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先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当然，他更是一位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家。他主编的《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语文》成为高校课程，也是自学考试必考课程，全国有几千人的专业大学语文教学队伍，更有大量的兼职教师，大学语文教学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战场。初看起来，徐先生最为关心的是经典文化的传承，比如他出的研究生招生考试题，总是有关于孔子的“温柔敦厚”、“尽善尽美”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讨论，总是有“诗言志”问题的讨论。而他的著作多是关于苏轼、鲁迅的论述，上课讨论的问题，总是不离《歌德谈话录》、刘熙载的《意概》、叶燮的《原诗》、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所以，徐先生被尊为儒者。徐先生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师从陆侃如和冯沅君二位先生治古代诗学，主要方向是两宋诗学。他有一篇《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文章谈治学，初看起来人们以为这是他的儒者情怀使然，其实这是宋代诗论家严羽的经典论点。所以徐先生一生都是一位经典阐释与传承创新者。

但是，徐先生的第一本著作《民族文学论文初集》于1944年出版之时，却请了他在中山大学的同事钟敬文先生作序。钟敬文先生是民俗学家，那时的中山大学，大家云集，徐先生为何独独与钟先生交好？我翻阅《民族文学论文初集》，看到其中有民族传统、民族英雄、民族乡土、民族传习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与民俗学相关，但又不是民俗学惯用的话语，视野似乎比民俗学宽很多，这一直是我心中的疑点。好几次想去向先生探问，不知为何又转到别的话题上了。

我想从徐先生早期的写作中找一些答案。《芭蕉集》是徐中玉先生未出版的一个早期的文学杂论与文学散文集。《芭蕉集》编于1935年冬天，因为时局关系，这本书并没有出版，当然后来也没有出版，许多文章也散失了。

《芭蕉集》的内容是什么呢？

根据现存的《芭蕉集题记》所述，《芭蕉集》是20多篇散文构成的薄薄的一本书。内容应该是有关文学创作的文章，颇具抒情色彩，因为有读者来信提到徐文“滥用感情”的事情。他说，我重视人类的爱情、友谊、光明和自由，怎么能够禁锢情感表达呢？当然他也重视这一批评，表示未来会强化理性。《题记》说，这些文章大部分曾分别在《人间世》《国闻周报》《中学生》《论语》《语林》《益世小品》等十余种刊物上发表过。

书名中有“芭蕉”二字，明显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但《芭蕉集题记》说，内容跟芭蕉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当年徐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门外有几株芭蕉陪伴，所以就取了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徐中玉先生青春年少，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写作挥洒自如，汪洋恣肆，才华横溢。据先生说，他大学就读于山东大学，一年级的生活费来源于此前他当小学教师时的积累。但他从二年级开始就靠稿费生活了，所以写作异常勤勉，发表文章很多。我颇为好奇，先生那时写些什么呢？想一探究竟。甚至想可否重辑《芭蕉集》予以出版？

于是我尝试着搜集徐先生青年时期的作品。根据《芭蕉集题记》所说，这个集子的文章很多写于1935年，那一年先生20周岁，也搜寻了先生提到的那些杂志，于是看到了《文人与穷》（《国闻周报》1935年第12期第23卷）、《小学教师》（《人间世》1935年第37期）、《一个女教师的故事》与续篇（《国闻周报》1935年第26—27期）等文章。而当我查找到先生于1936年发表的文章时，不禁大吃一惊：徐先生当年发表了很多关于民俗的文章。我这个从事民俗研究的徐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竟然不知道。

我于1987年跟随徐中玉先生、陈谦豫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徐先生带的最后一届学生。后来我又拿到了中国史学研究所古代史专业的博士学位，阴差阳错，我走上了民俗学研究的道路，2001年之后，我和程蔷教授一起创建了上海大学的民俗学硕士点。这种缘分让我感到，冥冥之中我是在承袭先生的青春理想。

2003年的时候，我就和先生说起上海的民俗学学科，华东师范大学也是一贯重视民俗学学科的，其前身大夏大学有谢六逸教授、吴泽霖教授开拓中国神话学，以及民俗学的学科空间与应用空间，是中国民俗学创造性发展的开拓者。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以后，在徐中玉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由罗永麟先生，并外聘姜彬先生，招收民俗学研究生，建立了特色鲜明的海派民俗学学科，徐先生贡献巨大，可谓功在千秋。

后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民俗学学科一时无人开展工作，于是徐先生就向系里提出让我来接手这个硕士点，就这样，我于2004年回到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着手经营这个重要的民俗学教学研究平台。此后学校要建立民俗学研究所，先生又极力支持我去担任该所所长，并传授宝贵的学科建设经验。很快，我将仲富兰教授请到研究所，并招聘一批人才，迅速建立了民俗学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并接收海内外访问学者。我想，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的今天，与徐中玉先生的策划助力是息息相关的。民俗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后继有人，这可能是徐先生最为关注的。

这样，我解开了徐先生的《民族文学论文初集》为何是钟敬文先生作序的疑惑：青年时期，先生对民俗学投入了很多精力，他的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与青年时期的趣味和探索存在着密切关系。先生那时发表的研究性的民俗学文章，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篇是《端午民俗考》。

《端午民俗考》（《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25期）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对于端午民俗事项描述最为丰富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据古典文献与古代诗文，整理端午节的丰富文化元素。此文整理出14项端午民俗，是端午节研究中较早的、挖掘端午特质最丰富的文章。如今多数研究文章都没有达到这么宽广的视野。而对于端午传说的挖掘共有八个故事，很多故事至今也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比如，端午饮艾酒习俗，至今很少有人关注。还有端午节取蟾蜍治疗恶疮，以及取东行蝼蛄治疗难产的传说，至今没有得到解释。

这些年来，关于端午的研究日趋简单化，虽然端午节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是相关研究没有跟上，我们在向公众讲述端午节或者向国外介绍端午节的时候，往往将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简化，把不完整的知识传达给世界，这是很遗憾的。比如徐先生列举的端午习俗第一项“沐浴”，端午节最初是“浴兰节”，《大戴礼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所以《荆楚岁时记》把五月初五称为“浴兰节”。可是这项习俗竟然逐渐被遮蔽甚至遗忘，大家只记得挂菖蒲艾叶的事了。就像徐先生所说，浴兰节习俗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得到了传承。2019年，上海各国领事馆外交官组织了一个班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中文与民俗，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浴兰节民俗文化活动，传承这一传统，引起很大反响。

同样，徐先生文章中提到端午竞渡，多有凤舟竞渡之事。今天说起端午竞渡，人们通常认为就是龙舟竞渡，但是要深究端午节的历史以及来龙去脉，这是远远不够的。《荆楚岁时记》说当时竞渡用的是一种叫飞凫的舟船。端午龙舟竞渡大约从南宋才开始，而此前都是凤舟竞渡、鸟舟竞渡。今天很多地方还是这样。我曾经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阐述这一问题，并对洪湖等地的凤舟竞渡进行考察。2016年夏天，我参加在湖北召开的首届凤舟竞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徐先生曾引用唐代张说的《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好像有种感应，我在做一件徐先生想做而来不及做的事情。现在想想，也非常欣慰。

我所找到的与民俗有关的先生的论文和文艺杂论就有五篇，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根据文章的落款，当时先生就读的青岛山东大学有民俗学研究室。可见，徐先生处在大学时期，而有民俗学研究室的青岛山东大学也应该已开设了民俗学课程，受此影响，先生关注民俗学，是写这些文章的动力之一，当然，对于民俗传统的情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代民俗学史中很少提到青岛山东大学的民俗学研究室，徐先生的文章是珍贵的史料。

我的研究冥冥之中契合了导师青年时代的志趣。尤其是《端午民俗考》一文让我感慨良多。现在的端午研究，很多还没有达到先生的高度。我对凤舟竞渡、浴兰节做过的探索，也是继承了先生事业的一端。先生推进了民俗学研究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实践也在告诉我们，民俗学是一门经典学科，民俗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