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百年学术史上，有甲骨学、敦煌学、红学三大显学之说。前两门学问的研究局限于少数专家范围内，红学则是庙堂、民间均可登堂入室。正如文化学者刘梦溪所说，“《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中国人又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1921年是个特殊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航程，属于政治大事件；而同一年发生的学术大事件，就以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发表为代表。在此之前，红学界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推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它属于探究《红楼梦》本事及人物原型的索隐红学。索隐的研究方法本来多运用于史学领域，当这种方法引入红学领域后，包括蔡元培在内的研究者们的出发点是寻觅《红楼梦》的“微言大义”，约束评点、题咏、杂评家们对《红楼梦》释义的发散性。索隐派具体解读《红楼梦》时以作品中存在的隐喻意象为据，注重指向作品情节的史料考证，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红楼梦》文化密码的破译，却容易陷入主观臆测，从根本上讲，他们尚未摆脱“文史合一”旧观念的窠臼。按照今天的文学理论，不管有多少真实历史信息融入小说性质的《红楼梦》，都会被作者曹雪芹进行重新整合，那些历史信息必然被赋予崭新的意义。索隐派认为其研究是为了还原《红楼梦》本义，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对《红楼梦》本义的颠覆，从而打破了《红楼梦》文本的自足性。

蔡元培之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范式。王国维生活在现代阐释学远未成熟的百年之前，其《红楼梦评论》对曹雪芹作品的阐释难免有误读成分，但误读中也有创造性的阐发。毋庸讳言，受时代的局限，王国维没能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深入考证，造成了立论方面的诸多疏失。同时，由于不符合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学术传统，缺乏必要的学术背景及学术群体的支撑，《红楼梦评论》树立的研究范式很快就被异军突起的胡适在乾嘉学派基础上建立的新红学所取代。

新红学所取得的学术实绩，主要是在《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文献挖掘两个方面的突破。但在今日红学取得进展的基础上重新检验《红楼梦考证》，可以发现胡适的某些论断尚嫌粗疏，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主观臆测的问题。如胡适认定曹雪芹乃曹頫之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甄、贾两宝玉是曹雪芹的化身，依据仅是《红楼梦》里贾政是贾母次子与曹頫“相合”的类比，这种直线型思维方式正说明其“自传说”的观念多么根深蒂固。胡适的《红楼梦》研究采取的是文史互证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他以这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等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的小说很成功，但由于《红楼梦》的虚构性，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就难免捉襟见肘。新红学考证派将《红楼梦》研究纳入了科学轨道，但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于得到圆满解释的。考证派的研究虽切近了《红楼梦》的具体历史语境，但主要还是一种背景廓清。

一些研究者认为曹雪芹未能赶上江宁织造的繁华，因而缺乏写作《红楼梦》的生活经历，新时期以来他们开始寻觅《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作者的“新说”候选人已逾百位，只不过“新说”的证据较为孤弱，论证也不够严密，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能证明曹雪芹系《红楼梦》作者的证据包括：《红楼梦》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自证，脂砚斋批语的旁证，永忠、明义等早期文献的外证等。相比其他“新说”而言，承认《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更能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简单将《红楼梦》的草作放在乾隆朝并视之为曹雪芹独立完成，作品内部的很多矛盾现象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红楼梦》应是曹雪芹“江宁织造家族”层层累积的产物，这是在承认曹雪芹“十年辛苦”披阅增删以及在最后定稿上所花费的创造性心血的大前提下，探索曹雪芹家族诸人是否曾提供素材并参与早期《红楼梦》创作和评点的工作，与所谓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胡适还特别强调版本研究的重要性，在《红楼梦考证》中区分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异同，认为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红学领域的疑难问题有很多，但续书是最有全局性的一个，所有问题的症结与解蔽都是围绕此问题而展开。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日益精密，新红学的结论及其论证方式也不断被质疑。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曾判断“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说明他并未深究《红楼梦》文本所蕴含的信息。《红楼梦》开篇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表明这部作品已基本完成。胡适还认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后始出现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足本，这并不符合版本实际。《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也应是逐渐累积的过程，研究从残抄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变轨迹很有必要。

民国时期，也出现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著述，但尚未成熟和普及。直到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研究范式才得以确立，从而扭转了胡适考证派独霸红学界的局面。社会历史批评派围绕《红楼梦》的思想性展开讨论，但泛政治化语境及这一研究范式的形而上学立场，注定了其思想性的讨论无法做到真正的准确和深刻。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也决定了其对《红楼梦》的研究必然着眼于时代背景分析。这种批评视角不可能穷尽文学作品的全部，因为文学作品的要素构成包括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维度。社会历史批评派只触及一个维度即文学的世界维度，片面强调作品反映社会的功能，意识形态诠释成为《红楼梦》意义呈现的基本方式，导致了对文本的过度诠释。直线型诠释也容易遮蔽文学作品的审美视角，人们之所以对庸俗社会学笼罩下的红学文章有成见，主要还是由于那些文章很少涉及《红楼梦》的审美向度。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楼梦》的单维度诠释，与从整体上把握文本，显然有着实用与审美的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红学也形成了新的多元格局，具体表现形式是美学批评派与社会历史批评派二水分流、双峰对峙。王国维当年的空谷足音，在当代红学中又产生了遥远的回响。但新时期的红学热点主要局限于在新发现的文献范围内争鸣。有一个奇特现象应引起红学界的反思：目前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红楼梦》版本资料等文献要比民国年间多得多，尤其是近年来新兴的“E考据”利用大数据发掘出的史料，比传统红学搜检模式所得更为丰富，但这并未催生出石破天惊般的红学大突破，所谓新成果大多还是对当年胡适研究结论的补充论证。新红学经过长达百年的历史演变，其呈现出的经学化倾向也日益严重，红学已进入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瓶颈期。欲突破瓶颈，除了突破旧红学与新红学共同的经学化倾向，还要扬弃泛政治化语境下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走出传统汉学与宋学对立的历史阴影，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辩证统一。

红学历百年，大道向何方？回归文本才是正途。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红楼梦》流淌着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它拥有《天问》的想象力，又突破了屈原对大自然的追问，提升到了对人存在意义的生命叩问；它没能摆脱《庄子》的虚无思想，但在言情中颇具禅宗深度；它的“假语村言”堪比“高文典册”的《史记》，且能以一座贾府囊括百千世家。它具有陶渊明“桃花源”的理想境界，也继承了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同时不乏深层的哲学思考。《红楼梦》的悲剧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种悲剧并不全是恶人造成的，而是病态的“集体无意识”使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与价值意义，无不充盈着对人类命运形而上的追问与思考，曹雪芹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对人生深刻思考后才大彻大悟。《红楼梦》的深度在于打破了数千年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名利迷关，呼唤生命所本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东西。而生活于当下社会的人们，常常忘记追问生命的本原和意义，沉迷在物欲中难以自拔。《红楼梦》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回答了生命存在与如何超越这一根本性问题。

学术研究要与时俱进，有研究者提出了文学建构中的“新时代”概念。“新时代”是承接“新时期”的又一个崭新历史阶段。应该看到，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早已被垫高。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应只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思考，而应在与外界不断对话中摄取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方向。展望这一视野下的《红楼梦》研究前景，正是对“新时代”红学的深情呼唤。

（作者单位：中国红楼梦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