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疫”催化我国数字经济进入4.0时代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经济阶段，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应用，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方式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94—2002年的萌芽阶段。1994年我国接入第一条互联网专线以后，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元年，随后新浪、搜狐、网易、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推动互联网走向大众。
二是2003—2015年的探索阶段。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互联网公司经历了沉寂、反思之后振作起来，2003年“非典”之后，电子商务等业态兴起，中国从美国手中接过了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接力棒。2000年年底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计划，2007年1月苹果公司推出苹果手机，移动互联网从萌芽迅速发展成为互联网主力军，智能手机开启消费互联网崛起时代。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敏锐地捕捉到发展的新机遇。2003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数字浙江”的决策部署。2005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媒体高速发展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从2013年开始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稳居全球第一，2014年以来我国移动支付呈现喷薄增长的态势，渗透率遥遥领先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居民社交媒体用户从2013年的28.6%上升到2014年的34%，2015年数字媒体用户使用时长首超传统媒体。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今日头条、美团、滴滴等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迅速崛起，开展全球布局。
三是2016—2019年的兴盛阶段。2016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和加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力度。2016年国务院层面跟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有16项；到2019年达到34项，部委级政策累计达到87项。实务界朝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探索具体的业态和模式，智能制造、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模式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物联网、5G等数字技术是这个阶段讨论最热的词汇，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
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一个“快”字贴切地描绘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6—2018年分别为22.6万亿元、27.2万亿元、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30.3%、32.9%、34.8%，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消费互联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智能经济兴起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2020年以后，我国数字经济进入4.0时代的裂变阶段。政府从2019年6月开始发放5G商用牌照，但5G形成大规模商用要在2020年之后。在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合力下，未来五年是中国数字经济进入快速裂变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从增长来看，数字经济仍将保持较为快速和稳定的增长，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预计达到60万亿元；从结构来看，产业数字化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重心转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验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试金石，也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国家统计局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9%，工业机器人增长12.9%，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0.1%和0.7%；远程会议、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问诊等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8536亿元，增长5.9%，比1—2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增长39.6%，专业技术服务投资增长36.7%。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疫情中逆势增长，成为中国经济韧性的主要表现形式，用事实证明了党和政府部署数字经济发展的正确性。
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疫情期间，包括在线办公、网络教育、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数字金融在内的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第一轮冲击中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动能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全面的、短暂的，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但具体的产业和商业形态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疫情防控的封闭性、时效性和全民动员的要求，与数字经济的在线化、包容性、平台多边生态性、响应敏捷性等内在特质有很强的契合度，因此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新业态创造新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济的损失。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人民群众的消费、娱乐、学习、工作等活动迅速线上化、“云化”，大部分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网民“九成看视频、八成在购物、七成用服务、六成看直播、一半在学习”。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为8.50亿，使用率为94.1%；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0亿，占网民整体的78.6%；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6.94亿，占网民整体的76.8%；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亿，占网民整体的62.0%；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占网民整体的46.8%。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拓展了人们的数字生活新空间。
直播经济刺激用户娱乐化消费，成为疫情期间亮丽的风景线。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由于网民普遍对疫情信息感到焦虑，疫情直播和新闻报道等成为获取资讯最快的途径，一些高度依赖线下场景的行业转型线上直播自救，政府部门也通过直播进行招商、推广农产品等。疫情彻底催熟了直播经济模式：“直播+游戏”“直播+泛娱乐”这些很成熟的模式进一步爆发，“直播+”扩展到云蹦迪、云综艺、云音乐会、云游玩，“直播+电商”从农货延展到车、房、教育等场景，其中直播电商用户规模为2.65亿，占网民整体的29.3%。直播平台加速与商业场景结合，推动短视频直播行业转型，直播新场景进一步拓宽，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直播经济时代来临。
新产业赋能赋智，培育新动能，助力复工复产。疫情以来，工业互联网企业在解决防疫复工难点、痛点、堵点方面，发挥了支撑和赋能作用。快速开发应急响应的智能装备，服务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直接应用在抗击疫情一线。比如，多功能智能测温巡查设备、消毒杀菌机器人、物流配送机器人、移动搬运机器人、语音识别机器人等，提供远程看护、测温消毒、清洁送药等无接触服务。建设和推广智能工厂，实现非接触创造。例如，上汽通用金桥工厂无人车间在疫情期间运用“黑灯工厂”“智慧物流”等智能创造手段，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第二轮冲击中助力“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
我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境外疫情又加速扩散蔓延，输入压力持续加大。从3月27日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部署，我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全面推进复工复产。3月份我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经济复苏步伐正在加快，中央在做好“六稳”工作的同时，首次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
全球经济处于战“疫”时期，我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的时间，不是我国疫情结束的时间，是全球防控和医疗条件最差的国家和地区结束疫情的时间，这要寄希望于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二是疫情对生产能力和经济体系的破坏程度，第一轮疫情冲击期间我国整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包括配套能力经受住了考验，但是疫情持续对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破坏程度会加大；三是经济的韧性和增长空间，疫情期间我国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增长，起到了社会稳定器、升级助推器和发展加速器的作用。
在疫情持续时间不可控、生产力基本保证的前提下，着眼国内需求，精准有效地提振消费、扩大需求，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我们也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数字经济可以扩大国内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培育新消费、促进产业数字化新业态、促进创新、创造就业，助力完成“六稳”和“六保”的任务。
抗击疫情中数字经济的正向效应
抗疫防疫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呈现消费模式场景化、生活方式社交化、生产方式智能化、治理方式数字化趋势。一是非接触经济发展成了一种完善的经济形态，包括信息产品非接触式经济、货币金融非接触式经济、货物物流非接触式经济、与人体相关的非接触式经济，人人互联、万物互联、随时随地的社交化生活方式趋势显现。二是从多人工厂到无人工厂，云制造、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进一步加速推广应用，工业互联网打造数据供应链，实现共享制造、供应链协同、跨区协作和精细化生产运营管理，逐步形成“数据驱动+云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敏捷生产”的生产方式。三是从人工管理到数据驱动，数字技术和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驱动力，线上办公等新经济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距离。“场景消费+社交生活+智能生产+数字治理”的数字社会形态开始形成，推动了数字社会进程。
数字经济在疫情中显现了强大的正向效应。一是溢出效应，疫情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创造了新消费，扩大了新供给，推动形成新的经济模式，彰显了中国经济韧性，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二是引领效应，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方式及数字经济在抗疫经济情景下的独特作用，对处于疫情中的其他国家有引领效应。三是信心效应，战胜疫情信心比黄金珍贵，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发展潜力巨大，国内外投资者坚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四是改革效应，疫情期间，召开两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4月27日会议强调集中力量推进复工复产、居民就业、投资消费、中小微企业发展、基本民生、脱贫攻坚的改革举措，健全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数字经济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2020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在罗汉堂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经济挺过疫情，不要低估数字经济的作用。4月2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腾讯对话”活动中，认为数字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越能够更好抓住未来发展机遇。他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颇为期待，“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依赖互联网的世界，拥有和熟悉相关资源、技能的人和国家将从中进一步获益。中国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已经遥遥领先，这一趋势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加速发展。4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4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工业互联网，适应群众数字消费新需求，促进网上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应用，构建互促共赢的平台经济生态，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
为了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新业态新模式要充分研究和重视数字经济的商业逻辑。数字经济4.0时代，更加重视商业模式中的成本与收益，以前平台靠烧钱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疫情中成长起来的新业态新模式归根结蒂需要一个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第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应当发挥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围绕是否有利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是否有利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确定范围、布局和建设。
第三，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灵活把握监管与创新的平衡。新业态新模式与原有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应该采取弹性的柔性监管、容缺的包容监管、动态的审慎监管、科学的数字监管，对待发展中的新业态新模式，监管层要有点“闯”和“冒”的精神，给数字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优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市场需求旺盛、基础设施和新技术强力支撑、互联网平台基础厚实。疫情没有打乱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反而培育了更多消费者、进一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按下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快进键。“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我国数字经济4.0时代已至。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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