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逃亡的途中，张光宇写下至文《云彩》。

《云彩》令人想起丰子恺的“艺术的逃难”，可以纳入中国现代“逃难文学”杰作的行列。与丰子恺不同的是，《云彩》没有描写逃难的过程，而是描写身处逃难之境而从容淡定的心境，以天边的云彩为触媒，抒发心中的意象与情思，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份感人至深、非张光宇莫属的精神自传。

岁月封存将近70年之后，2011年春，随着《张光宇文集》出版，《云彩》终于面世。此时，张光宇已辞世近半个世纪。

《云彩》以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起笔，立意高远。作者认为，其渲染的手法即使最高超的风景画家也望尘莫及，进而指出“云彩”之于风景画创作的重要性：“上面是什么云彩，决定下面是什么景色。”他以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晚祷》作证：由于云彩的衬托，人们仿佛听到了农夫向上帝祈祷时的悠远钟声。

对张光宇而言，云彩的重要性远不止于绘画创作方法。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作者回顾过去30多年居住于上海弄堂的经历，感叹那是一种“人生如鸽”的生活，甚至连云彩都难得看到。此时的云彩，与“自然”“造化”有了相同的内涵，它映照出现代都市生活扭曲乏味的一面，揭露了“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令人尴尬的陷阱，因此具有悠远的象征意味——

上海是一个大城市，为此上海便是一个煤烟笼罩下的上海了。在生活驱使下的我，也与一般人过着与大自然无缘的生活；偶然的旅行，兴奋得如入宝山，农村的景色，常使我流连忘返。有时候竟感到非常烦腻，远行的念头，油然而起；对好几次的夕阳，无限感伤，一时竟像打翻了颜色缸，不知如何收拾。朋友有自北方来的，总说起北平的云天，也叫我神往。更有墨西哥画家珂弗罗皮斯之来临，带来诗岛BALL（巴厘岛）上空的热带云景的消息，真使我的灵感，有点要羽化登仙的样子，在很悠久的时间里，我的确成了个远行的怀念者了。

于是，一次偶然的东瀛之行，来回四昼夜的海上之旅，使作者如饮甘泉，宛如“人生初恋一样的境界”。在海船的甲板上，他凭栏观海，心旷神怡：远处的风帆，飞鱼、白鸥，沁人的海风、满天的云霞、海角的微光，还有朝霞与落日的变化，星斗与月轮的闪烁，月光照射下的海波，忽隐忽现的灯塔，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画家敏锐的眼睛。作者笔锋一转，这样写道：“在这里心情狭隘的人也变了宽畅，凶狠的人也见得和平。社会角逐的诸等丑相，在海水澎湃里，也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里的确充满了同舟共济的气氛，其实大自然的动人处，于此可以见到。”——这种充满浪漫情怀的思绪或许很天真，确实高迈而脱俗！

抗战爆发后，张光宇迁居香港，出任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星岛日报》的美术主任。优美的环境、相对安定的生活、志同道合的友人，使张光宇心情舒畅，画兴勃发，由此开启风景画的创作历程。《云彩》中这样描写港岛美景：“在这里大家认为是避世桃源，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合我们艺人盘踞下来的地方。海山相连，满野奇花异草，楼台灯火，遥见渔光点点。尤其值得记录的，便是每当晚晴，满天放出了上好云彩，正够我饱览无余。……原来南国上空的云层，从阳光透过来时，我们可以见到有四重舞动的云层，深紫、淡碧、橙红与粉霞，正是五色缤纷诸色杂陈。我的居室坐落在西环的一个山市上，正是最好看云的地方。三个环洞带有一些西班牙风味的阳台，栏杆边种植一些仙人掌、虎尾兰、佛座草、银龙树，愈加衬出云彩的风度来。而且我画室中所常挂着的梵高的《葵花》、戈庚（高更）的《泰息蒂（塔希提）裸女》以及一个不知名的《BALL少女像》也显得站在诗一般的陈式中而生色不少。当此美景，也是良辰，于是噙着我的烟斗，放开了胸怀，面对长空，一时也傲然以云的主人自居了。”这段文字，颇有几分“唯美”“艺术至上”的意思，令人想起七年前《民间情歌》插图集问世时，张光宇的那番啼血表白，“我相信世界唯有真切的情，唯有美丽的景，生命的一线得维系下去”，堪称张氏艺术宣言。——其实，真正的艺术大师，都有这种“唯美”的秉性，梵高也好，高更也好，齐白石也好，莫不如此，否则断难成为大器。

1940年秋，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邀请，张光宇到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场务主任，随行者有丁聪、特伟，诗人徐迟。张仃、胡考听说这个消息，特地从延安赶来相会，老朋友相聚，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重庆的左翼文化人纷纷离去。1941年4月张光宇借口到缅甸采办电影器材，与丁聪一起离开重庆，辗转回到香港。关于这段经历，《云彩》这样描写：“廿九年之秋，沿着东江入内地，一直到重庆。这个旅程，可以说逐渐离开了好的云彩而走入了毫无云彩可看的——重庆。逗留了九个月的时光，在雾下的重庆，过着黯淡迷糊的生活，简直要病了，幸亏朋友们都在这里，文艺上谈心的机会还算多，学问上得了不少进境。唯有如此，拿朋友们的风采看作心境上的云彩，这是我聊以自慰的一些想法。”——最后一句异峰突起，将友人的“风采”喻为“心境上的云彩”，可谓奇拔。

张光宇在仰光小住一个月，画下大量人物素描，且以犀利的画家之眼，留下这样精美的文字绘画——“仰光虽是濒海，但是没有海国情调，云层极单调，色彩亦无精打采。这里虽有大金塔小金塔耸峙着的名胜，但是没有好的云彩作为天幕，确实减色不少，所能见到唯有印缅人身上所披五彩绸纱，正是飘飘欲仙，深红淡紫，翠绿柠黄，满街踟蹰，看得的确目眩神迷，椰影横斜中，只见长街彩虹，此十足热带味色调也。”

张光宇回到香港不久，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张光宇离开《星岛日报》。因发表过大量宣传抗日的漫画，张光宇受到日军的威胁。1942年春，张光宇从香港逃亡到广州湾的赤坎，那里属于法租界，不久又从赤坎逃亡到桂林。

《云彩》便是张光宇逗留赤坎期间写成。

张光宇将自己逃离香港看作“一个文化人的逃亡”。关于这段经历，张光宇在手稿《楼居琐记》中这样记述：“不知不觉过了有一个月时光，在模模糊糊的忙碌里，似乎把文化人的逃亡这个概念也忘了。或者在此时此地根本无所谓文化人，只有满坑满谷的商人的存在。更无所谓商人，只要您的口袋里并不寒酸的话，在这里钱是不问来历的。只要是花花绿绿的钱，便会有花花绿绿的享受。”——对于其情形，张光宇研究专家黄大刚、唐薇有生动的叙述：“暂住赤坎的张光宇，心情并不比一年多以前在重庆时更好些，那间拥挤杂乱不堪的‘宿舍’，几乎只能算是个临时的避难居所，一个逃亡的文化人，在这里看不到美好如云霞的老朋友，促膝长谈的乐事也不能再有，只有麻雀的喧嚣、邻里的闹酒和无聊的争执吵扰；这几乎就是每天上演的类似‘七十二家房客’的‘情景喜剧’。”

恽南田有言：“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笔。所谓天际真人，非鹿鹿尘埃泥滓中人，所可与言也。”这段文字仿佛为此时的张光宇而写。《云彩》最后这样写道：“眼见又要与云姑告别，行将再赴内地，或者又要再作雾下生活，他日的想念是所不免的，所可留作纪念者，谨行箧中一些云的图画以及这篇短文，其余的一无所有了。别矣！去！珍重吧！珍重吧！”一个艺术家的真性情，至此已表露得淋漓尽致。——此后两三年，张光宇在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中，采风写真，创作不息，在此基础上，淬炼而成彩色长篇连环漫画《西游漫记》，轰动陪都重庆。箧中的《云彩》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创作过程。

如此美妙的至文，为何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或许是时势所然，风雷激荡、血与火的现实，不欢迎这种唯美气息的文章；或许作者根本没有想要发表，只是自己的内心独语，类似私人日记。——以上两种解释，笔者以为都成立，并且互相关联。

时过境迁，人们已知道张光宇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杰出的画家之一，却未必知道他同样是一位以文字描绘大千世界、抒情写意的高手。过去流传一种说法：张光宇木讷，不善言辞，如茶壶里的饺子——有货倒不出。如今有一篇《云彩》在，这种轻薄的说法可以不攻自破矣。

黄苗子评价张光宇的装饰画“有如五色琉璃，把人带进幻梦般的境界里”，笔者认为张光宇的漫画妙趣横生，讽刺与幽默水乳交融，令人百看不厌。这种艺术上的奇绝，与张光宇健康的人性、高迈的心性，与他艺术、人生合而为一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熔炼而成的璀璨文心，是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