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75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书写了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适值抗战胜利75周年，本刊特邀请有关学者围绕抗战时期的历史印迹展开探寻和讨论，回望并铭记在民族苦难记忆深处的每一朵翻腾浪花和每一条血性江河，以启迪人们反对战争，珍视和平，面向未来。

抗战时期的教育救助与文化自强

钱念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全面抗日战争持续八年，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民众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然而，在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却在乱世中逆势成长，呈现出另一番壮观景象，让人无限感慨。

教育：在困境中崛起

笔者收藏古籍善本和民国旧书，手头有一本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编撰、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数据显示：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全国专科以上高等教育学校共计108所，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增加至141所，增长率近30%；1936年在校大学生约4万人，到1945年增至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教师数量增幅也相应扩大39%以上。

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在战火中萎缩和凋敝，反而于困境中崛起和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国民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

抗战爆发之初，如何处理抗战与教育的关系便引起激烈争论。最能体现当时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徙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事发展，学校准备再度南迁昆明。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到学校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学生自治会也认为，国家调动三湘民众奋起抗日的危急关头，热血青年内迁读书有违民族大义，以至于派出代表前往武汉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抗战。其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陈诚到校演讲，将学生誉为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可丢失的“国宝”，高度赞成学校再度南迁至昆明，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中努力完成学业，成为栋梁之材，以不辜负10年之后国家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之期望。胡适当时也向蒋介石进言，提出教育乃百年大计，战时教育虽处非常时期，可做若干临时调整，不宜全盘改弦更张，仍应坚持常态教育。

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裁决，否定张治中等激进派所持“教育应完全服务于抗战”“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停办，学生应征服役”等观点，采纳胡适等人“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主张。教育部如此决策，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加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参战之必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此事亦有清醒认识：“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抗战之前，包括初、高中的中等教育一直由各地方省市教育厅主办，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烽烟四起，大批沦陷区中学生背井离乡流亡到大后方，为保障他们就学和生存，国民政府在后方12个省区创办国立中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至1944年全国共设立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这些战时组建的国立中学，收容和安置来自沦陷区的大量中学生及骨干教师，既以较高的教学质量保障学生的学业得以继续，又解决了师生战时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问题。

谈及此处，就不得不提到当时一项非常难能可贵的举措，即所有内迁大学、中学学生的学费及基本生活费皆由政府承担。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学费很高，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周谷城即批评中国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流离失所的大学、中学学生多数断绝经济来源，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无息偿还政府。但战事持久，毕业后许多学生无法正常就业还贷，“贷金制”于1943年改为不用偿还的“公费制”，其发放范围也放宽和扩大，包括家住大后方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获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如复旦、南开、厦大等大学的学生，同样可以享受公费。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仅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的医疗费等；不仅面向高等教育，也惠及中等教育，当时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除免除学费外，还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抗战八年，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巨大，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开支，这是中国教育能够在战火纷飞中创造奇迹的不可忽视的支撑。

朱光潜的《养士与用士》一文中谈到在战时经济极端窘迫面向教育设立公费的意义：“除掉培植人才以外，还有另有一个用意，就是不让下一代的中国主人稽留在沦陷区域，受敌伪的蹂躏或利用。所以公费的设立含有教育的与政治的两种意味，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养。就抗战几年的成绩看，这两方面的成效都颇可观：我们培植出来了一些有用的人才，也救济了许多可能陷于敌伪占领区的青年。”朱先生所言非虚。当时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和南开，迁到西安的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北洋大学，迁到成都的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迁到桂林的浙江大学等，不仅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叶笃正、任继愈、汪曾祺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推出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苏步青的《曲线射影概论》、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众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其时大后方流传一句话，“抗战百事废，惟有教育兴”，便是对战时教育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文化：“匹夫不可夺志”

与教育界在困境中发奋图强相呼应，文化界也在抗战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日寇侵华的战火硝烟，点燃了亿万中华儿女心头的怒火，广大文艺工作者将难以压抑的愤怒通过文艺作品宣泄出来，在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诸多领域，涌现出无数高扬爱国热情、抵御日寇侵略的佳作。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如战鼓号角，唤起人们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松花江上》的结尾“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如泣如诉，悲怆感人，激发人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讨还河山。文学作品《八月的乡村》，描写日寇蹂躏下的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的英勇抗争。《法西斯细菌》在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刻画一位研究细菌的科学家从不问政治走向反法西斯的觉醒过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其他如戏剧《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原野》《雾重庆》，电影《逃亡》《日本间谍》《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无不以高亢的激情、恢弘的气势，传达和记录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难忘岁月。

令人赞叹的是，文化人不仅以笔为枪，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参与抗战，更在揭露敌人罪行，为抗战呐喊的过程中表现出可敬可佩的傲然风骨。在侵占东三省之初，日寇就意识到：烧毁几条街巷或一个城市，一年半年就能恢复，只有摧毁中国人的精神，把商务印书馆这样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它才永难恢复。因此，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疯狂轰炸位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及其四个印刷厂，随后又纵火烧毁隶属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然而，张元济、王云五等出版人顶着敌人的恐吓利诱，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于同年8月即复馆复业，并且保证日出新书至少一种，以使中华文化赓续不辍，凸显了文化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报界权威、《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坚持“报纸是民众喉舌，总要为人民说话”的原则，抨击时弊，支持抗日爱国运动。这使当时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非常恼怒，他找史量才谈话：“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当然，秀才岂是兵的对手，史量才最终被暗杀，但他所表现的铮铮铁骨却令人景仰。陈寅恪1941年欧洲讲学后滞留香港，生活极端困难，日本人送去整袋粮食，又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还强付40万港币让他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词拒绝，尽显文化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气节。

历朝历代，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文价值的守护者。孔子周游列国，“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孟子呼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均是告诫和示范后人，尤其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任何情况下都应不忘为国为民、崇道弘毅的使命担当。这正是我们于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回顾当时教育界和文化界在国难中奋起抗争、缅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的意义所在。

淞沪抗战中的民间力量

邵雍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各阶层人士纷纷自发组织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也成立了义勇军等民间抗日组织。首先是上海水木业工人义勇军的成立，而后邮电工人义勇军、市民义勇军等相继成立。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上海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救国义勇军。

位于沪东引翔港和公共租界交界处的上海华商三友实业社的工人，9月下旬就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义勇军营。他们自制步枪，聘请教官，早、晚坚持军事训练，每天操练完毕，就在厂门口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张贴抗日标语漫画。该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品质精良，畅销各地，而附近日商东华纱厂之铁锚牌毛巾却无人问津，日方对此嫉恨已久。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多，江湾路五个日本和尚以化缘为名，来到三友实业社墙外，窥探厂内工人抗日义勇军的操练，故意掷石寻衅，引起冲突。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这就成为日军发动“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由头。

二

“一•二八”抗战中，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直接参战或参加战地工作。

1932年1月31日，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开赴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2月1日，总工会负责人朱学范首先在邮务、卷烟、酱业、牙刷业等义勇军中抽调300余人，组成消防救护队，前往闸北战区担任消防救护工作。当时日军飞机正猛烈轰炸闸北，数千幢房屋火光冲天，形势危急，消防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冲入火海灭火，抢救伤兵难民。2月4日，朱学范在邮工义勇军中抽调一营到前线随军行动，准确迅速地帮助传递军事情报。未上前线的义勇军则配合红十字会，在闸北、嘉定等战区，抬担架抢救伤兵，陈祖德、潘家吉、陆春华三位邮工在救护工作中惨遭日军杀害，以身殉职，壮烈牺牲。2月5日，水木业义勇军约500人参加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一百二十旅第五团，担任运输、建筑任务。2月10日以后，义勇军领得枪械与该旅士兵并肩战斗，曾在宝山路、天通庵、江湾一带英勇抗击日军。沪东工人义勇军约300人在江湾附近帮助十九路军成功阻击了100多名日军的进攻。

2月3日，上海各大学义勇军四五百人奉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之命，集中于闸北太阳庙，分批开赴前线。5日，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进入闸北吴淞前线，配合翁照垣旅作战，其中200余人在天通庵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闸北巷战时，在宝山路有一支由400名青年组成的义勇军，手里只有50支“毛瑟枪”，但当日军进犯时，他们毫不畏惧与敌抗击，英勇击退了侵略者的进攻。在十九路军战士于江湾方面与敌军激战时，一名学生义勇军女战士在战壕里看护伤病员，不仅为50名士兵料理饭食、缝补军服，还参与搬运弹药。上海还有中学联青年义勇军，淞沪抗战打响后，当时在上海的红军将领彭干臣，积极帮助上海安徽中学的校长、教务主任，将全校的爱国师生组织成义勇军，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这些壮士大多为国捐躯。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市民义勇军负责人王屏南律师，从志愿报名参军的1600名店员、工人、学生和市民中挑选出240余人组成第一大队，经蔡廷锴审批后编入七十八师翁照垣旅。2月2日该大队正式开赴闸北前线，协助十九路军挖掘战壕，修补壕沟，训练实战技术。2月20日，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县城，接替即将开赴前线的原驻军布防。2月下旬，市民义勇军200余人又奉令调往宝山县城，配合十九路军一个排的战士守卫处于扬子江口和黄浦江口汇合处的宝山。3月1日下午，日军以小火轮三艘，掩护民船30只强行登陆，向宝山城东门进攻，来势凶猛。市民义勇军与驻守宝山的十九路军的18个步兵，与敌军登陆部队激战一个多小时，终将敌军击退。同日，敌军从浏河登陆，市民义勇军被迫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继续抗敌。租界内也有便衣义勇军的组织，他们专门分散活动，对付逃入租界的日军。

北平冯庸大学义勇军、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军、四川抗日义勇军、天津义勇军等纷纷前来上海参战。其中冯庸义勇军100多人手执红缨枪，肩背大刀，在校长冯庸的率领下，于2月13日雨雪交加中抵达真如车站。到达前线后，他们有的从事救护，有的奋勇杀敌，有的在宝山至浏河一带长江沿岸担任警戒，构筑防御工事，直到淞沪抗战结束后才返回北平。

此外，还有一些具有驾驶汽车、管理电讯、修理器械等专门技能的华侨组织的救国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组成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后被编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据记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仅在十九路军登记参战的义勇军就有50余支，2万人左右，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十九路军军部特命高级参谋华振中为义勇军总指挥、翁照垣任副职，统一指挥各地来沪之义勇军陆续上前线作战。不过由于国民党当局禁止组织、训练义勇军，义勇军的编制、归属、给养等问题均未解决。

三

为更好支援十九路军对敌作战，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简称“民反”）组织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中共中央军委干事孙小保任军事指导员。1月31日，“民反”义勇军在全市组织了2000余基本群众，编为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队，并聘请教官，对各种队伍进行短期训练，以适应前线的需要。负责救输任务的人员主要由沪西日商纱厂和人力车工人组成，专为十九路军运送食物、武器和军用物资。“民反”义勇军还组织了18个宣传队，进行宣传与募捐。2月7日，义勇军前方办事处借恒丰路三育小学召开军民联欢大会，2000人参会。会场四壁贴满了“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义勇军代表在会上热烈赞扬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爱国行动，十九路军六十师教导队教官在会上说：“十九路军以前打过多少仗，但打的多是中国人”，这次“十九路军个个抱决死之心，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9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义勇军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扩大义勇军、吸收产业工人为骨干、联合十九路军反日到底等决议。3月1日，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民反”义勇军连夜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次日组织暴动，夺取闸北保卫团的枪支，组织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不料次日会议刚开始，就遭到国民党保卫团的包围，孙小保当场牺牲，十余名工人义勇军战士被捕。当天，公共租界巡捕房封闭“民反”总部与各区分会。

4月2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成立。5月29日，《申报》刊出联合会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的启事，称“东北义勇军之英勇抗日，于兹已数月矣。……惟义勇军枪支军饷多属缺乏，因此欲逞其志而夺回东北失地已云难矣，特此本会发起募捐，作经济上之援助”。

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胶州路口共和大戏院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但会议还未开始，会场就遭包围，88人当场被捕，其中13人被判死刑，70人被判无期徒刑。8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九一八”周年纪念的决定，组织北上决死团，援助东北义勇军，征调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

“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散去后，活跃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田汉创作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及主题歌歌词，聂耳主动为主题歌谱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由来。虽说1935年5月首映的电影《风云儿女》描写的是东北的抗日风云，片尾反映的是1933年的华北古北口抗战，但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中也不乏上海义勇军的因素。

禁毒与贩毒——中日之间的“鸦片战争”

秦岭 大连艺术学校副校长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第二年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随之爆发。或许很多人都以为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鸦片贸易与吸食鸦片的恶习也一同消失了。其实不然，鸦片税收被当时的清政府视为可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财源，吸食鸦片也是当时社会普遍的社交方式。随着三次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的召开，英国逐渐退出东方殖民地并承诺不再向中国输入鸦片，但日本趁虚而入，借着中国国内鸦片需求暴涨，利用旅大租借地作为运毒贩毒的基地，对中国进行了长达40年的鸦片侵略，这无疑是日本所犯战争罪中最隐蔽、最恶毒、影响最深广的一桩。日本以毒养战的侵略证据，直到今天仍然被保留在旅顺的历史街区中。鸦片战争从未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而终结，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让我们在对历史的梳理中发现更多细节。

旅顺有个大烟加工厂

从1905年1月日本打败俄国，取得旅大租借地的殖民统治权，到“二战”结束，日本在旅大推行殖民统治40年，其间，鸦片政策随着中国与国际上的强烈反对有过几次调整，但是总的侵略政策一直在执行。旅顺太阳沟的大烟加工厂在日本于旅大所推行的鸦片贩卖、走私系统中，强化了毒品的加工生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旅顺太阳沟迄今仍保留着近400栋老建筑，历史上的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统治、军事扩张、文化殖民、思想同化等，都能在其中找到很有说服力的建筑遗存。尤其是旅顺大烟加工厂今天依然矗立在白山街，无声地揭示殖民当局实行鸦片侵略的恶行。

太阳沟白山街古木参天，每到秋季，彩叶缤纷，常常吸引众多游客盘桓其中。但是白山街2号（日殖佐仓町）这个看似毫无特点的建筑却鲜为人知。这是一座日式建筑。朝南的一排平房与东西向的一座有两层楼也有平房的建筑连成“L”形。笔者曾经探访过这座两层的建筑，从正面看是一层，进去之后发现还有一层半地下，东面看不到的地下室在西面看起来就是正常的两层建筑，有门直通道路。地下的格局几乎没有改变，建筑细节改观不大，门廊的设计应该还是大烟加工厂时期的，朝西开门的门廊部分是作为部队卫生院时改建的。笔者探访的时间是在此建筑改建成饭店之前，彼时楼上一片狼藉，歌厅的炫彩装修全部被拆除。大烟加工厂原来的模样已经无存，只能在老照片里寻找了。对比太阳沟其他知名度较高的老建筑，这座建筑没有特别的符号，毫不起眼，如果不是保留下来了一根高大的烟囱，很难让人不认为是一座普通民宅。昔日的大烟加工厂早已不在，唯一不变的就是地理位置。西朝动物园，东临白山街，是通往“关东神宫”的“神道”，南面是原日本关东厅的办公大楼。

旅顺的这座大烟加工厂是为了增加“关东州”财政收入而秘密暗设的。“关东州”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租税、“官有财产”的出租和拍卖、鸦片专卖和“大东亚战争特别税”等。日本殖民当局从其统治开始即纵容鸦片的进口、制作和贩卖。1906年实施个人特许制；1915年设大连宏济善堂“戒烟部”，以“特许费”纳入“关东州”地方财政收入；1928年由殖民当局垄断鸦片的进口以及销售，设置了专卖鸦片的“关东厅专卖局”；“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伪满也宣布解禁，并自1月10日开始实施鸦片专卖制度，随后，“满铁”附属地也采取同一措施。据记载，1921年的鸦片收入为158.5万日元，1925年为161万日元，1930年为202.8万日元，1935年为435.4万日元，1941年为735.2万日元。根据换算惯例测算，1907—1942年，“关东州”鸦片特许费收入总计约等于今天的10亿美元，或约相当于70亿元人民币。日本对华的鸦片毒害仅管窥旅大一地。

宏济善堂与鸦片贩卖

1910年，大连宏济善堂由关东都督许可成立，是大连本土的民族资本家“以宏济彩票局之盈余款充其经费”，花费2.5万日元、借贷500亩官地兴建的，其目的“在恤寡抚孤、育婴养老、戒烟、施棺义葬、济困等”。是大连当时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华人慈善机构。

1912年3月召开的国际海牙会议，主题是禁绝鸦片，会议签订了《海牙国际鸦片条约》，禁止鸦片烟膏的进出口。为了减少国际舆论对其纵毒政策的谴责，日本政府指令“关东州”采取禁烟政策。1914年年底，“关东州”取消鸦片专卖对个人的特许权，将特许权给予大连宏济善堂。1915年年初，关东都督府委派职员，在大连宏济善堂里成立了“戒烟部”。戒烟部在行政事务上与宏济善堂没有实际隶属关系，不过是借这个慈善招牌掩人耳目而已。它直接隶属于大连民政署长，内部设“鸦片总局”，置理事40余人，均由民政署长推荐，呈报“关东州”都督府委任。民政署长负责戒烟部的指挥和监督事宜，重大事项由“关东州”都督府来裁决。戒烟部实际上是打着戒烟的幌子继续进行鸦片贩卖和走私，所得收入的一半上交“关东州”都督府。

同时，大连市内还设立了十几家“戒烟酒公所”，劝人戒烟戒酒。大广场警察所、小岗子警察署还开办了“救疗所”，收容鸦片吸食者戒毒。据殖民当局自称，大连宏济善堂戒烟部“七年间戒烟2.4万多人”。

1915年“关东州”鸦片特许费上升为1914年的11倍，原因就在于1915年成立的“戒烟部”，且将鸦片特许经营权交给了宏济善堂，由此制造了戒烟的假象。两年后的1917年，鸦片特许费达到了500多万日元。1920年10月28日，长沙《大公报》刊载消息称，“日本允禁毒物来华”，文中说：“万国拒土总会前因中国境内烟土吗啡等物多系从大连、青岛两埠运送入口，特致函驻京日本公使请予查禁。兹闻日使对于此事已有复函，略称关于大连、青岛两处鸦片各种麻性药物贸易一节，当经据情转呈本国政府。现奉指令内开，大连、青岛两处鸦片专卖制度，业经决定尽年内准予完全废除。”可见，由“个人特许专卖”到“官方督办专卖”的改变，“关东州”获取的利润大大提升。

日本在大连宏济善堂所取得的“成就”成为其推行鸦片贩卖的模板。上海的华中宏济善堂就是这一模式的复制。从1939年6月到1944年4月，日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以华中宏济善堂为幌子，进行鸦片毒化活动，共牟取10亿日元，其价值相当于为侵华战争提供了12艘航空母舰。华中宏济善堂表面上看是慈善机构，实际上是日本人全面掌控的毒品贩卖机构。它完全秉承日本官方意志，强迫民众种植罂粟、进行瘾民登记等。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在禁烟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六年的情况下，却因华中宏济善堂的极力纵毒，使得中国境内毒品供应充足、价格便宜、吸食便利，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毒品泛滥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由此，原本作为慈善机构的宏济善堂成为垄断毒品交易的机构，以致在日军占领区，土行烟馆充斥城乡各处。

日本通过鸦片等毒品疯狂掠夺中国社会财富，有统计资料显示：1897—1941年台湾总督府的鸦片收入折合美元94695033元；1932—1940年伪满洲国的鸦片收入折合美元73745220元；1907—1920年大连都督府收取的鸦片特许费折合美元8823500元；1938—1944年，日伪政权在“蒙疆地区”的鸦片纯收入按照精细的计算和较保守估计不会低于5871万美元；1938—1945年日伪政权在华北获得的鸦片收入大约为3110万美元；1938—1943年华中宏济善堂销往伊朗、“蒙疆”与东北的鸦片获利折合美元80547408元；1944—1945年因销售“蒙疆”鸦片，汪伪政权的鸦片收入至少为6061714美元。以上七项合计为近四亿美元。

中国禁毒与日本贩毒的“鸦片战争”

从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同时也是世界第一个的禁烟法令，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221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1839年林则徐发动“虎门销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

20世纪初，鸦片流毒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也相当严重，且大有全球蔓延之势。1906年，中国禁烟运动再度兴起。在美国的倡议下，1909年第一次国际禁毒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会议形成了九条协议，首次把鸦片贸易视为非人道的毒品交易，对于英国政府及其鸦片利益集团造成了一种舆论压力，为中国禁烟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10年代三次海牙国际禁毒会议和1920—1930年代三次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日本都是缔约国。仅以1912年《海牙禁烟公约》为例，禁烟公约共六章25条，有关中国禁烟问题的内容就有五条规定，包括各国不能任意向中国贩运和走私毒品，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应当承担的禁毒义务。如第15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与中国有条约者，应会同中国政府设立必需之办法，以阻止在中国地方及各国之远东殖民地、各国在中国之租借地将生熟鸦片、吗啡、高根及其化合质料，并本约第14条所指各物私运进口。”而签订禁毒公约是一回事，履行国际禁毒公约又是一回事。国际禁烟禁毒公约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成为一张毫无约束力的废纸。不幸自1917年毒祸再起，直至1949年时，中国罂粟种植面积仍达2000万亩，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展了第三次禁烟运动，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就成为“无毒国”。

日本以毒品毒化中国人民的罪行，绝非某一军政机关之偶发偶为，而是日本国家有组织有系统的实施。旅顺太阳沟这个不起眼的院落和大烟加工厂的烟囱就是这段罪恶历史最好的见证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