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开渠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艺术活动发端于中国现代美术的萌芽时期，他的一生始终走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前沿，为中国现代雕塑确立了新标准、开启了新路径。为纪念刘开渠诞辰120周年，我刊特邀专家学者重温经典，以追怀这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

兼收并蓄 传承创新

——刘开渠的美学思想

张玉梅

刘开渠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中国现代雕塑事业以及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于1928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师从法国著名雕塑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朴舍教授。在法国学习雕塑期间，刘开渠掌握了扎实的西方雕塑技巧，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发展兼收并蓄的民族艺术之路。

刘开渠是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并担任此职务30年，为美术馆建设、美育推广作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开拓，在雕塑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追求民族审美等重大理论和创作命题上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他雕塑的形象，不但体现了一种超拔于形态的单纯之美，更体现了创作者光明磊落的人格之美。通过作品，刘开渠将中国精神凝固在时间的节点上，表现了对善与恶、美与丑、雅与俗的价值判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这样评价刘开渠：他把雕塑艺术返还给人民大众，还给大写的“人”。在那些精彩的作品中，人性的力量与生命的意义深深渗透到泥、石、木、铜之中，将雕塑家心灵的无限意境通过形式集中表现出来，犹如一盏盏永恒不灭的精神之灯照耀出它的荣光。在刘开渠诞辰120周年之际，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为我们未来美术创作与美育事业的推进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雕塑的审美

刘开渠一生致力于推广和普及雕塑的审美艺术，并发表了多篇文章。人们可能认为雕塑最容易欣赏，因为它有长短、有厚薄、有方圆、有体积、很直观，将雕刻艺术理解为雕刻术。人们最常用的判断标准是“像不像”，认为人物雕像一定要像才有价值，这种审美判断失之偏颇。刘开渠认为雕塑最难欣赏，雕塑是艺术，不是照相机或机器人一类的技术。像不像是技术，能不能感动观者是艺术。欣赏雕塑要用欣赏音乐的方法与想象力，否则观者必为雕塑题材所限，而感觉不到作品的美。欣赏雕塑同欣赏音乐是一样的，没有这种艺术素养的人，是不太容易看得懂、听得明白的。其实不只雕塑与音乐，所有艺术精品都需要人们有欣赏的能力，才能感受到它们的伟大。而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经年累月的影响与熏陶，是逐步提升的过程，美术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美育普及作用。

一件作品如果只能让观者觉得替实物留了一个像，那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好的雕塑就是丰富的生命，就是完美无缺的宇宙。刘开渠认为造型艺术中，雕塑最难、最吃力。一个雕塑家不但要有思想，还要有强健的身体；不但要有丰富的感情，而且要有明确的理智。雕塑作品的技艺很巧妙，第一巧要形美神足，雕塑如形不美，首先会让人感觉不快，妨碍了观者去体会作品的内容，但只讲形美而神不足，就难以回味悠长。我国有许多形美神足的佛像。第二巧是体形与重量兼备。只看重重量，轻视体形，会让人感到体形不整、交代不清，而重量或体积感做得不够，体形就是个空壳，没有分量。两者充分结合，可以使作品的生命力充沛。第三巧是题材内容与制作材料的巧妙结合，可以增加雕塑的艺术价值。

刘开渠强调雕塑的意境要突出。任何艺术品都有意境，意境愈突出愈能够让人念念不忘。雕塑作品的意境应更鲜明、突出。因为雕塑是用金属、实木等材料表现的艺术品，在陈述题材、故事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能像小说那样前前后后加以描写，也不能如绘画一样利用透视、色彩等上下左右地安排人物、描绘景致、渲染气氛，即便是浮雕也有其局限性。雕塑的特点和长处就在于概括题材、突出意境。如果意境不突出，雕塑作品很难感动人。

懂得了雕塑的妙处，我们在欣赏作品时，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领会与体悟。首先，不要用欣赏其他艺术的眼光去看雕塑，它们都是艺术，有共同之处，但又有其不能互相代替的特点。只有用雕塑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去欣赏，才能真正认识雕塑艺术，感受到雕塑的美和丰富的意境。其次，雕塑是立体的，要从各个角度去看，在不同的光线下去看，每个侧面、每个光照的变化都能构成一种意境、一幅画面。

刘开渠说，雕塑如诗一样，每个观者对作品会有自己的不同感受。所以，只要观者觉得这件作品感动了自己，使他能够在思想上得到启示，在美上得到感悟，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件作品就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了。有的评论家会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欣赏也并不难，“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在雕塑艺术上也是如此，只要多看、多琢磨、多体会，观众不仅会知道怎样欣赏，而且可能也会上手做做雕塑了。

艺术的标准

艺术贵在独创，贵在初心。形式要不断地创造，内容要不断地出新，艺术才能向前发展。创新不是要与传统划清界限，而是追根溯源，进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任何艺术都有源流，总有后人在总结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发展，这是中华艺术发展史的脉络。刘开渠说，我们的现代雕塑有两条“流”，一古一洋。古的也好，洋的也好，都是借鉴前人或别人的经验来发展和提高我们的雕塑艺术水平。但要记取“邯郸学步”的教训，如果片面追求形式而不惜损害内容的表现，就本末倒置了。

曾经有人问刘开渠旧瓶装新酒好不好，他说：“对于旧形式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在诗词创作方面有成功的作品。雕塑是造型艺术，它的内容对形式的依存，是不同于语言艺术的。我见过这样的作品，把现实题材硬塞进汉画像石里，结果新内容被旧形式吞噬了，观者只能看到‘旧瓶’，而品不到‘新酒’的味道。恐怕这不能算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尊重，更谈不上创新、向前发展了。”

我们不能混淆“旧瓶新酒”与“推陈出新”的概念。推陈出新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雕塑是形式感很强的艺术，但不能脱离内容，为形式而形式。刘开渠曾多次提到他最欣赏的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的观点——“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水的柔软和流动，使它能够适应各种形状，形成涟漪。木杆的坚硬和力量，为花萼提供支撑和承载，花萼得以展开和振动。“文附质也”指明文学作品的形式（文）依附于内容（质）。也就是说，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是作品的根本，同时，形式也应当像水一样灵活多变，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个观点也适用于艺术理论。独创和出新，不仅是在形式上出新花样，还要创造出新形象、新意境、新思想、新的时代精神来。

在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上，刘开渠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画自晋唐以后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追古、摹古，古优今劣，以古为师。刘开渠在解析石涛画论的文章中说，石涛是一个表现主义者，为表现自己宁使不画，也不肯降格地投诚在技巧或他人的方法之下。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特有的人物，石涛的《画语录》是一部造诣极深的著述，“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刘开渠提出中国画不能泥古不化，必须要有自己的面貌，艺术的要素在创造，在表现自我，不与他人雷同。所谓的文人画，除了具备文人的条件，加上“独自创造，不蹈他人蹊径，才算顶有价值”。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启发下，寻找它未曾挖掘过的新方向，创造有异于前人的新作品。那种笔笔要有古人的“来历”，要以古为“根据”，是给创作设限的方式。学“唐马”，应学唐代雕塑家怎样认识马，概括他们创作马的精神和方法，通过深入的了解表现出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马，并舍弃和前人所感雷同的部分。否则必然是抄袭前人所塑造的马，是“今人骑唐马”了。

对民族和民间雕塑优良传统的继承是我们当下高度关注的问题。刘开渠曾旗帜鲜明地反对轻视民族民间雕塑和盲目崇拜西洋雕塑，甚至将希腊和欧洲一些雕塑家当作偶像来崇拜，认为他们是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拿他们的作品来衡量我们的雕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必须重视和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雕塑遗产，不割断传统、抛弃传统，但也不能墨守成规，因袭前人。对于“洋为中用”，刘开渠举了油画的例子说明，油画技术在随着创作的需要不断演化，透视学和解剖学的发展促进了油画技法的更新，这是循环前进不已的。我们若是停止在“引进”上，而不根据创作进行研究和应用，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文化要继承，继承不是模仿，而是发展。发展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和尊重。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要创造新的传统、新的艺术，这是真正的推陈出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艺术，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刘开渠说，不论标准怎样改变，真实地、富于艺术性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鼓舞人民前进，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艺术就是好的艺术，就是美的艺术。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文艺部）


刘开渠在上海（1946—1949）

赵彦

1946年9月25日，时年42岁的刘开渠重返上海，9月27日，沪上各大媒体刊载了刘开渠抵沪并将就职上海市工务局从事都市美术设计的新闻，字里行间洋溢着社会各界对这位著名雕塑家复兴大上海的期待。刘开渠离开上海已10年有余，而此次返沪则是刘开渠寻找光明、雕塑人生的重要阶段。

刘开渠此次返沪求职系经原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时任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委会组长郭有守协助，由国民党元老张群向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举荐而成。赵祖康很快安排刘开渠就职，让其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技正、造园课美术工作室主任。限于经济拮据，刘开渠一家先暂住岳母家，后来才举家搬至园场管理处下辖的第三苗圃（建国西路101号，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设为儿童交通公园、卢湾区体育场等）内存放工具的库房里。阿丹曾在《雕塑家刘开渠的浮刻小像》一文中对这几间库房所在的苗圃环境极尽赞美，“那里野草齐膝，鲜花常年不断，疏林短树间，早晚闻鸟音。在这寂静的田野似的风光中，他整日在他小小的工作室里，向最高的艺术理想致追求”。在革命浪漫主义溢于笔尖的同时，殊不知，刘开渠此时亦为不能自由地从事雕塑艺术创作而苦恼、头痛，艺术的光明在哪里，又当如何雕塑人生？据刘开渠回忆，库房外有一个很大的清粪池，风一吹，气味就扑进房屋，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但这并未消磨刘开渠的创作斗志和激情，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他不仅认真投入园场管理处的美术设计工作，还忘我地创作了一批艺术精品，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都市美术设计

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造园课的主要工作即负责“全市园林旷场林荫道的规划设计与改进推广工作”，刘开渠和助手姚继勋主要负责园林和旷场中的美术设计。彼时园场管理处处长兼总技正程世抚正在主持编制新一轮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在绿地和公园系统方面也有了全新的设想，而刘开渠提出的都市美术设计思想恰好成为这一庞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10月，上海市美术中心举办美术讲座，邀请刘开渠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主讲《都市美术之重要》。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顾了自己在欧洲游历意大利罗马和法国巴黎的见闻，结合当时的形势认为日后的工作“大约先从公园的美术设计入手吧”。刘开渠在《工程导报》上发表《创造新的都市美术》一文，详细阐述了都市美术设计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思路，即既不能趋于复古，又不能醉心西洋，而是“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独立的，即是说一种能够表现现代中国的都市美术、以养成市民有自信的心理和创造的精神”。他特别强调把建筑师、雕刻师、园艺师统筹起来，“以民族精神、国家思想与时代潮流为根据的去创造，尤为全部重要的关键。至于如何才能创造新建筑、新雕刻、新的园场布置那更须分别加以研究、说明”。在工务局的安排下，刘开渠先后参与了修缮和平女神像、筹备上海美术馆、设计英士公园陈英士雕像等工作。

1947年3月，旅沪英侨反映和平女神像自损毁后一直未获安置，提请政府重修和平女神像，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世界军民。和平女神像系1924年欧洲侨民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取胜而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雕像因日军制造武器弹药需要用铜而推倒无存。上海特别市政府特派工务局园场管理处的刘开渠与英国领事馆接洽，研究和平女神像之损坏程度并拟由市政府拨款修缮。为此刘开渠建议除恢复原址外，在和平女神像周围铺展草坪以增美观，同时将四周立体铜像改为农工兵学商代表铜像，以象征中国抗战的团结与胜利。最终，设计方案因英侨没有同意而搁浅。

1947年4月，上海特别市政府计划筹建上海美术馆，批准在陕西南路139号（原卢湾区体育馆）设立上海美术馆筹备处。刘开渠受聘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并于同年7月1日在筹备处参加设计委员会首次会议。此事最终囿于时局也无疾而终。

侵华日军“海军表忠塔”位于江湾路，总面积400余亩。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去除侵略痕迹。1947年3月9日，市参议会提案认为该地宜“改建为英士公园，以资纪念革命先烈”，面积“较中山及中正公园为大……离教仁公园颇近，将来如筑林荫大道以联贯之，环境之佳可以媲美欧美布置”。该规划拟在保留可用设施、去除日本风格之外，在原纪念碑塔顶重铸陈英士纪念像，并请刘开渠主持该项设计。

遗憾的是，以上刘开渠参与的尚有记录在案的造园课都市美术工作大多停留在图纸设计阶段，均未能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坚定了刘开渠为梦想而努力的决心与信心。

雕塑艺术创作

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刘开渠还挤出时间以极大的热情为蔡元培和鲁迅这两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塑像。

1947年受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委托，刘开渠为蔡元培塑像。这并非刘开渠第一次为蔡元培塑像。刘开渠认为，为蔡先生塑像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承接这项工作正可表达他对蔡先生的崇敬和感恩之情。1928年，刘开渠在蔡元培的帮助下，以“驻国外著作员”身份赴法国巴黎学习雕塑。1933年，刘开渠留学回国，抵达上海后便去中央研究院看望蔡元培并汇报留学情况，蔡元培鼓励他为中国的雕塑开创一条新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的责任，造就众多的人才。蔡元培胸像于1948年10月运抵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该像“红铜精刻”“安详苍老，令人景仰”。刘开渠又用蔡元培胸像所得酬金的剩余为鲁迅塑像。为此，刘开渠和夫人曾专程去拜访许广平。许广平对刘开渠的想法很支持，提供了很多鲁迅先生的照片。刘开渠先后为鲁迅做了一个浮雕像和一个圆雕头像。

除此之外刘开渠还为叶恭绰、范旭东及上海历任市长创作了雕塑。为永久纪念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叶恭绰，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出资并延聘刘开渠设计制作叶校长铜像。该铜像于1947年上海交大51周年校庆时，在工程馆改名恭绰馆命名典礼上揭幕。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造像题词：“学为世用，性与天游。目营八表，心在一邱。开物成务，后乐先优。浩浩洪波，高挹群流。冶金啄玉，良材是收。百年树人，桃李荫稠。蟠根滋大，嘉实有秋。唯岳嚴嚴。”全诗不仅是对叶校长为人师表、桃李天下的推崇，同时也饱含着对刘开渠精妙雕刻艺术的赞颂。1947年4月，永利总公司及南京永利铔厂聘请刘开渠为中国化学工业专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造像。经过10个月的精心创作，刘开渠完成立像、胸像各一尊，立像于1948年4月运往南京永利铔厂安放，胸像是否送往总公司待考。

就在同年3月24日，刘开渠在《大公报（上海）》第五版发表了《“纪念物”的建造:3月25日为美术节，写此短文以为纪念》，文中强调建造有美术价值的纪念物对提升民族自信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不尊重艺术规律、不了解建造方法的情形提出了批评。之所以选择在美术节前发表这一观点，则与刘开渠到上海后参与并领导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工作有关。

参加革命斗争

早在1946年3月24日，为对抗国民党组织的上海美术会，西南各地复员的美术工作者和沦陷区不肯附逆的美术家们抢先一天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协会下设总务、组织、展览、出版等组分头开展工作，促进了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香港人间画会的联动与响应，站在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的时代潮头。刘开渠返沪时因班机缘故曾借道南京，并在梅园新村短暂驻留，待入沪工作后不久便被推举为该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的活动中心主要围绕蒲石路（今长乐路）蒲园8号和大新公司展开。蒲园是1940年代初由大地事务所张玉泉设计的一片西班牙风格住宅群，竣工后即销售一空。同为协会成员的庞薰琹夫妇在傅雷的帮助下住进了其中一座准备出售的二手住宅，因周边有国民党元老、特务头子的住宅，借助“灯下黑”的便利条件，协会的许多美术工作者经常在此聚会，组织上与刘开渠的接头地点也曾设在这里。1946—1948年，上海美术作家协会连续三年在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展览，每次展品均200件左右。展品除在报刊发表外也公开出售，收入款项部分留作协会经费，其余的捐献给救济苦难民众的慈善机构。1947年，刘开渠送展的作品是《孙中山像》。

1948年晚秋到1949年春天，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非常明朗，身处上海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开始积极行动。1949年3月，中共地下党员陈白尘来到刘开渠家，告诉他上海快要解放了，希望大家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随后，刘开渠联络陈秋草、潘思同和庞薰琹等人，找来几匹大白布连夜绘制毛主席像，并将该像于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和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绘制的朱德、陈毅画像一起，悬挂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大楼前。这一时期，刘开渠夫妇为了逃避特务的跟踪监视，搬离了第三苗圃，他们在临时住处又自行购置白布缝制了一幅特大标语，刘开渠在上面绘制了毛主席像，这幅画像也通过地下党组织连夜挂在了国际饭店外墙的突出位置。

5月28日，刘开渠与郑野夫、朱宣咸、邵克萍、张乐平、庞薰琹等上海美术界代表在《大公报（上海）》上发表了拥护上海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上海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上海美术界的艺术家们商议决定画一幅更大的布画来庆祝上海解放。于是，刘开渠领导陈烟桥、郑野夫、杨可扬、张乐平、洪荒、陈秋草、赵延年等16位同志，分头设计画稿，然后在回力球场(现卢湾体育馆)用纱布包棉花蘸墨色合作绘制了《毛主席指引我们前进》的巨幅宣传画。这幅长约13米的大型宣传画后来也高悬在国际饭店的南墙上，在上海市民中轰动一时。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650人，其中美术工作者代表88人。刘开渠作为上海市文艺界代表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委和中国美协全委。9月15日，上海美术家协会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刘开渠当选主任委员。

不久后，刘开渠接受组织委派，前往杭州接收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从重返上海到再次离开上海，刘开渠在上海工作与生活的三年尽管充满艰辛与危险，但他找到了通往艺术光明的新道路，三年的都市美术设计实践也成为他奠基新中国城市雕塑事业的萌芽和起点。

（作者单位：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