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社会的运行节奏，各行各业正在从常态化防控中走向复苏。而自战“疫”以来，教育模式与业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催生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暴露出新的问题，教育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再次凸显，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与研究。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撰文，就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教育自身的转型，以更从容地应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挑战展开探讨。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后疫情时代大学何为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去冬今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高等教育的管理与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管理部门提出“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要求，全国高校与各大在线教育平台纷纷响应、一致行动，率先实现了学生“线上复学复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未因疫情而停摆，而且加速了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高等教育形态，这对我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未来改革创新意义深远。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一些短板，引发我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刻思考。

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

疫情期间，高校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的同时，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在线教学以及科研攻关。线上教学热潮不仅改变了教师的“教”，改变了学生的“学”，还改变了学校的“管”，进而引发了理念、结构和价值重塑。相关高校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多项成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中国贡献。然而，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也暴露出一些短板。

从学校层面看，高校习惯性地固守原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对新技术的出现不够敏感，尤其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通常停留在技术层面，与学校的核心功能融合不够。一是应急机制不够健全。面临重大突发危机，缺乏完善的应对方案以及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应急机制，危机决策能力、统一调配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还比较弱。二是学校管理协同不足。缺乏高效的信息化采集平台，摸排师生健康及出行情况时仍采用人工通知、询问等传统手工方式，难以做到精准摸排、科学决策，其根源在于校内“信息孤岛”“数据烟囱”林立，管理的协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还有待提高。三是教育评价不够完善，教学、科研、管理逐步从线下为主转变为线上为主后，线上活动的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未能及时制定出台，缺乏完善的线上教学质量监控、考核、评价机制。四是资源共享不够充分，当下各高校线上教学存在标准不一、平台多样等状况，缺乏相对统一的在线课程标准、学术评价标准、学分认定与转换机制，从而导致课程资源相对分散、质量参差不齐，阻碍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五是国际交流与合作面临挑战，由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师生出访交流，留学生、访学生返校基本搁置，原有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存在停滞的风险，影响了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

从教师层面来看，疫情之下教师的岗位胜任力有待提升，面临“平时”和“战时”、“理想”和“现实”、“线上”和“线下”的场景切换时准备不足。一是教学理念囿于传统。一些教师仍坚持以教育者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理念，习惯当“讲台上的圣人”，维护自己的“权威”，导致师生之间存在社交壁垒，互动不够平等而深入，疫情之下开展在线教育时短板尤为明显。二是教学内容更新缓慢。进入数智时代，一些教师未能跟上知识更新的步伐，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课程难度和深度不够，学生的学业挑战度较低。三是教学方法不够多样。习惯于将线下传统的课堂平移到线上，对利用信息技术营造沉浸式、交互式、虚拟化教学环境不够积极，对于对话式、参与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也未熟练掌握，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不佳。四是科研创新比较滞后。高校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缺乏超前意识，未能面向科技发展前沿，科研方向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也不够，科研成果与应用相脱节。

从学生层面来看，疫情期间暴露出以下几点问题：一是自我管理能力较弱。疫情期间居家学习，一些学生缺乏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不善于规划自己的作息，同时缺乏课堂自我管理能力，“上线”不“上心”、“开挂”逃课现象时有发生。二是自主学习能力较弱。一些学生脱离集体学习环境后，对线上教学的适应度不高，难以从之前习惯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思考，从参与学习转变为主导学习。三是担当意识有待加强。面对疫情，学生群体中个别人出现了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也有一些学生违反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定，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新冠疫情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反思

面对这场疫情“大考”，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应急管理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同步开展在线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不足。面向未来，亟待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推动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从疫情期间的新应对向新常态转变，推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检视与反思。

教育理念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纵观教育发展史，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飞跃都带来了教育形态的改变。特别是第五次信息革命以来，信息技术频繁迭代，全面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疫情倒逼之下，高等教育加速适应数智时代发展需求的变革，智能信息技术由“辅助教学”的配角变为主角，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由“学校育人”向“在线育人”、由“现实课堂”向“云上课堂”的转变。但是，传统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高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思维方式，我们现有的教育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教学模式、手段、方法等还远滞后于技术更新。后疫情时代，如何迅速推动教育理念革新？如何在新技术基础上产生有益于指导育人模式变革的教育教学新理论？如何让学生在新的教育形态下自我适应和成长？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学科设置滞后于国家人才需求。虽然我们在短期内决定性地控制了疫情，但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应急物资保障等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对应于大学，则体现为相关专业建设及专业人才的培养凸显不足。例如我国目前仅有一所高校设立应急管理本科专业。我国高校对师生应急素养的提升和风险意识的培养也不够重视，缺乏应急管理课程建设和实习实训。应急管理人才的缺乏，侧面反映出当前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建设应急管理学科，不仅是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需要，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义务、国际责任也将不断增加，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十分重要。因此，高校应积极推动学科交叉，培养更多高层次、专业性、复合型，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法律和规则的应急管理人才。

科技创新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一直以来，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很多力量，但仍然缺乏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大师、领军人士和尖子人才，缺乏世界一流的硬件条件，在创新氛围营造和评价体系完善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科研评价倾向仍然存在，导致一大批以论文为表现形式的科研成果，既未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有价值的突破，又未在应用和实践层面带来实际贡献，无法真正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支撑作用。后疫情时代，高校应该始终秉持高度的学术使命自觉，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让科研成果真正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贡献力量。

制度建设滞后于内部治理需求。疫情期间，虽然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但不少举措是临时性的，面对未来危机时仍存不确定性。因此，高校需总结经验与教训，将应对威胁公共教育秩序的不确定性纳入治理体系建设之中。要把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好的经验、思想、理念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运用到高校教学方式变革、学科建设质量提升、科研成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并转化为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把“中国之治”践行到依法办学治校过程中，助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的作为

高等教育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既检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也在理念变革、教学改革、教育治理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作为，为建成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办学方向是立校之本、办学之要。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我们在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一要坚定制度自信。这场疫情阻击战，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又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必须把“四个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二要紧贴国家战略。大学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和文化第一软实力的重要结合点，应充分发挥创新要素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基础厚实、高端人才集聚、各类信息汇聚、国际交流频繁等优势，在关键时刻支撑国家闯关过坎。三要立足学科前沿。以“双一流”建设的要求为行动指南，扎实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力争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播上产生“一流影响力”，在思想理论、技术创新、价值观念、制度文明等方面作出“一流贡献度”。四要弘扬传统文化。在疫情面前，中华民族铸就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发展新时代教育事业，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丰厚的滋养，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坚持“五育”并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要继续回归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五育”并举，补短板、促提升。在“德”字上走深走实。增强德育教育的针对性，将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教材，引导大学生感受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坚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在“智”字上强调能力。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与认知迭代，重构适应学生全面成长的、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在“体”字上提高要求。此次疫情，再次证明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和免疫力的重要性。要加强体育教育和健康锻炼，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美”字上补齐短板。要以致敬“最美逆行者”为主题，开展生动的审美教育。在“劳”字上突出实践。劳动教育要结合疫情，突出更高层面的价值导向和更深刻的实践性。

坚持“顶天立地”，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当前，全球面临疫情灾害、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等诸多重大挑战，高等教育要坚持“顶天立地”，把加强原始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在应对这些挑战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坚持“顶天”，围绕前沿领域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团队，挑战前沿科学问题，力争在实现“从0到1”原创性突破方面“榜上有名”；坚持“立地”，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展应用型、攻关型研究；将科研方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积极搭建成果转化和应用平台；鼓励师生与企业科技人员共建创新平台，开展联合攻关和集成创新。

把握人才回流契机，加快建设人才高地。我国在应对疫情大考中显示出了国家实力、制度优势和人民情怀，人才工作格局也因此出现一些微妙变化：一是吸引海外华人回流的拉力在增大。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作为与成就，给海外华人注入了信心和希望，也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二是助推海外华人回流的推力在增大。少数国家的政党、政要和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歧视性行为，给海外华人造成了较大困扰。综合这两方面因素，可能导致我国在疫情结束后出现海外华人回流小高峰。高等教育应把握人才回流契机，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要加强宣传，力争吸引更多跻身世界学术高峰的学术大师和活跃在国际学术最前沿的青年才俊；要加大投入，从政策上、资金上、平台上为海外人才争取更多支持和配套资助；要完善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不拘一格迎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要创新思路，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积极组建“海外兵团”。

实施国际化战略，融入全球学术体系。在世界各国均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深入人心，加强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成为重大课题，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任何立志成为一流的大学，都必须走国际化发展之路，共商教育合作布局，共建文化交流平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拓宽交流与合作的内容和渠道，加深相互理解和认同，形成和谐包容的人文格局，致力于构建高等教育共同体。要对接国际标准，建立从日常交流、项目合作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国际合作交流体系。要拓展全球伙伴，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整合全球资源，破解发展瓶颈问题。要创新合作理念，努力“走出去”，建立海外基地、海外平台、海外兵团，推动文明互动交流，并利用已有国际化资源，积极推进“在地国际化”，全面提升师生的国际视野和格局。

拥抱现代信息技术，主动变革教育形态。后疫情时代，教育信息化将面临建设理念、内容的全面重构。高等教育要牢牢把握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引领作用。要面向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积极探索智慧大学校园建设新思路，打造数字化、镜像化、智能化“云中大学”。通过物理大学和“云中大学”双轮驱动，探索构建线上、线下和实践三分天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学习时空无边界、知识体系无断档、师生互动无间隙、虚实切换无压力、精准管理无死角的高等教育新形态。

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提升教育界六大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金忠明

2020年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国高考也延期一个月举行，这是17年来我国首次调整高考时间。高考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如此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必须坚持安全第一、健康第一和公平第一的原则。面对疫情，如高考延期这样的举措看似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之策，其实它对未来的学校教育和广大师生及管理者，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提升师生面对风险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应变力

目前的学校教育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仍存在危机意识不够、处置能力不强、应对技巧不足等短板。未来的学校教育应增强敏锐性，及时分析研判社会新情况，查找教育领域潜藏的风险隐患，切实做好意外预防和常态发展的双重准备。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各类突发事件和复杂社会现象不断出现，未来教师和学生将面临新的风险考验。传统的规则教育也面临挑战，因为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时会突破既有规则。

个体的应变力通常体现为沉着冷静、临危不乱，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也是能否作出正确应对的前提条件。面对突发事件，要做到沉着处置、因情施教、对症下药、果敢决断，就须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框架。因为线性思维是一种直线、均匀、单维、凝固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随初始条件的给定而给定（如通过简单复制过往经验去预测未来，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匀速的，依据单一因素即判断某一结果等）。复杂性思维则反之，强调突变、多维、批判、创新。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将是未来学校教育的关键所在，把控突发事件和驾驭复杂环境的应变力，是师生的“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的综合反应和最佳表现。

提升学生“双线”融合和自学为主的主体性学习力

抗疫期间“停课不停学”的线上学习，成了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但凡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学校，不约而同推出了线上教育。但有些学校仅停留于学习打卡、刷题积分等初级方式，把“不停学”搞成“不停地学”。线上学习的质量，既取决于教什么、怎么教，更取决于学什么、怎么学。不能将在线自学等同于网上课堂教学，只有推进线上与线下、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引导点化的融合，才能真正提升教学实效。新冠疫情将深刻改变未来社会的生活、社交、学习等各个方面，“双线”融合将成为学习的新常态，其关键是学生自觉的主体精神、强劲的学习动力和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它决定了学习的效果。

个性化的高效学习活动，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善于自我判断、自我指导、自我反馈、自我监控、自我调节、自我激励及自我评价等。“双线”融合的学习改变了传统的课堂场景，师生的对话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多媒体技术平台提供的师生互动场景，如果没有主体动力和自学能力作支撑，则难收精准教学、多点互动下的切磋琢磨之效。目前，教师、学生及家长对线上学习和辅导都尚未适应，更难兼顾线下补缺。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关键，是学生在自学导向下基于问题、兴趣和教材重点的联结处去把握相应的知识内容，某种程度上，学习方法（怎么学）比课程资源（学什么）还重要。只有学生主体潜力的开发和自学能力的提升，才会真正拓展“双线”融合的学习空间。

广大师生及家长应更新学习观念，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培养自身在信息技术环境中高效学习与教学的方法与能力，这是后疫情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信息化、全球化的生存环境对个体的学习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同时也为培养和考察个体学习能力创造了很多新的条件与可能，它将激发学生成为智能时代学习方式的创新者、知识前沿的探索者和教学改革的受益者。

提升学生对学业生涯及未来职业的规划力

新冠疫情将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对于学生的就业影响达到什么程度，目前还难以作出精准的预测，但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困境已成定局。疫情后会产生一些新业态，如同当年的电商借着“非典”崛起一样。据专业人士研判，未来会有四亿多岗位被人工智能覆盖，但凡标准化、程序化、机械化的工作岗位大概率会被人工智能替代。抗疫时期经济社会的变动对产业和职业造成巨大影响，有些行业受消费市场的制约处于停摆状态，也有些行业转危成机，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如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专业性强的服务行业获得大发展的机遇，而另一些普通服务类行业随着环境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而处于萎缩状态。

发达工业社会的调查表明，一个人一生的职业变化高达10次左右，而跨行业的变换，则达到四次左右。所以，传统的求学入职思路已经无法适应未来职场的生态变化。选择一个专业性强、收入稳定且保证一辈子无失业风险的理想职业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只有基础扎实、一专多能、善于应对、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改变社会。超越纯技术的追求、具有更强人文意识和沟通能力的人，在服务型产业占比日益增大的当代，会更受用人市场的欢迎。师生的跨文化、多技术能力，有助于自身生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如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医护职业的价值和效能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会从国家层面影响未来学校的专业布局和调整，从而对学生的学业生涯和职业规划产生直接影响。

提升教师综合引领及家校合作方面的主导力

学校教育不仅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还要充分发挥教师教学的主导性，疫情后的学校教学新常态，将推动学生沿着“双线融合”的方式展开学习，教师也可以充分发挥作为指导者、组织者、激励者的三重作用。教师作为指导者，贵在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内容、操作工具及专业服务，通过接收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和反馈，将其应用于“教、学、评、测、练”诸环节，提供适合学习者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和有效反馈意见。将学生的问题与教材重点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给学生创设探究的情境。如此次抗疫，涌现了相当多富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情境，教师若能引领学生聚焦其中有教育意义的问题，使其与教材大纲要求的教学目标挂钩，就可生成良好的学习案例。作为组织者，教师既要开发、设计并构建系列化的课程内容，还要通过特定的教学活动使学生理解教材、有序学习，达到教学目的。作为激励者，教师要帮助学生创设、营造和维持良好的“双线”融合的学习环境和积极的学习氛围。基于个性化的诊断、分析、推送与跟踪，利用多媒体手段及时反馈学生信息，通过在线留言、平台问答及线下指导等，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研究热情，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

教师基于抗疫时期的非常教育手段，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效衔接，可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重要保障。学校的班主任、辅导教师和专科教师要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做好家校沟通，细化沟通内容、沟通频率、沟通形式，完善沟通流程。要及时向家长通报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缓解其焦虑情绪，争取理解和支持。要定期开展家长学校活动，就困扰家长的典型问题开展专题讲座，例如，如何培养孩子的生命教育意识、自律自学能力，如何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如何正确对待青春期或抗疫特殊期孩子的心理变化等，全面提高家长科学育儿的能力，帮助缓解疫情期间的家庭矛盾，协助家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学校还应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如抗疫期间负有重要任务的医护人员的子女、流动和留守儿童等。面对家校合作中的新问题，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整合各类资源，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提升师生理性思考和价值整合的创新力

每一次大的灾难事件过后，人们的心理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来调适，相应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重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治诉求的日渐增长、文化现象的纷繁多样、教育热点的此起彼伏，叠加疫情期间形形色色的人间万象，对师生的心理必然造成巨大冲击。加之近年来教育问题集聚，如学业负担、教师权利、教育收费、校园安全、师生暴力、学术不端、学校治理及技术滥用等，相关的教育事件一旦出现，都会引发网络围观和媒体热议。媒体评论或网友言论既有直击痛点和扣人心扉的真言，也间杂情绪性抱怨或事实不确、情景失真的主观表述。在一个利益多元、声音多重、表达多样的自媒体时代，公开化的信息发挥着重要的舆论监督和政策制衡作用，总体上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实施有效的教育改进，但有时也会导致心态浮躁、思考失序、价值失范、举措失当。

未来社会学习方式的变革，会对学习内容和价值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越是自由，越是走向定制化和个性化，就越需要提升师生的理性思维和价值范导的能力，也越需要国家力量的整合引领。学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选人类文化进行传授的过程，要传授民族优良文化，也要传授世界先进文化，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抗疫期间共克时艰、守望互助、合作奉献、全球一体、敬畏自然、健康生活等价值理念，将会成为学校教育的宝贵课程资源。

如何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和技术条件去创造个性化的教育历程，以更好地满足未来一代的发展需求，无疑是当今教育领域的最大挑战。直面这一问题就要求师生有更高的整合创新能力，用更丰富的想象和理解，释放个体的无限潜力，在学习中体验成长，在创造中收获幸福。

提升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的统筹力

人生何处不考试，抗疫也是一场大考，对教育系统的管理干部更是异常严峻的考验。作为大考，它既反映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独特优势，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就教育系统而言，部分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专业能力、科学素养和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学校教育常态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打击时，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应急指导体系不够专业、精细和标准，学校力量与家庭力量、社会力量的对接不够畅通。教育管理者须借此全面检视、深度反思、理性认识相应的短板和误区，针对突发事件从认知预判方式、政策制定流程、应急管理策略、学校治理结构、家校合作机制、行政统筹能力等层面，进行全方位的问题梳理和自觉反省，发现矛盾所在和问题症结，借此深化学校的内部改革，创新优化教育治理体系。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国际社会日趋动荡不安。中国教育将面临是继续深化并扩大开放还是转向封闭保守的选择。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更需提升自身的统筹力，结合时代条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与经济领域“稳开放”相协调，提高中国教育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推动中国教育的改进与发展，继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准和基础教育的国际参与度，促进大学“双一流”建设和中小学内涵式发展，明确办学导向，依法办学，提质增效，保障学生和家长权益，提高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教育管理者要通过历史考察和实践审视，在自我探索过程中达成治理共识，即认识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断探索前行，才可能使学校教育迈向更加完善、美好的未来。

后疫情时代提升教育治理专业化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

这次新冠疫情好比一面放大镜，制度的优势和长处更加凸显，也让我们把短板与不足看得更加清晰。习近平同志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抗疫斗争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跟不上形势需要，还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这次抗疫反映在教育领域，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储备不足，无论是处于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还是科研人员，抑或是复工复产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卡脖子”现象，都暴露出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不足的问题。改革教育治理体系尤其是提升教育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是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更多创新人才的关键。

提升教育治理专业化水平要实现教育家办学。教育是专业性极强的行业，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领导需要由专业知识背景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型领导担任。未来随着人民群众对于教育优质资源需求的增长，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时代呼唤教育家办学。学校领导者应该是教育家，教育管理能力是学校领导者的重要能力。成功的教育领导者，虽不一定是某一专业的顶尖学者，却一定是深刻认识和理解教育发展规律和办学规律的人，从而形成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并有能力将其应用于办学实践。在新中国教育史上，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大学校长，如吴玉章、陈垣、马寅初，等等。他们中有的是老一辈革命家，有的在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声名卓著，但他们被评价为教育家，并不在于职位高低或学术贡献大小，而在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制定和完善与教育领导者相关的制度时，应将教育管理专家这一角色定位作为一项基本指导原则。

提升教育治理专业化水平需要实现教育领导与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教授治校起源于西方中世纪大学。然而，当大学组织从一个象牙塔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学术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大学作为学术机构，教学、科研等必须实现学术治理，而作为大型组织机构的特点又决定了大学必须有职业化的管理团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十分透彻：一是在学术问题上必须教师治学，二是行政问题应该职业化管理。中国大学的突出问题是一些该学术化的方面被行政化了，而一些该行政化的方面又不够行政化。院校的高效运行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服务。现在我国各级教育管理人员尤其是高校领导者很大一部分是“双肩挑”，既从事学术工作，也从事管理工作，结果是哪边也做不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高等院校，学校管理的职业化就是除了校长、院长等少数职位外，大部分行政管理岗位需要由专职管理人员担任。校长、院长在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期间要放弃学术活动，专职从事行政服务工作。有的领导可能是大学教授，但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后，学术工作就需要暂停。当然，个别校长、教务长以及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的院长是可以保留学术职称和教师职位的，也可能担任一些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额外薪酬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原本是著名的劳工法专家，担任校长期间专职从事管理，不再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最后成了一位知名的高等教育专家。

提升教育治理专业化水平需要建设科学的治理结构和民主的治理环境。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校治理应该更加开放民主。学校的治理问题，存在一个集中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教育治理的专业化就是教育领导者应该熟悉教育规律，完善治理结构，保障教师在学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在肯定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就的同时，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深层次矛盾，指出：一些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还不强，存在行政化的惯性思维，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认识比较模糊，教师代表大会和学术委员会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高校治理要充分发挥学校和院系学术委员会的作用，防止学术权力行政化，成为校长和院长为主组成的机构，成为行政化的另外一个舞台。真正使学术委员会回归“学术”本质，真正使学术委员会成为学校和院系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民主办学的重要制度设计，对于调动教师和职工的积极性和树立主人翁意识、提高办学水平和民主管理水平具有深远意义，要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权利和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作用。

提升教育治理专业化水平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和加大“放管服”力度，由行政本位的管理模式转向依法依规的治理模式，做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把该放的真正放下去，把该管的真正管起来，既不“越权”，也不“缺位”。进一步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依法界定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职责权限，切实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减少对高校教育教学事务的干预，发挥学校办学主体作用，让学校安安心心地发展，让教师安安静静地做好教学科研工作。2019年，我们调查了565位来自高校的二级学院院长，其中来自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有145位（占比25.66%），来自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有269位（占比47.61%），非“双一流”高校的有151位（占比26.73%）。院长们普遍反映，办学自主权不足导致办学的趋同化问题越发严重，各个学院为了争取资源，为了在评价中得到好的排名，都纷纷转向短期竞争。在争取资源和绩效的过程中，学校的趋同化已开始从竞争趋同过渡到制度趋同，即最初为了争取资源、人才与政策支持的竞争策略逐步固化为制度，很多学校为了达到目标，都采用相同策略，策略变成了政策，政策固化为制度。从院长们反映的意见看，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分类评价，科学评价，降低频率。同时，加快“放管服”改革，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尊重教育规律，按规律办学治校。

教育家办学、实现办学治校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与现代学校制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教育治理专业化的应有之义。随着教育治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按照教育规律和办学规律育人办学的水平必将得到极大提升，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必将到来。

从疫情中走出的基础教育向何处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单大圣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疫情期间，数以亿计的城乡师生“停课不停学”，适应和掌握在线教育的学习方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信息化教学的普及试验。这次疫情暴露了基础教育的一些短板，也引发了新的变化，未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任务仍然艰巨。

持续巩固提升教育普及成果。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持续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仍然是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基础性工作。2019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83.4%、94.8%、89.5%，教育普及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但是，基础教育普及成果还不够稳固，还存在短板和弱项。首先，还是要抓住义务教育这个重中之重，以贫困地区为重点，从政府、学校到家长层层传导压力，抓好控辍保学，守住底线，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其次，要加快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探索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十四五”时期可将义务教育向下即学前教育延伸一年，建议从农村、边远地区以及残疾儿童开始逐步推进。

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城乡、区域、学校之间办学差距大是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这不仅导致亿万家庭普遍的民生焦虑，而且对经济转型、社会结构改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教育差距大既有历史因素、国情因素、发展阶段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偏差、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关键是政府理念要有转变，扭转非均衡的发展观，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真正公平地对待每一所学校，形成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体系和教育管理制度。在具体措施上应该从缩小学校差距向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梯次推进，近期要争取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中城市择校、大班额等问题上取得突破，其中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平均分配到区域内的所有初中，是短期内解决择校问题的治标之策，如果再辅以办学条件和师资的优化，大中城市的教育差距局面将会有根本的改观。教育信息化也是缩小教育差距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可以让偏远艰苦地区的孩子通过互联网获得优质学习资源。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师资和管理跟不上，贫困学生无法享受信息化资源，反而会强化数字鸿沟。应该抓住疫情之后的窗口期，乘势而上，将基础教育信息化作为“新基建”的重要抓手，通过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开放课程资源和低成本的在线学习渠道，为缩小教育差距提供支撑。

实质性改变教育教学。一般认为，信息化对教育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可以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教育难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教育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但是对教育的改变仅仅是浅层次的，在教学实践中事实上处于补充、辅助的角色，主要是教育教学自身没有发生改变。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居家学习和在线教育，强化了线下线上有机融合、老师指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未来这在一些地方可能成为常态，也可以说是一次教学改革，让教育领域的有识之士产生很多期待。线上教育的优势是突破班级授课制下时间、空间、内容、进度整齐划一的限制，从学习需求出发，在师资、学习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学习方式等方面提供丰富的选择，为因材施教以及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提供可能。当然，线上教育离不开线下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疫情期间教学模式的改变更多是被动的，还存在教师能力不适应、学生自主性和自律性差等问题。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教育的线上线下融合，带动基础教育教学的深层次转变，也就是要聚焦核心素养，逐步扭转“过度教育”倾向，形成低竞争、宽口径、慢节奏的教学形态，从面向少数学生的“掐尖”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均优”，丰富学习场景和方式，转变标准化的教学方式，探索小班教学、选修走班、跳级、特殊培养等多种教学方式，为学生基于个人兴趣和问题解决需要而进行的自主性学习提供条件。

推进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社区等共同参与，也需要统筹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家庭教育，形成育人合力。基础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比如学生课业负担重、有偿补课、校园安全等，也都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畴。这次疫情期间的居家学习，丰富了教育服务形态，充分调动了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学习方式的多元融合，是一次深刻的全民育人实验。下一步，要围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发挥学校主阵地基础上，淡化学校“围墙”，依托家庭作为“第一所学校”、家长作为“第一任老师”的作用，实质性推动家校合作，促进学校教育的生活化、综合化，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学习从课本到社会的转化，发挥社会育人功能。要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开齐国家规定的各项课程，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推动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环境、学校管理等环节的统筹，用心挖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育人资源，用多元、立体的呈现方式，引导学生学思结合、知行并重，发挥综合育人功能。

实现高中多样化发展。高中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义务教育的延续，也为高等教育和社会就业做好准备，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高中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片面定位在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升学预备教育，形成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同质化格局，偏离了育人的根本方向。而且，这一教育模式会进一步向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传导，形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形态。事实上，世界各国在高中阶段都要对学生进行分流，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随着我国高中阶段教育逐步普及，高中升学压力逐步缓解，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条件也逐步成熟。要结合高校招生体制改革，冲破“考什么教什么”的体制，实现高中教学与高考的分离，高中不再是升学预备教育，而只对教育本身负责，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在具体实现形式上，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实行分类教学，比如推行走班制、开设更多的选修课等，可以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还可以根据办学历史、生源特点、师资结构探索举办学术类高中、综合高中、艺术高中、科技高中等不同类型高中。

为教师营造潜心育人的环境。基础教育的育人活动是一种非常个性化、富于创造性和艺术性的社会劳动，需要有对知识的综合性运用、情感的交流和投入，这需要教师拥有极高的素质和高尚的情怀。同时，育人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还要尽最大努力保护教师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让他们潜心育人，这是决定未来基础教育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针对一般社会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并不完全适用。近年来，由于教师工作负担重、时间长、压力大，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和吸引力有所下降，职业倦怠感普遍，这是客观的事实。未来，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让教师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包括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倾斜政策，提高生活补助标准、扩大实施范围，解决好教师的住房、医疗等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老师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其中，将教师纳入公务员队伍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有助于增强教师职业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引导教师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潜心育人。要让懂教育的人办学校，推动教育家办学，形成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引导教师在和谐的环境中把工作做好。

巩固教育运行保障条件。这次疫情对我国发展基本面的影响有限，但是因为与经济下行和产业转型、全球经济放缓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因素叠加，短期内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基础教育点多面广，战线长、体量大，经费以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以下政府投入为主。2019年以来，一些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已经出现困难，基本保障能不能守得住，是很大的考验。这次疫情期间，有关部门就学校疫情防控、学生资助、民办幼儿园纾困解难等教育经费事项作出部署，督促地方压实保障责任。长期看，基础教育可能面临更大的教育经费保障压力，不能掉以轻心。中央已经提出“六保”要求，关键是各地要落实“一个一般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优先保障基础教育投入，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统筹，加大对财政困难县区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提高绩效。

切实改善教育治理。这次疫情对教育的冲击，表面上是对学校教学组织方式的冲击，从深层次上说，是对教育治理的冲击。基础教育现代化，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治理。首先是要改善学校治理，按照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要求，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以章程为依托，增强自主管理能力，完善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拓宽社会参与教育治理机制。其次是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下决心真正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从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教育规划（政策）引导、资源配置、信息服务、标准建设、监督管理等行业管理工作，转变行政命令式的治理方式，更多运用法律、经济、信息的治理手段，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提高危机应对能力。改善教育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于转变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观，改善教育评价制度包括微观的教育质量评价以及宏观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尤其是要克服单一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评价导向。积极引进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形成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良好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