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不灭的证明

托马斯·哈代是朴质的，朴质得有些沉闷。因为他对土地上的事物描绘得过于细腻，勾勒每一寸肌理和筋络，不厌其烦。因而文字细密，不可跳读，一跳读，气息和血脉就断了，意义就变了，必须耐着心性一寸一寸、一字一字地阅读。那么就不能卧读，要端坐在案边，施以潜心和庄重的态度。这一如锄耪庄稼，要盯紧了禾苗和草，以免误判。

进入5月，天气在热与非热之间，人心正可沉潜，便读哈代。多年前，我读过他的《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和《还乡》，知道他的写作是有自主意识的经营，要建筑自己的“威塞克斯”世系，依托土地和乡村呈现人性的真实，他的立意是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写有关“性格与环境”的系列小说。这一点很是打动我，因为我也是乡下人出身，始终不能摆脱土地对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的影响，便不由自主地接受他，把他的作品放在“经典阅读”的位置。

受他的影响，当然还有帕特里特·怀特、弗兰克·诺里斯和埃林·彼林的启发，我也开始我的“京西”世系的系列长篇小说写作。写到现在，文思凝滞了，便想到了“源泉”，便作返回原点的阅读，读哈代早期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

由于已经有了一定的写作体验，这时的阅读就没有了匍匐的姿态，而是反观与验证。于是我发现，他的这部作品更能生动、深刻地反映“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人物悲剧的命运总体上都是被环境所左右，人主观上的挣扎，其作用微乎其微；而且越是激烈地挣扎，越是走向个人意图的反面，反而加重了悲剧的烈度。到了最后，要想活命、要想安妥，就得妥协，放下身段与环境和解、与生活和解。

同时我还发现，哈代笔下的悲剧，其意义要比我所呈现的悲剧深刻和广大得多。除了我自身笔力不逮的因素以外，还缘于他环境的“优越”。我的环境京西山地是个狭小而闭塞的存在，人烟稀少，除了山林草木、野兽禽鸟，很少有外界的侵扰；而哈代的环境却是开放的：在广大的乡场之外是大海，还有步行街、旅店、酒馆、粮食交易所、桥梁、教堂。乡场，可以存储质朴美好的人性；教堂，可以固守原始的信仰和伦理；临海，增加了对外交流的可能，异质化的东西就会寻隙而入；交易所，引进了市场的元素，金钱的腐蚀就会不请自来——如此这般，变数就大了。

在我故乡的土地上，“低等动物的温驯平和和土著人群的温和平实是一致的”，人与动物都能友好相处，何况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信任，绝少猜疑与算计，不争竞、不敌视，即便是拌嘴，也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跟情仇无关。在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中，主人公最初的生存状况也是一样的，迈克·亨察德是个捆草工（麦客），哪里要收割，他就带着老婆和孩子到哪里去，靠出卖体力挣几个小钱，虽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却贫穷而快乐，便不自卑自怜。但是他们不幸走到了山地外的一个集镇，在一个粥棚里喝粥，悲剧就不声不响地上演了。在原始的村庄里，如果你旅途中饥饿，好心人会请你吃，那是无偿的体恤和基于良心的悲悯。粥棚就不一样了，那是买卖，盈利是前提。老板娘动了机心，不满足于鬻粥的那点薄利，而在粥里偷偷地掺上了烈性的朗姆酒，让你在果腹之外又有了饮的欲望，不得不额外地为酒买单。而且一饮就不可收束，自家女人的阻拦反而刺激起了男人的蛮性，一边放纵地饮着，一边恨，觉得自己的悲苦都是因为妇人的拖累。他荒唐地喊道：“谁肯给我五个畿尼，我就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谁。”正好这个集镇临海，自然就有钱袋饱满而无聊寂寞的水手上岸，一个叫林森的水手便应声答道：“我肯出五个畿尼。”迈克·亨察德吃了一惊，本来是酒后的戏言，却不幸要弄假成真，他犹豫了。周围人见状纷纷起哄，这激发了一个乡下人可悲的自尊和说话要算话的执念，他狠狠地一挥手，“她是你的了”。

哈代不禁写道：“集市上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以前的叶子跟现在的叶子有什么关系？”他潜在的意思是说，集市上的人不从感情的联系上看问题，虽摩肩接踵，一片喧哗，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别人的痛痒，对自己来说只是好玩的风景，不仅任由其发生，还要推波助澜地使其发生。

古道热肠的乡下与唯利是图的集镇终究不同，纯良与质朴一旦发生了位移，就身不由己地开始变异了。悲剧的发生便是环境支配之下的不自主的动作，当事人既是“罪人”，又是无辜的受害者，他既可恨又可怜，我们不忍指责，只能唏嘘而叹。

迈克·亨察德酒醒之后自然是痛悔，本能的动作就是寻妻。但是水手出身的林森是狡黠的，他知道庄稼人的心地，便迅速携女人逃离本地。寻妻未果，迈克·亨察德遂产生了强烈的“原罪”意识，他在悔恨中发奋，终于把自己造就成了农场主，还成了本地议员和卡斯特桥市的市长。问题就在于，他虽然位至市长，但底色不过是一个捆草工出身的农民，把握不了日益扩大的产业，他迫切地要找一个主管。恰好来了一个有海外经历的年轻人法夫瑞，迈克·亨察德不仅让他留宿，还倾听他的近乎卖弄的陈述，以至于被这个人欺骗，觉得他不仅有知识、有眼界，还精明强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由分说地把他留下，毫不设防地把商业事务交给他打理。要命的是，迈克·亨察德还把他当作知己，推杯换盏之间把自己酒后卖妻的事说给这个人听。农民式的厚道和轻信给他留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了他的沦陷和败落。

亨察德与法夫瑞堪称农业文明和市井（商业）文明的象征人物，土地的沉静往往敌不过市场的喧嚣，亨察德的产业渐渐被法夫瑞侵吞，最终被巧取而去，甚至连带自己的女人也被夺去。明明是被最信任的人坑害了，他也不恨，更不反抗，而是选择了认命——“性格即命运”的人性命题，在他这里得到了最生动、最痛彻的验证。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大地道德的捍卫者、著名散文家苇岸，他对农业文明无限眷念，对商业文明彻底对抗，态度是激烈的。有人说他褊狭，然而从哈代这里我看到了苇岸的深刻，土地人性的温柔哪里敌得过市场的冰冷与绝情？不是不敌，而是不忍，土地道德的伟大就在于有着种种的不忍；这种不忍，就是我们写作者常说的同情与悲悯。

背运的亨察德在败落之前也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被他卖掉的妻子来到了卡斯特桥地区，这给了法夫瑞一个绝好的机会，要用她给迈克·亨察德最后的一击，以取代他市长的位置。当法夫瑞将亨察德举报到法庭，庭长问亨察德是不是有卖妻之事，他起初还有些犹豫，但当他看到人群中妻子那张仓皇又苍白的脸，不忍之下，他对自己说，不能再伤害她了，便承认了。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冉·阿让因为背负了太多的苦难，有了坚强的意志和道德的力量，所以他在法庭上勇敢地承认自己死刑犯的身份。而亨察德不过是因偶然的因素和环境的作用给了他那样的地位和这样的现实处境，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虽然一个是自主，一个是被动，却有异曲同工的分量。而且我有理由说，后者比前者还要伟大，因为它是大地道德的胜利，是人性不灭的证明！

有人说，时代进化到现在，市场文明已经具有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因而乡土文学已“死”，“性格与环境”的小说更是老套过时。对哈代的阅读使我感到，这样的结论未免武断。姑且不说19世纪初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地理学”已有深刻的论断，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风尚与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关联性，对文学的发生发展起着关键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就我们的现实来说，大地广博、山河依旧，乡土之光兀自闪耀，且须臾不灭，仍作用于我们的人心与人性。况且，经典文本和大地本身都有力地证明着：乡土是生命的起点、人性的基点、情感的原点、伦理的支点；大地乡风淳朴、人文深厚，具有驻留和过滤的功能；土地上的人，具有自我审视、自我否定、自我净化、自我矫正、自我完善的品格。写的虽然是乡土，却是写给当代人的人性启示录、也是写给城市的现代寓言，对矫正人格、善化人心、淳化世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