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头雁,已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飞入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社会的运行轨迹和前行节奏。人工智能闯入文学创作的疆场,已经呈现和将会展现怎样一番情景?讨论此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人工智能写作的特点和功能,更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认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人工智能写作的不同景观

人工智能写作将蓝图变成现实,已把一篇篇、甚至一本本作品摆到读者和观众的面前。2017年5月“微软小冰”出版了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中部分诗作在《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或在互联网发布,几乎没有人发现破绽。2019年3月,《华西都市报》旗下封面新闻数据研究公司的机器人开设“小封写诗”专栏,同年10月即出版小封的诗集《万物都相爱》。其他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偶得”、清华大学的“薇薇”、华为的“乐府”、携程的“小诗机”等,都是只要给出标题或图片,瞬间即可成诗的“快手”。

放眼未来,我相信伴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类的一些文学写作,但从当下各类机器人出产的作品看,似乎离这一步尚有不小距离。人工智能只在诗歌的田间地头洋溢收获的笑语,小说、散文等大片土地多半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人工智能对于格式化的文本,如政务通知、商务材料、律师函件、新闻报道等能够信手拈来,但面对小说、散文等无需也不应依据固定格式创作的文本,人工智能往往茫然无措。即便是颇有收获的诗歌领域,人工智能在现代诗与旧体诗的田垄中,也呈现两种不同的长势和景致。

就现代诗而言,机器人“小封”诗集里有一首颇受关注和称赞的作品《一只瘦弱的鸟》:“语言的小村庄/停留在上半部/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毛孩子的游戏/如果不懂/小小的烟告诉我/你的身体像鸟/一只瘦弱的鸟/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我要飞向春天。”有观点认为,“这首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有着典型的后现代性”,其“‘诗眼’在于开篇的两个字——‘语言'”,小村庄、毛孩子、烟、瘦弱的鸟这些原本没有逻辑关系的事物,正是通过语言建构起了一种联系,“它具有元诗歌的气息,以一种反证的形式说明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

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体现了对新生事物开放、包容的态度,却多少有些夸大其词、过度阐释的轻率与莽撞。客观地说,此诗虽然每一行能够连词成句表达复合词组的意思,但上下句之间基本是前言不搭后语,不仅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全篇也缺少有机的整体感。若将这首诗删去结尾或中间两三句,或者将其中若干句随意对调,仍然不失诗作的原有形态和水准。这基本是人工智能写作现代诗的普遍状况,即利用一些现代派诗作词语陌生化组合、意象跳跃性拼接、诗意朦胧晦涩等特点,掩饰其不同程度存在的词不达意、生拉硬凑、条理不清、散乱无章等弊病。

如果说人工智能写作对现代诗园囿的浇水和施肥,结出的果实多数还半生不熟,生涩难咽;那么,它在旧体诗花圃里的培植和耕耘,则相对柳暗花明,别有洞天。且看下面两首诗:

一夜秋凉雨湿衣,西窗独坐对夕晖。

湖波荡漾千山色,山鸟徘徊万籁微。

荻花风里桂花浮,恨竹生云翠欲流。

谁拂半湖新镜面,飞来烟雨暮天愁。

这两首诗的标题同为《秋夕湖上》,下面一首为宋代诗词名家葛绍体所作,上面一首若不点明,很难被人识破是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机器人“薇薇”的作品。当然,人工智能创作的旧体诗,未必都能达到同等水准。随意从携程“小诗机”依据风景照片写成的诗作中拈出一首:“树荫扶疏绕水美/新桥小河归鸟飞/未及草青且游嬉/碧波吹绿又芳菲。”此诗粗看模样不错,细察病症显而易见:既然是“树荫扶疏”之时,又怎会是“未及草青”之际?“新桥小河”“游嬉”等词也过于浅俗,与旧体诗的用语习惯不相吻合。不过,尽管该诗存在语义自相矛盾及词语混搭等缺陷,但大体仍不失为一首能够读得通、能够基本传达完整意义的作品,更不用说勉强具备了旧体诗声律押韵的要求。

那么,同样是人工智能作诗,为什么写旧体诗比写现代诗更有模有样呢?这就关涉到人工智能写作的先天优势及难以克服的劣势这个核心问题了。

人工智能写作的优势与劣势

就其实质说,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基于庞大数据库和海量范式样本,依据人所给定的主题词汇或图片信息,进行文字重新拼接组合的寄生性繁衍和组装型生产。

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人类智商的峰值一般是200左右,而人工智能的智商可达到8000以上。这使它并不满足于在诸多简单劳动领域攻城拔寨,还将三头六臂伸入文学创作的山野园林,试图在繁复多变、极富创造性的文字中探囊取物。各类人工智能写作软件,无一不是凭借其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先分门别类地将所涉猎文体以及主要文本一网打尽,再运用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不间断地分析学习和迭代升级,直至能够熟练掌握该文体组词造句及连句成篇的大致规律。

文学创作尽管具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一面,但前辈大师用众多经典名著垒筑而成的艺术殿堂,不论是整体框架设计、局部榫卯结构,还是细部雕梁画栋,都是有经验可以借鉴、有路径可以跟进、有方案可以效仿的。人工智能的记忆、识别、检索、计算、权衡、优选等学习能力远超人类,凡是有一定规则,可重复、能复制的脑力劳动和智力游戏,均能够轻而易举地由其取而代之,并在准确性和持续性等方面,让人类望尘莫及。因此,拿过世界冠军的围棋选手面对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常年摆设的“擂台”,无不高挂免战牌。也因此,一些不断重复“把美女比作鲜花”的写手,虽然眼下似乎还没有被无情排挤和淘汰,但从另一角度说,实质上不过是充当机器人的角色在忙活而已。

那些按套路生产、依模式组装的“大路货”“地摊货”作品,尽管长期混迹于文学阵营滥竽充数,甚或有时还能混淆视听以次充好,但在人工智能大步走进人类生活的今天,它们早晚难逃被无情抛弃的命运。

一些在人们看来颇有难度的文学创作,如绝句和律诗的写作,因有固定的字数和格式,特别是颇为严格的声韵和格律要求,让不少作家望而生畏。但对人工智能而言,旧体诗的条条框框及其限制反而成为人工智能可以轻巧掌握、稳妥“拿分”的亮点。机器人写出的绝句、律诗及藏头诗、谜语诗、回文诗等,可能在诗意表达、词组搭配与句式承接等方面多有瑕疵,但旧体诗的大体骨架和形貌基本能做到像模像样。比较起来,现代诗由于没有固定字数和声韵格律的要求,对人来说似乎踏上简便易行的一马平川,可对机器人来说,这恰恰是容易让其产生“乱码”的无形障碍。

透过这一差异的裂缝向纵深观察,人工智能写作的短板昭然若揭。从根本上说,人工智能毕竟只是被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主体。人机关系乃主从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定位,起码在可见的未来难以改变。这不仅表现在人工智能写作行为本身离不开人的指令,无法自主产生创作冲动,更体现在它不具备创作的主导思想,其核心价值观只能依赖人的确定和指引。将北宋末年水泊梁山的聚义故事作为内容或标题,让人工智能写一首诗或一篇短文,它会像《水浒传》那样把梁山好汉看作官逼民反的豪杰,还是像《荡寇志》那样把他们写成犯上作乱的贼寇?这样一个任何作家都无法回避、必须作出的判断和选择,对机器人来说却力不从心、难以独立完成。这就是说,让人工智能做出人世间稍微复杂一些的观念权衡和价值取舍,不啻夏虫语冰,对牛弹琴;而透析社会生活的世态炎凉和人心向背,恰恰是作家驾驭文学之舟破浪前行不可迷失的方向。

人工智能写作不仅每遇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十字路口容易晕头转向,而且对人类诸多感觉和行为如读天书。孔子热心“积极济世”,老庄崇尚“清净无为”,两者相互矛盾,却并行不悖,在许多高士贤人那里,进能金刚怒目,退如菩萨低眉,亦儒亦道,皆神采奕然。世人赞美聪慧睿智、精明能干,却也欣赏难得糊涂、推崇大智若愚。为人处世强调是非分明、刚正不阿,却也提倡宽容大度、得饶人处且饶人。凡此种种,加上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判断、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配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领悟、潜意识及下意识的情绪波动等,对智能机器人来说,都是其难以理解的天方夜谭,自然更是其笔下的一片荒滩。

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写作仿佛一位身手矫健却天生恐高的登山者,只能在文学巍峨雄峰的山脚或半坡东游西逛,山顶的无限风光永远是它无法企及的胜境和梦想。

文学应对挑战的致胜招数

智能机器人闯入高手如林的艺坛,尽管只能在队伍的后半段跟随,但这位陌生对手的高调亮相,还是引起文学阵营的喧哗与骚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科学院联合主办的谈论人工智能的节目《机智过人》在央视播出,节目组曾向上海诗词学会理事刘鲁宁发出邀约,请他作为选手与智能机器人同台比试作诗。他谢绝说:“与电脑比赛,同样花一分钟写诗,估计它写得比我好。但我花一天时间写一首诗,它再写1000首也比不过我。”这既充分肯定了人工智能才思敏捷,作诗速度很快;又含蓄批评了人工智能写作不过是粗制滥造,有速度缺质量,文学佳作只能由作家孕育和分娩。面对人工智能跑进文学原野策马扬鞭,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扬长避短,理智规避人工智能善于高效模仿组合、快速寄生繁殖的特长,压缩和摈弃种种改头换面的套路化、模式化、程式化写作,而将创作的主攻方向集中到对思想和艺术的深度开掘与不懈探索上,让文学真正成为人类审美的风向标和芳草地。

这就要在文学的思想内核即价值观建构上下功夫。文学与一般的娱乐活动不同,它在给人精神愉悦的同时,总能或隐或显地传达某种价值观。优秀作品与庸常之作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总能在人类精神的瞭望塔上更上层楼,突破常规视野发现和拓展真善美的内涵,为世道人心即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一部《论语》,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世道人心、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其中许多箴言,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仅是中华儿女不畏困难、坚韧不拔品格的象征和写照,而且堪称中国文化“托物言志”审美传统的范例和标杆。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仅在安史之乱前夕敏锐洞察出唐朝社会动乱的端倪及原因,更以凝练的语言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做了有力揭示和鞭笞。鲁迅塑造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艺术形象,不仅寄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同情和痛切哀婉,还从“画出国民的魂灵”即写出国民性的高度上,让我们看到精神胜利法的可悲和社会麻木不仁的病态。

文学创作除了要为国民培根铸魂,还要为人类用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探寻新的经验和路径。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动物只是狭隘地按照自己“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肉体本能需要是其全部活动目的;而人类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因而能够依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峰峦叠出;而且风骚之声、雅颂之音,建安风骨、盛唐气象,豪放派、婉约派,性灵说、格调说等百花争艳。一些佳作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的表露,并非直白说教或生搬硬套,而是具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蕴藉和神采。对于中华美学饱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处无声胜有声”等风雅异韵,人工智能可能越是精于计算和逻辑推演,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何谈领会和掌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法国作家莫泊桑说,“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哪怕追得满世界无处藏身,他也要找到这个精确的词语”。我国古代文学里,“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佳话,与莫泊桑的观点遥相呼应。推敲和淬炼语言,费尽心机地找到每个恰当的词语,表面看来是在咬文嚼字,实际上是不断聚焦和深化对描写对象的认识与感悟。

一部优秀作品犹如一颗晶莹剔透的钻石,而语言则是被用心切割和打磨的无数棱面,棱面之间相互折射辉映,最终一揽收尽所有光华,从而璀璨夺目。而不同棱面收光或放光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直射、有闪烁、有曲光、有斜波,正如文学话语常常幽默调侃、正话反说,怪诞变形、隐喻比附等,可谓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表面是在写云写花写鸟,实质是在写人写泪写心。如此,“别材”“别趣”,非关书也、非涉理也,是文学语言超越日常话语的可圈可点之处,却是人工智能如堕五里云中的迷离恍惚之点。

对语言艺术精益求精,杜绝陈词滥调,耻于鹦鹉学舌,像海明威那样不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是文学推出精品力作的基础工程,也是文学应对人工智能挑战一招致胜的看家本领。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