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海行

这个人，曾经缠绵于峨眉的云雾，曾经沉醉于岷江的浪涛。父亲远游的日子里，他和弟弟一起接受母亲的庭前训导，并立志要做东汉范滂那样正气凛然、勇不畏死的人。

弱冠之年，他耀眼的人生从蜀地出发。乡试、会试、殿试，他没有连中三元的佳绩，也与状元、榜眼、探花无缘，科举的榜单上他只中了第二等进士。当然这里面也有故事：主考官欧阳修发现试卷甚合己意，误以为出于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之手，于是避嫌降等。后来欧阳修坦言，见到他的文章“不觉汗出”，并对朋友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后来，这个人又参加了制科考试。宋代共取进士40000多名，但成功通过制科的只有区区41人。制科共设五个等级，一二等是虚设的，最高等级便是三等。而有宋300余年，三等也只取过两个人，一个是世家出身后任参知政事的吴育，另一个就是他！

《宋史》记载，宋仁宗读罢他们兄弟的制策，立时喜不自禁地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小他一岁的弟弟后来一度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位同副相，也算是应了皇帝的预言。可是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一生在贬谪和起复的路上漂泊不定。也许恰是因为这份不幸运，“苏轼”两个字才成为我们心上绚丽璀璨的名字。

我从中国最北方的省会一路南下，飞广州，转湛江，趋徐闻，再换乘前往徐闻海安港的车。徐闻是东亚大陆的最南端，再向南就是琼州海峡，对岸就是苏轼人生的最后一处贬所——海南儋州。如此大费周章放弃直飞，只是因为我执意要走一遭苏轼曾走过的那段海路。

我乘坐的紫荆花2号渡船有着汽轮机的轰鸣和汽笛的舒扬婉转。渡船的三层是船员的生活区，二层是客舱，一层甲板上是和乘客一样乘船过海的汽车。来自全国各省的私家车承载的是相同的游客梦，那些大货车上则不乏日用所需的蔬果粮油，以及建筑所需的钢筋水泥。今天的海岛还需要大陆不间断的供给，900年前，“北船不到米如珠”是被贬谪而来的苏轼最真切的感受。

站在大陆最南端即将去往荒岛的时候，苏轼都想了些什么？

雷州半岛上，他与意外重逢的弟弟苏辙共处半月。自从少年出蜀，兄弟二人常常是天各一方，只有父母去世丁忧的时候才能重温少时西窗相对的烛光。而这一次，两个人都已年届花甲，又同在贬谪途中，他们一定都倍加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时光。有此一聚，面对风浪未知的大海，即将登程的苏轼心中也应该是温暖而满足的吧。

海上航行只花了50分钟。起初，我还有兴趣看海，看船舷下方和远处碧玉般的水色，看恣意翻卷的浪花纯粹而洁净的白。一眼望去，水天相接处始终界限分明，碧海，蓝天，没有书上说的“海天一色”。海面廓大无垠，天上是绵邈的白云，远处偶有船只驶过，却没有与我们交会。也正是在这空阔与寂寞之中，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海上船只相遇时船员们会手舞足蹈、欢呼雀跃地彼此打招呼。

我不知道当初是怎样的船将苏轼平安送上海岛，无论是楼船还是小舟，我都想知道它是否有过浪尖波谷中木橹的呻吟、白帆的颤栗；我也不知道当初的苏轼到底在海上孤寂地漂了多久，他带的是哪里的淡水、是什么样的干粮；疲累之时他歇息得可还安稳，苦咸的海水可曾跃上他素简的坐榻；烦闷时，他是持书一卷，还是与船家闲谈，或是与执意随行的少子苏过黑白对弈，浪涛汹涌，苏轼的船上可放得下一局安稳的棋枰？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这是《诗经》中得见君子难抑欢喜的句子，可苏轼这一程“载沉载浮”却是离朝堂上的“君子”越来越远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苏轼初次被贬时在黄州写下的句子，屡遭贬谪，不知这一次临行前他是否重又想起？

弃舟登岸，我前往海口市中心的苏公祠。饶是乘车，我仍走了好久。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牛车马车在低纬度的烈日之下是怎样的咿呀前行，也无法想象苏轼是更留意于眼前的荒凉，还是更留意于心底的无奈。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苏轼的心事则未曾直言。

苏轼初谪海南曾借寓金粟庵10余日，金粟庵旧址就在今天的苏公祠园区内，园区内的浮粟泉一直以无言的清冽诉说着苏轼给予海南的第一份恩泽。据说当时人以护城河水为饮用水，水质浑浊极不卫生。深怀爱民之心的苏轼详勘地势后，以手指地说：“依地开凿，当得双泉。”这就是史书所记的“指凿双泉”。当年开出的双泉一清一浊，浊的名曰“洗心泉”，早已湮没，清的因泉面常浮有粟粒大小的水泡被命名为“浮粟泉”，这眼泉水不溢不竭，直到今天仍可饮用，被誉为“海南第一泉”，又称“东坡井”。苏轼在金粟庵留下的“东坡读书处”，元代被修建为东坡书院，其后代有才人，如今门上的题匾仍是赵孟頫真迹。明代万历年间，海南人民为感怀苏轼，依地修建苏公祠。

苏公祠正门处有关山月题写的对联：“忠良胜迹存正气，瀛海光辉启文明。”祠内正厅有苏轼远眺立像一尊，两侧对联为“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字与意均气势磅礴。立像背后的壁龛里供奉的是苏公牌位，陪祀的两位，一位是冒死行孝与他同赴琼海的少子苏过，另一位是他的学生姜唐佐。

姜唐佐是海南琼山人，苏轼评价他的书信“词义兼美”，后又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一联预言他将成为海南科举的开天辟地之人，并许诺“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后来姜唐佐果然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其时苏轼已病逝数月，苏辙替兄续诗还愿，最后两句是：“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六年后，苏轼的另一位学生符确成了海南的第一位进士。

《琼台记事录》中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清末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所述更为详尽，“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当时名为儋耳的海南岛因此“书声琅琅，弦歌四起”。

海南地僻，对中原而言已是天涯之远，唐宋时例有名臣被贬于此。苏公祠边的五公祠也始建于万历年间，纪念的是唐宋两代被贬谪海南的晚唐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赵鼎，宋朝大学士李光、胡铨。五公来到海南的时间只有李德裕早于苏轼。两处祠堂连在一起所形成的古建筑群素有“琼台胜景”之称。

今日五公祠的主体建筑是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的一座二层木质小楼，素有“海南第一楼”之称。“第一”之称既不在于它的体式规模，也不在于它的兴建时间，而在于它所奉祀的五位先贤所代表的人文高度。一楼大厅的“安国危身”匾额和二楼的对联“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意味格外隽永。

或许是从未想过还能遇赦回归中原，苏轼离开惠州的时候已与长子苏迈作过诀别之语，等到昌化军中勉强能够躲避风雨的五间草屋“桄榔庵”落成之际，苏轼亦在《桄榔庵铭》中说：“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也许正是这样的义无反顾让他倾其余生，遗爱海南——“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朴直的诗句分明已认他乡作故乡。

苏轼在海南的日子异常艰苦，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是他毫不避讳的困境，但他也一直“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且“著书以为乐”。

年迈的苏轼也会身着黎族服饰，亲自下田耕种，也会在课徒授业之余营造自己的小情趣。苏轼曾就地取材，操刀执斧取椰壳制作“椰子冠”，引得当地人竞相效仿，并名之曰“东坡帽”。苏过也曾将自己仿制的“椰子冠”作为礼物寄给谪居雷州的叔叔苏辙，苏辙立刻写了一首《过侄寄椰冠》诗。

居于儋州四年之后，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当苏轼一路北上来到镇江金山寺的时候，意外看到了一幅自己的画像。这幅画像的作者是有“宋画第一人”之誉的苏轼旧友李公麟。一时之间，苏轼感慨万千，在画上亲题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仕宦40年，苏轼的任所遍布天南地北，今日西子湖畔垂杨妙曼的苏堤亦是他千古传颂的政绩。但说起平生功业，他为什么单提“黄州惠州儋州”呢？因为这三处无一不是让他刻骨铭心的贬所。

因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曾经春风得意的苏轼开始了他的贬谪生涯。初贬黄州在湖北，苏轼躬耕于东坡并以此为号，世上自此有了遗世独立的“东坡先生”，于是有了文学史上的《黄州快哉亭记》、书法史上的《寒食帖》、美食史上的“东坡肘子”“东坡肉”。再贬惠州在广东，“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就诞生于此。至于功业，清光绪年间户部主事江逢辰一言以蔽之：“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海南儋州是苏轼最后一次被贬的地方，海南人为他立起了苏公祠这座不朽的丰碑。

苏公祠正门外的牌坊上刻有“思贤”两个大字。与别处不同的是，“贤”字的上半部分，从左至右，被写作“忠臣”。“忠臣”不是苏轼自己刻意的表白，而是后人共同赠予他的由衷敬意。

早年的苏轼一定不曾想过，他会在风里、雨里、雪里，车行、马行、舟行走过中国的大片土地，时而春风得意，时而江海飘摇。他也一定不曾想过，近千年后会有一个人，穿过4月的冷暖，跨越从北纬46°到北纬20°的中国，凌波蹈海为他而来……

（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