中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切实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共生与共兴。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交流具有促进民族和文化相互了解、促进宗教间相互尊重的独特作用。实现和平需要各种文化、宗教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融合。“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必须先行。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向外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价值体系有更多了解，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实质。另一方面，我们要对当地不同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研究。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互鉴、共荣，塑造可为不同文化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打造民心相通工程的共同基点。

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它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才能保证其安全畅通。正如学者汪晖指出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裂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了历史、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圈的建设，形成一个与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其中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文明圈的全体人民。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要成功而持续地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就必然需要一种道德力量支撑。这种道德力量不是凌驾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绝对律令，更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居高临下的宰制，而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炼出最具人性的、最富于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这种文化扬弃了多样性中的狭隘、自私、颓废、鲁莽和残忍，洗练出人性中的博大、宽容、进取、温和及谦让。这种文化要求各个民族“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的道德责任”。只有这种道德力量，才能真正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相辉映、激荡汇合，积淀形成“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只有这种道德力量，才能令丝路精神为沿途各国各民族认同和推崇，并不断注入时代内涵，造福千秋。

近年来，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比如，我们与沿线大部分国家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并与不少沿线国家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近几年还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这些是基础，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开始。我们要立足现有基础，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体育旅游、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夯实我国同这些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要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一带一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历史感召力的文化符号，共同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一个设想和倡议，其主旨不仅是发展与沿途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更是为了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要落实这个倡导，就需要强大的文化作支撑，也就是要文化先行。提高对外交往能力需要在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提高自身软实力的同时，增加对外部环境、国际事务的了解，以及对“走出去”将会碰到的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的了解。对我国西部地区对外文化交流能力进行“软件大升级”，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有力保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