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盟80多年历史中，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大师级人物。这些民盟先贤的名字始终为人们所铭记，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术上作出的卓越成就，更因为他们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操守与做人为学的品格，他们的精神遗产长久地影响着一代代后学。近日，第十二届民盟文化论坛在沪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民盟先贤的精神遗产与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现将部分稿件刊发如下。


熊佛西：至真至善的戏剧教育家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 厉震林

一

一所大学的文化，往往通过一些逸闻趣事呈现出来。它是生动的，充满质感的，甚至是荒腔走板的。它可以让人触摸到大学的内心，它的跳动、脉动和律动，都是可以真切感受的。有时，民间裨史比正史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更令人着迷。

作为余秋雨老师的学生，我时常与他聚会。余老师作为上戏的老人，好说学校的往事。我总是静静地听着，不会言语，任余老师的思绪飘荡在上戏的上空。他在检索着一个个人物，也在检索着上戏的历史。有一个人物，总是成为话题的中心，绕来绕去又回到他的身上。

他就是熊佛西。民盟盟员，上海戏剧学院老院长。

在上戏，熊佛西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担任院长19年，最后在院长的岗位上倒下。他将自己的精神塑造成为上戏的精神。上戏，就是熊佛西的丰碑。

在余老师的史话闲谈中，有关熊佛西的几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是，1960年代初期，已是晚年的熊佛西仍喜欢在校园里转来转去，碰到师生就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一日，他又在校园里转悠，碰到一个女生路过，便问她是哪个系的，女生答曰舞台美术系，问叫什么名字，答某某某。五分钟之后，女生折返，又碰到熊佛西，熊佛西笑眯眯地问她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这下女生不高兴了，“熊院长，五分钟之前您不是刚刚问过我吗？”熊佛西哈哈笑了起来：“看我这记性，下次再记不住，你就罚我一个鸡蛋。”三年困难时期，鸡蛋可是稀罕物，罚一个鸡蛋似乎是儿戏，又是晚年的大艺术家的一颗童心，在一个青年学生面前，它或许与后者关系更为紧密。根据艺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师级的艺术家大多有一颗童心，否则难成纯净撩人的作品。熊佛西是否深知其奥秘，在向学生亲身示范？

第二件事是，上海戏剧学院创校时原在四川北路的横浜桥，一栋西式大楼，上戏却只占据三四楼两层。堂堂一所本科高等院校，连一栋完整的教学大楼都没有，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决定给上戏、上音另觅新地，上戏的新址是从现在的华山路校区到乌鲁木齐路为止。熊佛西在新校址慢悠悠地转了几圈，内心的兴奋无以言表，但是新的顾虑又产生了。他去找了领导，说这个校园太大了，需要雇多少清洁工啊。真是可爱的书生啊，考虑问题实事求是，绝不虚诓。于是，上戏的校园就留下了目前的这块。从现在来看，上戏长期为办学空间紧张而发愁，熊佛西似乎缺乏一点战略眼光。但是从当时来看，从半栋楼到一个园，已经足够大了。熊佛西是一个实在的人，也做实在的事，做人、搞艺术、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实在啊。

第三件事是，熊佛西在上戏有一句名言，他向来喊学生为“孩子”，开会时他一讲话，开头一定是“我的孩子们”。因为他爱学生不比爱他自己的孩子少。他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从事戏剧教育。2020年上戏75周年校庆时重演话剧《熊佛西》，扮演熊佛西的演员尹铸胜在研究了熊佛西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心哪，他怎么就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能够坚守、坚持一辈子只做戏剧教育，他一定是对这个国家、对生活有深刻感悟的人。”这应该不是虚言。熊佛西真把学生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学生没钱读书，他给；学生没有蚊帐，他买；学生食堂没有粮食，他将自己家的粮食送去；学生要被国民党政府抓了，他帮其转移出去。还有一个坊间故事有待考证：民国时期学生在剧院演戏，他在腰里藏了一颗手榴弹，在门口站岗，以防坏人捣乱。殷殷其心，胜似父母。

听余老师的“佛西闲话”，我似有所悟，对熊佛西与上戏的精神理解更深了。

二

熊佛西出身江西农家，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三年上完四年课程，还写了《青春的悲哀》等七部话剧，出版了一本戏剧集。毕业以后，他回到母校任教。校长公子赴美留学，需有人陪读，看中了熊佛西，于是他得以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戏剧。其实，父亲一直要熊佛西跟他习商，但是在熊佛西心目中，戏剧不仅是娱乐，还是开启民智的工具、社会改造的方法，因此选为终身志业。

回国后，他到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授兼戏剧系主任。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业就是戏剧教育，从此终身不移。但是，有志于以戏剧改造中国社会的熊佛西是不会满足于戏剧课堂的，他希望自己成为中国的易卜生。于是，在晏阳初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到河北定县搞农民戏剧实验运动。从此，他开始了艰难的戏剧教育运动，三次举办，三次被裁撤或者面临裁撤。正是由于这种艰难，他才深知戏剧教育的不易，才会爱生如子，将满腔的爱献给学生。

第一次是1932年1月，他率领部分师生到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活动，办农民戏剧学习班，成立农民剧团。他认为“农民就是今日的大众”。他的夫人朱君允在散文《灯光》中描述道：“那时佛西在定县农民剧场初次试演他的《过渡》。……剧人们坚毅的主张，热烈的情绪克服了大地的一切。那远村近舍的农人们，千百成群，自然流动，向着这剧场灯光集中而来。可爱的农人们，坦白虚怀地接受一切。他们欢欣地聚集在剧场的集团空气之下，屏息宁神浸润在剧情中，舞台上热烈兴奋的场景紧紧地系着他们的注意力。刺骨寒夜并不能威胁他们离开剧场。星月光棱下，无边田野上，只见灯光流动，人影回环，那是多么可爱的一幅美景呀！”

但是，1936年日军进犯河北，农民戏剧实验基地被摧毁了。这是熊佛西的戏剧教育第一次遭受摧残。日军进攻定县始终未能得逞，民众奋起反抗，意志如钢。研究专家认为，这应该与熊佛西的农民戏剧实验运动有关，戏剧转化为精神，熊佛西是成功的。

第二次是1938年8月，熊佛西在成都创办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任校长，后改名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故而他也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创始人。此校颇受国民党政府忌惮，时常受压制，1941年终致被裁撤。短短几年，熊佛西的又一个戏剧教育梦破灭了。

第三次是熊佛西受校长顾仲彝之邀，到1945年12月成立的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担任教授。该校群星璀璨，田汉、曹禺、欧阳予倩等名家均在此任职。因演出进步戏剧，194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以“节约开支”为名裁撤该校，遭上海文化界一致反对，熊佛西等文化名人集体发表抗议宣言。学校保住了，校长顾仲彝却被逼走了，于是大家公推熊佛西出任校长，熊佛西的名字就此永远与这所戏剧教育的“南派”领袖学校联系在了一起。

国民党政府虽然收回裁撤命令，却在各方面制造麻烦，克扣经费、不给校址、通缉学生，师生只得靠举办公演勉力支撑。国民党政府还发起“倒熊运动”，意欲将熊佛西赶走。在众人的支持下，熊佛西坚决抵抗，终于迎来上海解放。

三次办学，三次被裁或差点被裁的曲折经历，使戏剧教育成为熊佛西的灵魂性使命。他的爱戏剧、爱教育、爱学生，均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三

上海戏剧学院有四个校区，每个校区的门厅都挂着一段话：“培养人才的目标首先应该注重人格的陶铸，使每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有志操的‘人’，然后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是上戏的校训，摘自熊佛西的文章。这个校训概括起来是“学做人、学演戏”六个字，做人在演戏之前，做好了人，演戏才能真正的好，要做到做人和演戏的内在统一。更简短一点的话，校训还可以概括为“人格”两个字，戏剧教育最重要的是“人格的陶铸”，拥有“健全的人格”。我在主持教务处工作时，曾经提出上戏的教育宗旨是文化人格教育，它包括理想与信念、克服挫折心理、集体协同精神、仁爱之心、保持天籁童心等，具体途径是“两个习惯”和“两个方法”，“两个习惯”是读书的习惯和思考的习惯，“两个方法”是做人的方法和做学问的方法。持之日久，学生应该能够在人格上有所悟、有所行动。熊佛西的学生、著名导演熊源伟总结过人才成长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技术阶段，要掌握扎实的基本功，如此才能有资格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其次是文化阶段，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有文化，光有技术，无深刻的专业和人生领悟，作品不可能深邃迷人；最后是人格阶段，要晋级大师，人格修为是前提，许多艺术家作品也不错，但就是成不了大师，细想一下还是人格修为差了一口气。我的主张和熊源伟的“人格优先论”都是源于熊佛西的校训，是熊佛西戏剧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

熊源伟亲聆熊佛西的教诲，侍立身旁有年，他对熊佛西教育理念的总结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第一，以人为本，即前述的“人格”教育；第二，兼收并蓄，跨专业、跨工种学习；第三，学风严谨，基本功一定要扎实；第四，打破壁垒，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兼容学习；第五，注重实践，戏剧是一门实践的学科；第六，戏剧大众化，开门办学，让戏剧走向中国社会。我基本赞同熊源伟的观点。我认为，熊佛西的两个教育思想——个性和严谨，似乎是一正一反，又是一体两面的，是他的精髓和核心。

先说个性，这对艺术院校学生至为根本。一位艺术家说过，世界上哪有什么艺术作品，只有一个个艺术家，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每一个艺术家的个性倾述，没有个性魅力，就没有艺术作品的魅力。通常的情况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刚入学时个性四射，经过四年教育，在主讲教师的锤打之下，一个个都变得符合主讲教师的美学，表演看上去整整齐齐，毫无破绽，却是四平八稳，没有个性力量。熊佛西深知其味，早早提出因材施教，爱护和培养学生的个性。他认为，教育是树人的，而且应该以个性树人，确立人的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样的教育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培养人和解放人的教育。这在中国戏剧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是符合艺术本体的，也是引领戏剧教育发展的，是一位戏剧教育家的战略思考。

再说严谨，大的架构对艺术来说是重要的，但它需要通过一个个小的细节编织，需要耐心、仔细和严格。熊佛西的名言是“演员在舞台上，站着就是雕塑，动着就是舞蹈”。上戏的校友都知道，熊佛西的热情是出名的，严格也是出名的，他的热情和对学生的爱往往是以严格的形式出现的。熊佛西的学生、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民盟盟员曹雷曾这样回忆道：“四年级我们班排的毕业剧目是《玩偶之家》，熊院长亲自来执导，同学听说后都诚惶诚恐。我因为被派演娜拉一角，更是紧张，事先看了很多书，做了不少案头工作。谁知生活上大大咧咧的我，第一课就被他抓住弱点：‘曹雷，你怎么可以穿着短裤进教室？’其实，我穿的是裙裤，但即使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何况我们排的是上个世纪的戏，这样的穿着与人物距离太远。我吓得赶紧跑回宿舍去换装，以后上课，再也不敢怠慢。后来，熊院长又要求我们从形体上寻找人物的感觉，首先要我们学会穿高跟鞋。那个年代，高跟鞋是很少的，为了练习，我们只能到淮海路的旧货商店去觅老外卖掉的旧高跟鞋，天天不离脚。有一回排戏，我穿了双布鞋，熊院长硬是逼着我立刻去换掉，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在公演的前一夜，《玩偶之家》进行彩排，其实是一次内部正式演出，剧场坐满了文艺界的前辈以及话剧院、电影厂的导演和演员。熊院长就坐在第二排的正中。幕启了，我饰演的娜拉第一个上场，抱着一大堆给孩子们买的圣诞节礼物，兴冲冲地回家。才演了大约两分钟，忽然，熊院长从观众席里站起来，指着我大声说：‘不对！曹雷，你演的是什么东西！感觉不对！闭幕！重来！’我站在台中央，面对着剧场里黑压压一片的观众，完全傻了。大幕慢慢关上了，我回到侧幕，也顾不得委屈，在老师的帮助下，赶紧排除杂念，重新寻找人物的思想、感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找到准确的心理节奏以后，换一个步态上场。这下好多了！……这件事，后来成了很多人的谈资，我当然终生都不会忘记。”相信这样的经历，许多上戏人都有过，在温馨中遭遇着严格，在严格中体验着温馨。

熊佛西以他的成就，位列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之一。这位额头宽宽的、笑眯眯的、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的戏剧老人，永远活在上戏的校园里，活在上戏人的心中。

我们应该怎样继承陈望道先生的精神遗产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驰

陈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中文正文全译本的译者，也是著名的修辞学专家，他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之作。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复旦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复旦人亲切地称他为“望老”，同时他还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工作。作为民盟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怎样继承陈望道先生的精神遗产呢？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今天我们借用这段话来评价望老，同样不为过。

望老是一个高尚的人。贾植芳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与胡风有深厚友谊，1955年受胡风事件影响，经历多年牢狱之灾，其妻任敏也多受磨难。在贾植芳夫妇最为困难的时候，是望老伸出了援手。贾先生直至晚年还经常念叨当年望老在他被捕前对他的关照。那时，望老每月都让夫人蔡葵给贾先生送去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蔡葵却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点。”对此贾先生说：“你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这样不露痕迹地帮人于最困难之时，其品格还不高尚吗？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统计望老究竟资助过多少人，也无法统计其资助的金额，但复旦人都知道望老习惯于请人“帮助花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支援穷学生，且从不声张。

望老是一个纯粹的人。望老首先是个纯粹的学者，他在谈到自己怎样研究起修辞来的时候说，“五四”文学革命主张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可是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许多翻译文章也翻译得很生硬。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于是，他开始对修辞学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于1932年出版了《修辞学发凡》。这部书共分12篇，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全面概括。他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体系，即便是今天来重新评价这个体系，它也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望老在写作过程中自觉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尝试。

同时，望老也有自己的学术立场。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北大某教授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望老实在听不下去，顶了他一句：“……这里是我们中国。”在制定汉语拉丁化字母方案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字母，很多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没人敢直言，此时是望老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说斯拉夫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望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知道，沈志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委主委。沈老与望老可谓老友，1920年代，他在上海大学附中任教务处副主任时，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的正是陈望道。此间，沈志远受到了《新青年》《觉悟》《向导》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参加了五卅运动，并于1925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沈志远被划为“右派”，望老接替沈志远担任了民盟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据民盟老同志和沈志远后人回忆，一次民盟市委开会，沈志远坐在门边，望老见后大声喊沈先生，请他到前排就座，并说“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师”。这无疑给了沈先生莫大的温暖。不难想象，在人们普遍对“右派”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望老这样做要背负多大的政治风险。

望老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曾不止一次告诫年轻人，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望老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书本上的知识应该学好，因为它是我们实践的基石；同时也要多创造，多实践。望老在任教期间非常注重学风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提倡创造与创新。当年走出复旦校门的学子无不眷恋复旦大学的学风，这背后少不了老校长的严谨治校。

望老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望老翻译《共产党宣言》，如同普罗米修斯，给沉寂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希望的火种。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早年热衷于马克思主义，他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打算译成中文，但他细细看了一下后就放了下来，因为翻译难度太大，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来往较多，二人都常为《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陈望道最终完成全书翻译，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份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共产党宣言》，除正文四个章节外，还包括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在其逝世后的十多年中，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各个译本写了多个序言，这些序言对准确理解《共产党宣言》起了重要作用。如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写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机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句话的内涵包括：第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第二，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其实也是《共产党宣言》的总纲。不了解这个序言，就忽略了《共产党宣言》的总纲，可见这个序言在全书的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查阅陈望道先生的译本时会发现，全书没有一篇序言，准确地说，陈望道先生的译本只是一个“正文的全译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足本译本”。这当然不该苛求陈望道先生，事实上《共产党宣言》的几个日译本均没有任何序言，这个缺陷是翻译的底本决定的。底本和译本对原著的精准理解至关重要。

今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凝聚了几代马克思主义学人（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望老）的心血，当然还有不少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从望老的译本我们也不难看出译者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这个译本只是正文的全译本，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认真汲取的。

望老是位学者，但又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他的治学始终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翻译《共产党宣言》如此，出版《修辞学发凡》同样如此。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担任《新青年》主编时期的陈望道采取“树旗帜”的办刊方针，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等人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改变刊物性质甚至停办，但陈望道毫不妥协地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面对改良主义者张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陈望道发表文章与之坚决斗争。通过与胡适、张东荪等人的论战，陈望道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纵观望老的一生，一旦尝过了“真理的味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未曾改变。今天我们纪念望老，就是要谨记先生的这些优秀品格，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践行者和坚守者的使命。

徐中玉先生“文化育人”的三重境界

华东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王同彤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零、二零年代出生的学者见证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经历最为动荡。虽然经受了种种不平和磨难，但他们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撑起了中国学术的脊梁，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担当，始终立于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前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民盟盟员徐中玉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徐中玉先生百岁人生的大半岁月皆奉献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历经青年时代倡导民族文学以期唤醒苍生的“文学育人”，到中年创办《文艺理论研究》推动学术发展的“学术育人”，再到晚年倡导和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突破专业教育限制的“通识育人”，徐先生始终贯彻了“文化育人”的初心与使命。“从来学术贵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所幸教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这首“九叶派”诗人王辛迪为徐中玉九十华诞所作的贺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徐中玉先生学养与风骨、修身与育人并重的一生。

高擎民族文学大旗：“文须有益于天下”

1915年2月15日，徐中玉出生于江阴县华士镇一户中医之家，小学时期即接受了现代学校的新式教育。1929年，徐中玉进入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激愤，上海大学生发起去南京请愿，无锡学生声援，徐中玉也投身其中，尽管请愿无疾而终，“但毕竟表现了我们中国的民气”。之后，他在江阴县报及校印刊物上以文学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他曾说：“高中读书时我已爱好习作，是从写抗日宣传文字开始的。”

1934年，徐中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抗战全面爆发后，山大从青岛内迁，最后并入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民族存亡的关头，徐中玉走出书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二·九”运动期间还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曾担任中央大学文学会主席，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到学校讲演，开风气之先。徐中玉也经老舍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其中唯一的在读学生，并在《抗战文艺》《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抗战文艺作品。1941年年初，在整理大学时期发表的若干抗战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徐中玉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抗战中的文学》出版。

可以说，徐中玉是以抗战文论开始其学术生涯、登上学术舞台的。而这一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日，民族主义成为各个阶级、阶层普遍接受的统摄性意识形态，文艺界高度重视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1941年从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业后，徐中玉留校任教。受学校委派，他专门开设了“民族文学”课程，并力图纠正“许多大学以只讲解几篇稍有民族思想的诗文词曲，就算讲授了这个课程的办法”的浅陋之风，还先后在《大公报》《文艺先锋》等报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对民族文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1944年2月结集为《民族文学论文初集》出版。

这一时期的徐中玉通过对民族文学的关注和呼吁，试图首先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回应了当时抗击侵略的最直接时代需求。但徐先生的眼光显然更加长远，他意识到了民族文学在启蒙人民的爱国意识、民族意识，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转型方面的“文化育人”意义。他的民族文学理论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基础，又具备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启蒙主义等新的质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民族文学的种种误解。

以《论文学上的爱国主义》一文为例，徐中玉认为民主主义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在国家民族范围之内，人民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与进步，就是爱国主义炽热的保证。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才能发展其良知良能，尽其最大的努力以贡献于国家民族。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才能‘感觉’到爱国的必要，爱国才不是一个悬空的理想，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道德，真能鼓舞群伦，使人生死以之的道德。”基于此，他认为“真正的民族文学要求民族间的一切平等，也要求民族内的一切平等”。他希望民族文学不单成为救亡复兴的旗号，更能为民族自由、民主而启蒙。

1946年，徐中玉返回山东大学任教，其间因支持学生进步运动被国民党教育部密令解聘。1948年，徐中玉受聘于沪江大学中文系，同时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中文系兼课，其间参与创办上海市“大教联”，为“第二条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转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从1957年到1976年，徐中玉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但他“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这为新时期他在学术上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办《文艺理论研究》：突破学术禁区的创新

1978年，徐中玉的学术与行政职务陆续恢复，他富有远见地看到学会、刊物等学术研究组织和媒介对大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并着手付诸实践。1979年5月，徐中玉和周扬、陈荒煤等人组建了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会址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1980年6月，研究会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其固定栏目《国外文艺理论译丛》《文论动态》在当时均属首创。1985年，学会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为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为会刊主编。

1980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是在庐山召开的，徐中玉回忆道：“大会讨论了文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王若水还谈了异化问题，丁玲对异化问题是持保留意见的。在那时候提异化问题，蛮尖锐，现在已不稀奇了。异化问题大量存在，讳疾不谈，不利于改革。会后，我们还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了一些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关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上海文学》讨论得比较早。他们搞了一组文章，其中也有我的一篇，我主要写了鲁迅，鲁迅并不赞成文学完全政治化。他讲，文学有宣传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宣传都是文学。极左时期，时时处处都讲阶级斗争，不真实。怎能一味讲阶级斗争？研究文学，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文学作品，然后再讲别的。”徐中玉先生在这一时期勇于创新、敢闯学术禁区的精神可见一斑。

与之同时，徐中玉还以华东师大中文系为基地，倡导、举办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延请郭绍虞、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等20余位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为全国各地近40名学员授课。在此基础上，徐中玉与郭绍虞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刊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徐中玉自1984年第九辑起担任主编。

《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两本刊物成为新时期这两个学术领域著名学者发表成果的主阵地，也培养了一大批学界新人，极大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徐中玉先生可谓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曲折发展的见证人和当之无愧的推动者。

从“文学育人”到“学术育人”，徐中玉先生“文化育人”境界递进至第二重，这固然有着历史与时代的需要，但也体现了徐先生高度的学术敏锐性，以及对学术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对于学术研究需与时俱进、不能故步自封的特点，徐先生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2013年，徐中玉在访谈中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后续发展提出了期望：“《文艺理论研究》接下来的方向，还是要延续现在的风格，要对大学的教学有帮助，文章要有新意，研究题目不要过大，不能搞空洞和华而不实的东西。翻译外国的理论文章也要，但是要跟我们中国本身的需要结合起来。”

倡导“大学语文”：大学不能“失语”

作为“大学语文”课程40年发展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以及《大学语文》教材的主要设计者与引领者，徐中玉的形象与“大学语文”这四个字似乎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由于1952年院系大调整等因素，各高校原有的“大学语文”课程中断了30年时间，使得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严重滞后。徐中玉曾在访谈中回顾当年恢复该课的思考：“今天开设这课，其目的、要求和任务，都还应当比之过去有更新、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在拨乱反正，国家需要迅速实现四化的今天，各科大学生都要有更高的文化修养，都更应重视精神文明。”

有鉴于此，20世纪70年代末，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都疾呼要恢复母语教育。1978年，徐中玉与匡亚明共同发起，率先在两校恢复了“大学语文”课程，并于1980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决心把“大学语文”课程推向全国。此举得到数十所大学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继而得到国家重视。此后，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高校蔚然成风，成为提高全民族人文素质的重要举措。

在徐中玉看来，让学生“成人”是大学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而这也是他新时期重开“大学语文”课程以来一以贯之的文化育人思想。徐中玉曾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要培养出一种文理相通，具有广博知识，善于创造、探索、开拓，能够适应多方面复杂工作需要的能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除了课程的开设，就是教材的建设。1980年10月，全国20余所大学的教师代表汇聚在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商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1981年，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不到两年，该教材即被全国文、理、法、工、医、农等300余所大专院校采用，1982年“补充教材”出版，发行10万册，销售一空。40年来，该教材已修订至第11版，总发行量达3000余万册。

徐中玉对《大学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是这样的：“我们主要应选本国过去和现当代国内外名家的最好的对我们当前建设有巨大现实意义的各体文学作品，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些作品能够体现高尚的理想、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深刻反映历史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密切关注的问题，表现真挚的思想感情、智慧理性、审美价值。”徐中玉在此特别指出《大学语文》选文应具有审美性，否则，“就与读传统的医药、科技、农业等古书无大区别了”，故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教材中《窦娥冤》和《西厢记》的并列。

“大学语文”是面向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的课程，因此常有教师认为，应结合不同的专业来选文，贴近学生需求，对学生将来的发展更有益。对此，徐中玉认为，“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归根结底是提升未来建设人才的思想品德、文化素养以及广泛的适应能力，最终目标是将大学生培育成乐于并确实能够为人民服务、既有专长又有各方面才能的新型人才，因此，不能“过于机械狭隘地理解这个课程的结合专业问题”。

徐中玉曾说过：“文化人对民族、国家要有自觉的责任担当。”可以说，倡导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积多年心血打磨《大学语文》教材，将徐先生“文化育人”的境界推上“通识育人”的最高一重。专业和学术前沿或因时而变，但经典和通识却历久弥新。而今，“通识教育”或“通识育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理念之一已经蔚然成风，而“大学语文”的课程和教材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环节和里程碑之作，也印证了徐中玉先生的远见卓识和文化担当，体现了他对教育本质和人文素养长期的思索与实践，“大学语文之父”的头衔他当之无愧。

余论

简要回顾徐先生在三个人生阶段中文学育人、学术育人、通识育人的历程，真可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界称徐中玉先生为人“外圆内方，至道不繁”，为文“文以载道，立德立言”，徐先生的为人为文之道，蕴藏和展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活力，无论何种时期，他一直保持那种强者自勉、固志不倦的进取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机。

徐先生的著作，绝不是就古论古，而是反观于今、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代性。他在《忧患深深八十年》中曾写道，“具有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则是每一个爱国者应有、能有的”。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强化民族自觉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并加以传承和弘扬，是徐先生一贯坚持的为人为学精神之一。徐中玉先生亦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和使命：“过渡时期出不了大手笔，写不出能领风骚数百年的大作品，果然如此也没大关系。后来者仍能从这个世纪的苦难探索、已见曙光的努力中得到启示，引发灵感。中国自有后来人。”只有通过一代代的学人秉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持续传承创新，国家和民族才有前进和发展的希望。

由文学至学术，由学术至通识，徐先生的学术历程和教育生涯，充分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情怀和意识。在笔者看来，我们这些民盟的后来人，特别是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肩负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更需以徐中玉先生为“文化育人”的典范，承先启后，除旧布新，以“文化育人”实现“立德树人”，将自己的一切贡献于培育为民族、国家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人才的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