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起草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极具风向标意义的司法文件，首次全面聚焦网暴议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以10多年前备受争议的“人肉搜索”为发端，网络暴力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手段、频率、规模不断升级。施暴者或躲在键盘背后肆意发泄人性之恶，或缚于“信息茧房”却自以为占据正义高地，各式诛心之论、精神霸凌的杀伤力已远超现实中的一般暴力。受害者轻则遭遇“社会性死亡”，重则精神崩溃、以死了结。近年来，由网暴引发的公共事件频发不止，可谓触目惊心。

由于网暴具有匿名性、群体性、即时性等特征，同时网暴与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往往不够清晰，对网暴的溯源、认定、举证、追责等都困难重重，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导致很多时候只能不了了之。要切除网暴这一网络毒瘤，就必须直面治理难点。在立法层面，目前网暴并非一个法律概念，缺乏明确的立法界定，与网暴有关的立法规定只散见于民法典、刑法、网络安全法等各层级立法中，缺乏针对性和协调性。正因此，《指导意见》可谓反网暴法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其中将网暴犯罪行为清晰划分为五种表现形态，并与刑法所规定的罪名逐一对标，进而确立了覆盖较为全面的网暴判断标准，基本解决了网暴的界定难题。《指导意见》还将网暴的“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明确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这无疑对那些博取“带血”流量的网红、机构乃至平台形成强大的震慑。诸如此类精细化的规则设计，无疑为惩治网暴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动指南。

《指导意见》针对治理网暴所面临的立案难、取证难、公诉难等难题，提出了一系列破解之策。比如，如果就侮辱、诽谤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通常情况下属于刑事自诉，自诉人须自行收集证据，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才会提起公诉。然而网暴受害者与施暴者往往素不相识，面对匿名、海量的网暴攻击，个体根本无力收集证据。对此，《指导意见》一方面要求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则要求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常见的网暴恶果均纳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之列。此外，《指导意见》针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网暴行为，首次明确引入了公益诉讼机制。这不仅为网暴受害者开辟了更为通畅的法律救济渠道，也彰显了公权机关积极作为的责任担当。

同时应当看到，《指导意见》侧重的是以公检法为主体的执法、司法机制，但治理网暴是需要多方共治的系统工程，既包括政府部门的执法职责、网络平台的监管义务，也包括公民群体的积极参与、网络生态的良性改造，等等。因此，《指导意见》并非反网暴法制建设的终点。未来，除了及时修改相关立法，还有必要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为铲除网暴奠定更为坚实的法制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