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古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故宫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遗存，这巍峨的宫殿建筑群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古老记忆，更于今天成为全新的文化符号，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不断发展、走向未来。今年适值紫禁城第600个生日，本刊特邀专家学者从故宫的历史价值、院藏文物和建筑结构等多个角度展开笔谈，试将600年故宫的独特光华展现于万一。

故宫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传承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故宫的今世与前生

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自此至1911年一直为明清王朝的宫城。今年是明清故宫建成600周年。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故宫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明清故宫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与此同时，故宫也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并称世界五大宫殿。故宫今世能有如此殊荣，与其漫长而辉煌的前生密切相关。

明清故宫是在元大都宫城基础上修建的，而元大都及其宫城又继承了金中都及其宫城规制。就大的方面来看，金中都及其宫城是“慕华风”的海陵王建筑的北宋东京汴梁城及大内（即宫城）的“克隆版”。沿着中华民族历史，故宫的源头我们可以依次上溯至隋唐洛阳城宫城、唐长安城及宫城、汉魏洛阳城及宫城、汉长安城及未央宫……直至我们刚在“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出来的距今4000多年前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徜徉在这条4000多年的时空隧道中，人们看到的绝不只是宫廷之中出土或收藏的历代金玉珍宝以及巧夺天工的辉煌建筑，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的都城，其宫城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我们现在纪念明清故宫建成600周年，就是为了让当代人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传承故宫所凝聚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传承与认知“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

中国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而中国又是世界史上唯一有着“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国家，古代都城、宫城是见证这一历史的重要物化载体。都城、宫城的核心建筑是宫殿，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宫殿建筑是王（皇）权的象征。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宫殿都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在中国，它集中体现了古代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及文化传统的大成，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可以比它更能说明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历史和传统。外国有句名言：‘建筑是本石头的书’，当它产生的生活已成为过去，它被遗留下来述说着历史，因而宫殿建筑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本质的建筑。通过对宫殿建筑历史的了解，可以生动地了解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形态的发展。”明清故宫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宫殿建筑群的杰出代表，是传承与认知“中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

何为“中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说法，“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社会阶段，即从蒙昧、野蛮的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的文明时代，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明清故宫就是当时“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它集中体现在从夏商周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历代王朝的都城、宫城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择中建都”“择中建宫”“择中建殿”“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一门三道”等都城、宫城的“国家文化”所体现的规制理念可谓一脉相承。

明清两朝的都城北京城，由外城、内城及皇城、宫城（即紫禁城）组成。紫禁城位于北京城中心，太和殿在紫禁城中央。在中国古代，帝王都城之内的大朝正殿始称“路寝”，而后秦谓“前殿”，曹魏曰“太极”，唐代之后大朝正殿之名虽称谓不尽相同，但是其位居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中央的传统一直未变。故宫之中以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为“外朝”（亦称“前朝”），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内朝”（亦称“后寝”）。宫城午门之外、皇城之中，东西分列的“太庙”与“社稷”，连同故宫的“外朝”与“内朝”共同构成了《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的核心内容：“前朝后寝”与“左祖右社”。就目前考古发现所知，这一都城、宫城规制从明清北京城及其宫城可以上溯至元大都、金中都、宋东京城、汉唐两京的长安城与洛阳城等。

明清北京城之中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宫城之中又以“大朝正殿”（太和殿）为中心。大朝正殿在宫城与整个都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的位置与“居高”的地势，突出了国家至上的理念。这些同样也不是明清故宫所独有或独创的，而是承袭了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大朝正殿于都城之中“三居”的特点。比如元大都宫城之大明殿、金中都宫城之大安殿、北宋东京城宫城之大庆殿、唐长安城与北魏洛阳城宫城之太极殿、汉长安城宫城之前殿等。

这种故宫在北京城中央、大朝正殿在故宫中央的空间结构，体现出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宫城与国家最高权力政治平台的大朝正殿的至高无上，显示出国家文化高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国历史上这种思想理念的形成不是某个民族、某个地区、某个时代的族群或个人创制的，而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大地不同族属和不同人群共同完成的。现在我们纪念有着600年璀璨历史的故宫，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国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活化石。这一璀璨历史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从其都城、宫城文化的一脉相承可以清晰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不论是哪个王朝，不论其统治阶层来自哪里，他们都沿袭着国家至上的都城、宫城营建规制。比如，从大兴安岭而来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都城洛阳城、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营建的金中都、从蒙古高原南下的蒙古人修建的元大都、继明而立的清王朝承继的北京城，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都城与宫城，其布局形制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之“慕华风”、承“华统”，而这些文化遗产亦成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历史见证。

“中”与“中和”文化观念的代表性反映

今天我们纪念故宫建成600年，不只因为故宫拥有无与伦比的辉煌宫殿、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宫建筑群、是有多达1807558件/套藏品的世界著名皇宫博物院，而是它向人们展示出了中国“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内在文化基因。《荀子•大略》写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中”与“和”密切相关，《礼记•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司马光认为：“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北京作为古代王朝的首都始于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就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中古时代后期，元朝与明清两朝定都北京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定都北京的金朝、元朝与清朝均为中华民族的北方少数族群，但是当他们成为中华帝国的君主之后，都坚守“择中建都”理念。不仅如此，他们还把都城规制之“中”的理念进一步扩展与强化，明清北京城及其宫城在“中”的理念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明清北京城的宫城置于都城的中央，大朝正殿又在宫城的中央。明清北京城及其宫城之城门、宫门则从门道数量方面进一步突出“中”的理念。在继承明清时代以前之都城与宫城城门、宫门“一门三道”传统的同时，又出现了更多“一门五道”的城门，比如“一门五道”的天安门，再比如故宫正门午门虽然是“一门三道”，但是在城门门道两侧又各辟一座掖门，形成午门事实上的“一门五道”。在作为皇城正门的天安门前，营建了与天安门对应的五桥东西并列的外金水桥；在宫城内部，太和殿之前的太和门之外，有五桥东西并列的金水桥。这些从“一门三道”到“一门五道”，再至皇城正门之前的“五桥并列”的外金水桥与宫城内部的金水桥设置，都凸显了国家权威的观念。

在明清北京城及其宫城突出“中”的同时，都城与宫城的东西南北四面辟门也寓意深刻。都城与宫城的四门象征着四方，寓意“东西南北”与“中”的关系。换言之，作为国家缩影的都城四面辟门所表示的四方，与位居都城中央的都城政治中枢之宫城，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多元一体的政治地理格局。这就构成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核心文化”——“中”与“中和”。

此外，明清北京及其宫城还以“道路”形式呈现出一条纵贯南北的都城中轴线。此中轴线以大朝正殿太和殿为基点，向南依次是太和门、金水桥、午门、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永定门，其凸显的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政治地理特点。中轴线表面上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折射的是美学与艺术理念，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是寄寓于都城中的国家认同文化观念的重要物化载体之一。

故宫博物院：世界最大的古代书画宝库

王 硕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

自1420年紫禁城建成以来，故宫经历了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性转变，当今是故宫博物院收藏历代书画较为丰富的时期。现有文物藏品180余万件/套，共分为25大类，200余项细类。这其中历代书画藏品计129148件，约占文物总量的6.9%。其中法书文物计75706件，绘画藏品计53442件。这些珍贵的书画文物，成为故宫文物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书画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物收藏保管的历程

故宫书画文物的收藏与保管工作肇始于1925年博物院成立之时。为防止清宫文物失散，消除当时社会舆论的误解，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在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后，开始对清宫物品进行逐一点查。至1930年3月，该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共计编辑出版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一份六编28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因形势所迫，自1933年1月始，故宫并其他文博单位的近两万箱文物自北京始发南迁。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保文物免罹于浩劫，故宫文物又开始避地西迁。从1933年装运文物的列车向南始运，到文物经历万难，再次西迁找到安全的储存地终了，来去之期，离合之际，适以足成十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文物陆续向重庆集中，至1947年5月启运东归，先后分十批次运抵南京文物保存库。1948年至1949年期间，国民党从“播迁”的文物中遴选出2972箱共计60余万件藏品紧急运往台湾，其中包括40余万件原清宫档案和20余万件器物、书画类文物。在分三批运送至台湾的文物中，书画类文物总计91箱逾万件，其中，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法书、绘画类文物总计5760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博物院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书画藏品的科学保管与合理利用一直是故宫博物院藏品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为此设立书画部门，可分别对法书、绘画等藏品进行专业的管理，并设有书画专馆进行藏品的展示和专题展览。

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物来源

故宫博物院的书画藏品来源以“故”“新”两种文物编号进行区分：“故”字编号代表来源为原清宫旧藏，“新”字编号代表来源为1949年之后的新入藏品。在“新”字编号中，主要来源有三项：政府拨交、调拨，文物收购，文物捐赠。

政府拨交、调拨：书画藏品总计新入藏文物55000余件

20世纪50—70年代，文物藏品的拨交与调拨情况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曾大量发生。政府部门会将收集的藏品拨交或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如唐阎立本《步辇图》卷就是在1959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拨交至故宫博物院入藏。政府不仅向故宫博物院拨交和调拨相关藏品，原隶属于故宫的藏品也会根据地方的需求进行调出并销号处理。如原清宫旧藏清《丁观鹏画释迦及十六尊者像屏》等多件藏品，根据相关政策，于1973年拨至沈阳故宫博物院入藏。

在这些拨交入藏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因种种原因散佚的原清宫旧藏，有一部分是根据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馆藏要求专项调拨的，另有一部分是政府部门接收的各方捐献。

文物收购：书画藏品总计新入藏文物23000余件

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伊始，就确定了以搜集清宫散佚文物为主、兼及中国历代艺术珍品为辅的文物收购策略。在故宫的“文物征集组”里，为书画文物进行把关的专家就有刘九庵、王以坤、徐邦达、朱家溍等众多书画大家。故宫的文物收购，一方面可以防止文物外流，另一方面为社会创造了宝贵的机会和渠道，传达了文物出售应优先考虑故宫收藏的观念。在众多收购的藏品中，书画类珍品尤其突出，如现藏北朝曹法寿楷书《华严经》卷就是在1958年故宫第三次收购中购藏的。近年来，为了更好完成珍贵文物的回流工作，故宫博物院也通过相关的文物拍卖公司购回稀世珍品。如1996年在翰海拍卖公司购得宋张先《十咏图》，1997年在翰海拍卖公司购回明《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003年在嘉德春拍购得隋佚名《章草出师颂》等，均为上佳之品，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

文物捐赠：书画藏品总计新入藏文物4000余件

该数据所示为将文物藏品直接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单位和个人，另有一种情况是单位或个人将藏品捐献给相关的政府部门之后，再通过拨交或调拨的途径入藏故宫。故宫博物院为感谢这些捐献者和爱国人士，专设景仁榜，镌其姓名，以景仰仁德。

在这些捐献者中，无论是老者还是中青年，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艺术名士、普通百姓，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怀有一颗爱国之心，几乎每一次捐献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如捐献大家张伯驹先生的事迹就广为流传。张伯驹先生曾以重金购藏西晋陆机《平复帖》，这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他爱同身家性命，抗日战争中曾把此帖缝在自己随身穿的棉袄中一同避难。隋展子虔《游春图》是我国现存卷轴山水画中最古老的一幅，张先生唯恐如此重要的文物流到国外，曾变卖房产并搭上夫人的首饰才将其保留下来。20世纪50年代，张先生将珍藏的《平复帖》《游春图》，以及唐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唐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宋范仲淹楷书《道服赞》、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书画巨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永久珍藏。

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物的散佚与回流

原清宫旧藏有大量的珍贵书画作品，逊帝溥仪“暂居宫禁”期间，曾以赏赐等名义将其大量携带出宫，导致许多书画珍品流失在外。其中有些在溥仪天津租界居住期间被卖，无账册可稽；有些则以赏赐之名售出。在后来收缴的溥仪物品中，“有100余卷法书名画，包括晋、唐、五代、宋等名家佳作，大多数是《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乾隆皇帝鉴赏的名品”，都见于《赏溥杰书画目》中。据辽宁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多年的研究，《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中的书画部分外流情况十分严重，包括台湾在内，达113种之多，作品全毁6件，私家收藏约37件，余则分藏于国内博物馆。迄今为止，所载于该目录中尚未发现的历代法书名画藏品近300件。

1949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批文物的回流与收藏。尽管新政始建，财政紧张，但为了让国宝重返故土，还是拨付经费，重金收回。1952年，当时的文化部向全国大力宣扬文物政策，发出收回故宫文物的通知。在20世纪50—70年代，不仅故宫博物院为此受惠，全国的博物馆都因为相关的政策回流、收藏了大批文物藏品，为我国现代化博物馆事业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可分割的两岸故宫书画藏品

在日本资深媒体人野岛刚所著《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博物馆。两个名称一模一样的博物馆，同时存在于北京与台北两个地方，双方如果向对方提出商标权诉讼，也非新奇之事。然而两个故宫却互不否定彼此的存在，也没有谁高喊“我才是正宗的”。双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号，展示着类似的中华文明文物，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

两岸故宫的书画文物以明清宫廷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作品为主，创作时间自西晋至清末，也有部分现当代的艺术珍品收藏，前后横跨了17个世纪。两个故宫的书画文物收藏珍品众多，能够完整地反映中国的书法与绘画的发展历史，既互为补充，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由于文物在运台之初就进行过挑选，故台北“故宫”的书画精品较多。法书文物自晋代至清代均有精品，如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存于台北“故宫”。这件让乾隆皇帝爱不释手的“三希”之一，与另外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二希”（王献之行书《中秋帖》和王珣行书《伯远帖》）各自经历着不同的命运，历经重重磨难，却仍不能聚首。台北“故宫”所藏宋代法书作品也十分精美，宋四家所遗名迹，如蔡襄《尺牍》、苏轼《归去来辞》《前后赤壁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诸上座帖》、米芾《蜀素帖》等，皆为名品。在绘画方面，台北“故宫”藏品自唐至清，历代均有精品收藏，尤以两宋精品最为突出。两宋绘画类代表性作品有：被誉为宋代绘画第一神品的范宽《溪山行旅图》、崔白《双喜图》、文同《墨竹》、宋徽宗《池塘秋晚图》《腊梅山禽图》等，元代代表作品有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等，明清两代也有精品典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与法书藏品以清宫旧藏为主，由于国家支持，后期相继回流了一部分散佚古物，再加上建院后的大量接收，馆藏数量大有所增，精品甚多。在绘画方面，自东晋至清代皆有珍品所藏。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传为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等；唐、五代时期有阎立本《步辇图》、韩滉《五牛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等；两宋画家作品如郭熙《窠石平远图》、崔白《寒雀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南宋四位山水巨匠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的作品也都有所存；元代画坛“元四家”作品俱全，其中黄公望《天池石壁图》《九峰雪霁图》、吴镇《渔父图》、倪瓒《竹枝图》、王蒙《夏日山居图》等均为名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清绘画数量较大，精品众多，明代的院派、浙派、吴门画派、松江派、嘉兴派，清代的金陵画派、新安画派、“四僧”、“扬州八怪”等，均有大批代表作品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大量的法书文物，拥有晋、唐、宋、元各个时期的大家名作，如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名家法书，王羲之《兰亭序》三种最佳之一唐摹本也存于此。

传统书画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孕育出来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表达思想情感和艺术审美的独特形式，充满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今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传统书画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直接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文化艺术，并与多个国家形成互动交流，故宫博物院包括书画在内的180多万件/套文物是历代先贤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她可以组合成成百上千个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和不同内容的文物展览和图书画册，在国内外的重要博物馆里展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展览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点亮一座城市，促进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象认识和精神感悟，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紫禁城的建筑到底有多少间？

狄雅静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坊间传闻，天上玉帝宫殿一万间，地下紫禁城宫殿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一座房屋是一间吗？紫禁城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木构宫殿建筑群的“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2015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对保护范围内的古建筑进行第三次基础信息普查，“间”的核算就是普查的工作内容之一。当我们真正开展这项工作时，发现要想清楚统计，需要经过名词辨析、范围认定、规则制定、档案查询、结构识别、现场查核、汇总分析等研究阶段，其复杂性和工作量超出预期。

什么是“间”

间,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注》中说，“间”同“隙”，“凡有两边有中者皆谓之隙”，引申意为置身其中。

在古代木构建筑的表述中，“间”延续了置身其中的概念，专指相邻两柱之间的空间，是一维空间概念。如宋《营造法式》中建筑两柱之间的距离称为“间广”。在清代档案中，常有诸如“太和殿九间”“东西围房三十四间”的表述，这里的“间”皆是指建筑正面的开间数。

民国时期，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在其著作《清式营造则例》中首次提出“凡在四柱之中的面积都称为间”。这样，“间”的概念就在空间上从一维拓展到二维了。按照梁先生的定义，一座柱网规则的建筑的“间”数等于正面开间数乘以侧面开间数。

如上所述，“间”首先不是指一整座建筑，其概念也存在一维和二维之别。如果以历史文献中所载的一维空间意义上的间来统计，太和殿是九间，而以近代之后二维空间意义上的“间”来统计，太和殿正面九间，侧（山）面三间，加上周围廊，其二维间共计55间。若以前者为标准，紫禁城中的“间”不过3000之数，而以后者为标准；则可能与传说的9000余间相去不远。

一维空间意义上的“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建筑名词，是建筑等级与规模的衡量指标之一。如《唐会要》卷三十一杂录中明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堂舍不能大于五间九架，五品官员的房屋不能大于五间七架，官阶在六品七品以下的官员的堂舍不得大于三间五架，庶人堂舍则不能大于三间四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紫禁城前三殿中，太和殿面阔九间，保和殿面阔七间，中和殿面阔三间，三者重要性从开间数量上亦一目了然。

间的命名与数量设置也极为讲究。清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中，面阔（建筑正面）和进深（建筑侧面）方向均以“间”计，在建筑正面从中向两边依次称为明间、次间、梢间、尽间，而建筑侧面称为“两山明间、两山次间”。

古代建筑正中的间称明间，取日月交辉大放光明之义，引申到建筑中意为公开、公正之所。宫殿建筑中，明间多是主人接受朝拜、召见臣子、商议国事家事的公共空间，帝后的宝座常设于此间正中，正门则与宝座相对。

明间两侧的间称为次间，是次一等、第二间的意思，从这一间向两侧逐步过渡为私密空间。宫殿建筑中，次间也常作为暖阁。该间或设炉取暖，或在地下设置火道，间内设置火炕，并常在明间和次间之间的柱子之间安放碧纱橱（一种带门的槅扇），将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完全隔开，使次间成为冬季温暖而封闭的起居空间。若建筑的间数比较多，次间也可能是会亲密之人的地方，此时明间和次间之间可用落地罩、栏杆罩等装修分隔，形成丰富的隔而不断的空间层次。

次间的外侧依次是梢间、尽间，取末梢、尽头之意，从字面可知它们是建筑最外侧的两间。古建筑的面阔间数按照三、五、七、九的数量设置。若是面阔七间的建筑，从中向两侧依次为明间、次间、梢间、尽间，而最高等级的建筑是面阔九间，其开间名称中需增加一个次间，即从中向两侧依次为明间、次间、次间、梢间、尽间。

以太和殿为例，从正面看，太和殿有11间，似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为阳数之极的理念不符。而实际上，记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太和殿重建工程的《太和殿纪事》明确说，“太和殿九间，东西两边各一间”，东西各扩出来的这一间其实是廊间，并不属于建筑的室内空间。从设计尺寸上也可看到，次间、梢间、尽间的尺寸皆为一丈七尺三寸（5.6米），而东西间为一丈一尺一寸（3.3米），确为一个廊子的宽度。因为防火的需要，康熙朝重建太和殿时，将廊子以实体墙封护，又加了槛窗，于是看起来正面如同11间。

什么样的“间”会被统计进来

一维间是描述建筑形制特征的代表性指标。因此，故宫博物院在普查中仅为每一座单体建筑设置了面阔间数、进深间数的数据项，以便进行准确描述，但其相加的统计意义并不大。而二维间的数量统计对古建筑保护和管理则更具有价值。这是因为在古物建筑利用的过程中，建筑大多按结构柱网进行空间分隔，在一座建筑的不同柱网空间中，不仅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有所不同，其使用者、管理者、参观者也很可能不相同，其间发生的事件也不相同。统计一座建筑的“间”，并分别赋予其代码编号和标准命名，将其中的人、地、物、事等信息编辑录入并进行事件定位，可为古建筑的使用者统计、使用状况和使用效率评估、空间布置分析等精细化管理内容提供基础数据。此外，对于建筑认知而言，一座建筑的二维间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筑的规模，是简单表达建筑体量的有效方式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紫禁城是宫城的特定称谓，它和故宫在范围上不完全一致。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来看，明清故宫（北京）包含的范围，南至端门南墙，东、西、北至筒子河外沿。从故宫博物院的产权范围来看，除了上面的核心区，还包括大高玄殿、皇史宬、清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三个坐落于周边的文物保护单位。而据万历所修的《大明会典》记载，“内紫禁城起午门，历东华、西华、玄武三门”，即紫禁城实际的范围明确是城墙和四门围合形成的空间范围。而若以此范围统计建筑的间数，不仅午门至端门之间的建筑不应包含其中，城墙外的围房、四座门外的值房等建筑也需排除在外。

紫禁城一直处在不断改建、增建、重建的过程中，已经无法精确统计1420年永乐初建紫禁城至1924年溥仪出宫这500余年间紫禁城建筑的间数了。比如现存的建筑中，箭亭、传心殿、城隍庙、斋宫建于清中前期，重华宫、慈宁宫、南三所、雨花阁、宁寿宫等区域是乾隆朝大规模改建而成，而长春宫、延禧宫等则经过了清晚期的改建才呈现出现在的面貌，加之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拆改，本次紫禁城内建筑“间”的统计，只能说明当前现存木构古建筑的间数，而非明清之际紫禁城的实际情况。

紫禁城内的现存建筑也并不都是间数统计的对象。首先，按照二维间的基本定义，纳入统计的建筑必须有柱子，冰窖等没有柱子的砖石结构建筑就不在统计之中。考虑到这个概念是梁思成先生在解析清代木构建筑营造时提出的，故宫的延禧宫、宝蕴楼等清晚期和近代所建的砖石结构建筑也不应在统计范围内。此外，故宫还有建福宫花园、中正殿、上驷院车房等复建建筑，虽然它们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建筑，且都按照历史文献和传统营造技艺建造，但由于是21世纪新建的，亦不将其划归现存木构古建筑间数的范畴。

揭晓“间”的统计结果

紫禁城里的建筑大多数按矩形、柱网阵列排布。这些建筑的二维间只需采用面阔间数乘以进深间数的公式计算即可。以中和殿为例，形制描述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周围廊”，根据四柱围合为一间的统计方法，该建筑墙体围合的间数即为九间，加上周围一圈廊间，那么该建筑间数共为25间。

但是约有二三成数量的建筑，统计起来并非这么简单。比如，矩形建筑中，存在柱网阵列中去掉了若干柱子、山墙的柱子比明间和次间多、包含非承重柱以及柱网不规则的情况；再比如，有梅花形、五边形、六边形、“亞”字形、“凸”字形等特异形态的建筑；还有两个建筑结构重叠共用空间的情况。这些“间”的统计皆需要定制分析。在汇总了全部特殊情况并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把紫禁城古建筑中“间”的含义扩展为：文物建筑四根或四根以上承重结构柱围合的、彼此之间有直接构造逻辑关系的空间称为一间。这样，绝大多数建筑“间”的点数都可依据此规则计算。对极个别的特殊建筑则采取一建筑一方案的方式解决。

经过统计，紫禁城中共有木构古建筑1022座，共计8261间，此外还有复建建筑29座，354间，其数量已与传闻相去不远。我们推测“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是近世人的杜撰，因为只有通过二维间的点数方法得到的统计结果才能够和这个数字相近，而以古人一贯采用的一维间的表述，与近万间的数量相差近三倍之多。若传闻真是古人的附会，那我们只能把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当作夸张的文学描述，听听而已。

“间”的状况千差万别，颇为复杂。如果由另外的团队来点数，由于对“间”含义理解的不同、规则制定的不同等，其结果和我们统计的数据也会有一定的差距。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意识到，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都不容易。比如间的点数，首先需要查阅文献，弄清楚“间”是什么，哪些建筑是历史遗留的，哪些建筑是新建复建的，由此确定点数的对象、范围；其次，对于普查当中出现的特例，应该对其进行历史沿革、结构与构造形式的充分研究，以确定针对该建筑的计算方法；最后，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脚力，一座座建筑去现场实勘，一笔笔记录建筑状况，伏案汇总、集体讨论，最终才会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统计结论。这也从一个具体事例反映出，要想做好遗产与文物这个行当，需要怀着敬畏之心，谨言慎行，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开展每一项研究工作。

与人们以往对紫禁城的设计和建造体现礼制、等级和法式等规矩的印象不同，我们在建筑普查中越来越感受到使用需求是古人建造紫禁城时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使得建筑空间的设计在规矩当中亦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当使用者需要大空间进行陈设摆放、礼仪典礼时，如果建筑间数多、进深大，就在室内明间、次间处进行减柱；如果建筑是普通居住或作库房使用，则在建筑的山墙面设置较小的柱间距，或在室内减少一排或两排柱；如果需要在室内设置较大的屏风或是隔墙，往往就在其两侧加设支撑柱……这样一来，建筑空间就变得更为灵活而适用，从而产生千变万化的室内空间效果，体现出设计者和工匠守礼而又融通变化的智慧。

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迁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故宫文物南迁始末

文物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明历程的积淀与载体，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它与国家命脉、民族精神紧密联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而历代留存下来的文物就是其直接的载体。收藏于北京（旧称北平）故宫的文物大致分为古代器物、图书典籍、档案文献三大部分，这些由历代王朝累世蓄积的稀世珍宝，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成就与代表，是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数千年文化艺术之结晶。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西苑及三海中的各宫殿的各处陈设，皆被侵略者抢掠；紫禁城与颐和园所藏的珍宝金银、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数万册珍本图书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也被抢劫一空。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原为清宫旧藏的文物其实是仅存之硕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 1933年1月3日日军又攻占山海关，直逼关内，为了预防日本侵略者的破坏，2月5日故宫文物正式从北平南迁。1934年年初，13491箱南迁文物共分五批全部运抵上海。1936年南京文物保存库建成，暂存上海的故宫文物从1936年12月至次年1月，再次分五批转运至南京。此次行动共支付铁路半价运费47万元，租用上海库房每月租金为5000元，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工程款49万元。在这期间，故宫博物院从暂存上海的文物中选出735件，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所藏的故宫文物再次向西南后方转移。首批80大箱文物走南线，先经船运至汉口，再乘火车到长沙，后经贵阳，最后密藏贵州安顺华严洞六年，1944年12月独山陷落当天，再迁四川巴县；1937年11月南京告急，走中线的9369箱文物开始分两批经水路至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后到四川乐山，安藏乐山安谷乡七年；走北线的文物共7287箱，走铁路经宝鸡、汉中、南郑、成都最终到四川峨眉，妥藏七年。故宫文物转运途中，多次翻车，险象环生，但冥冥之中似有神助，文物始终无恙。1939年，故宫博物院曾经从密藏安顺华严洞的文物中精选百件，赴苏联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引起轰动。另外从1943年起，这些南迁文物还举办过重庆书画展、贵阳书画展与成都特展。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南迁的三处文物先在重庆集中。1946年精选晋唐宋元明清名家书画作品142件，举办西迁书画告别展览。1947年12月所有南迁文物全部东归南京，这些国宝无一损遗，在中国文博事业史上留下了令世人刻骨铭心的一页。

文物南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932年下半年，风闻故宫文物即将南迁，众论不一。北平自治区各公所、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严智怡、徐志摩、鲁迅、胡适等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文物南迁会动摇抗战决心，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不利，并借此表示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再者，故宫文物离开北平，在迁移途中容易损坏或遗失，“一散不可复合”。但支持文物南迁的呼声更为强烈，他们认为文物不能再生，鉴于东北、上海华界的前车之鉴，应当从国家利益考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不能因循敷衍，使得数千年的文化精华毁于日军之手。等战事平息后，文物当可速归原位。此事最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拍板，下令国宝南迁，同时代表政府承诺，一旦“北平安静，原物运还”。现在看来，反对或赞成文物南迁的双方，保护文物的初衷与意图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具体的思路与策略。事实证明，故宫文物南迁非常及时，完全必要。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穷凶极恶，狂轰滥炸，肆无忌惮地毁灭中华文化。1931年东北被日军侵占后，文物图书被严重毁坏或疯狂掠夺，仅1932年3—7月间，日伪当局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五层楼的东方图书馆被焚毁一空，馆藏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片纸无存，时人有“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之语。1937年10月20日，日军再次进攻上海时，出动军机三架“飞至北火车站、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等处附近上空，盘旋飞行窥察了数分钟后，连续掷下烧夷弹二枚”，其险恶用心，不言而喻。日军侵占北平后，数次强行闯入故宫，抢走元明清时期制造的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大铜缸66个，运往天津用于镕制杀人武器。

故宫文物南迁，使这些中华瑰宝躲过了战时的空袭与洗劫，保证了安全典藏与完全保护，护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这一行动是对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的一份尊重，上对得起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下对得起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总体战，不仅是军事、经济方面硬实力的较量，也是文化、政治方面软实力的对决。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浴血奋战中逐步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战精神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畏强暴舍身救国的爱国精神。在文物南迁途中，有故宫工作人员因公殉职。抗战精神还包括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无分老幼共御外侮的团结精神。蒋介石在1937年7月的庐山谈话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上下空前团结，群情振奋。1939年8月董必武赋诗，“东邻凶狡甚，蓄意灭中华”，“泱泱古大国，众志已成城”。朱德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迷漫烽火黄河岸，父老齐声话御仇”，“朋辈志同意自投，团成砥柱止中流”。故宫文物的南迁及暂存保管地涉及上海、江苏、四川、重庆、贵州、湖南、陕西，途经河北、湖北、河南、山东、江西、广西、西康。火车开过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汽车驶过湘桂、黔桂、川陕、川黔公路，水路走长江、岷江航道，均得到沿途军政负责人及军人百姓的全力支持与护卫。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在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的进攻下，伤亡3500万人以上，表现出坚韧顽强、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的自强精神，文物南迁途中也是如此。在湖南，运输文物的车队刚从湖南大学图书馆驶离，多架日本飞机就俯冲炸毁了该图书馆；在陕西，南郑文庙在文物被运往成都后12天即被日本军机夷为平地；在重庆，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后不到一个月即被炸毁。但有关工作人员并没有被敌人的狂轰滥炸吓倒，他们恪尽职守、不离不弃、决不屈服，用生命捍卫了国宝的安全。

历史的启迪

故宫文物南迁是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涉及的国宝是无言的证人、有力的历史镜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失败。

故宫文物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南迁时间之长、数量之多、艰辛之巨，在整个世界文物史上都是罕见的，堪称之最。因此，保护故宫文物也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故宫文物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中华民族丰富历史画卷的华彩部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性教材，可以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丰富头脑，提高修养，启迪理智。今天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要发扬当年故宫工作人员视国宝为生命的精神，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物，传承好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