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推动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韩晓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我国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要求,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提升财政管理监督效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近年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开准药方,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为财政政策定调指向,对赤字率安排、政府债券规模、税费政策、重点保障领域等提出明确要求。

财政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双重功能。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突发事件冲击、内需收缩、结构失衡等多重叠加效应所产生的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我国财政形势仍然存在很大挑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管理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要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就必须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强调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和提质增效并行,体现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入了新阶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不稳定,金融风险加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冲风险、稳定预期、提振经济。实施过程中,需要在以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适度加力,保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强度,维持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率,拓宽财政政策调控空间,增加宏观调控力度。同时,要加强预算管理,合理确定支出结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盘活各类资源,通过提升财政政策的调控质量实现更优的调控效果,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增强经济活力,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

适度加力确保积极财政政策兼具有效性和可控性

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的必要性

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应对基本民生保障需求刚性扩张逐渐加强的局面;二是解决内需收缩和结构失衡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保障基本民生需求是首要扩张点。基本民生类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卫生、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公共安全、社会养老保险、低收入群体保障、生态保护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社会对基本民生类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质和量两方面均呈现刚性扩张态势,相应地,基本公共服务托底水平、托底标准也需要循序渐进地提高。不断增加的基本民生保障支出扩张压力,客观上要求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高保障水平,满足基本民生需求。

经济稳增长的需要同样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点。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体系逐步健全,实体经济体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供应链、产业链,科教文卫各项事业的发展夯实了经济增长基础,优化了人力资源条件。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因此,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扩内需、调结构,加快形成发展新格局。

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要有效、可控

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注重财政政策资金数量的增加,资金数量的增加强调有效、可控。随着经济的持续修复,财政增收基础逐步得到夯实,财政政策扩张边界的界定与判断应当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基本原则,即在适当扩张、增加支出规模的同时,确保风险可控。

在政策有效性方面,一是适度加大财政支出,保持适当支出强度。通过安排赤字、发行政府债务等方式增加财政资金,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根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预计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28.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1万亿元;赤字率拟按3%安排,全国财政赤字规模4.06万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二是优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我国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继续保持一定规模,安排10.2万亿元,并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大。三是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2.2万亿元,其中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等均明显受益。2024年的减税降费政策突出针对性、精准性,结合加快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能够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信心,同时要注重控制和管理好政策成本。四是强化政策工具组合,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国债以及税费优惠、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适度扩大支出规模,拓展财政政策空间。统筹宏观调控、财政可持续和优化税制的需要,通过减税降费增加企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增加转移性支出稳定地方政府收入,通过增加投资性支出保障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并延展产业链。综合运用税费减免、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方式,助力实体经济降低成本,释放积极信号提振市场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重在提升管理效能

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注重提升财政政策管理效能,要求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质增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方向,是适度加力的调控质量与实施效果的保障条件,实现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就是推进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放大政策组合效应。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达到28.5万亿元,庞大的资金规模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水平,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既要用好有限的增量资金,也要下大力气盘活、调整存量资金,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增强财政政策效能。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过程,完善预算编制有绩效目标、预算执行有绩效监控、预算完成有绩效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能应用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三是严肃财经纪律,整饬财经秩序。提高财会监督的权威性、震慑力,健全监督体系,提升监督效能,强化通报问责和处理处罚,实现对财政资金的全过程监管,坚决防止和避免财政资金“跑冒滴漏”。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一致。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同频共振,发挥政策合力,放大组合效应,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力点

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一是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创新发展能力。二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优先保障,财政投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倾斜。三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四是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合作互助等体制机制,完善国内大循环体系。五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践行“两山”理念,大力支持建设美丽中国。

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获得感。一是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强财税与就业政策联动,促进扩大就业容量。二是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财政教育投入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倾斜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改革发展。三是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加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保障。五是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适用性,改进文化艺术领域专项资金运行机制。

统筹发展和安全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

一是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财政最基本的职能。压实各级各方“三保”责任,强化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三保”管理工作机制。二是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

提高财政治理效能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高财政治理效能,加大监督力度。一是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财政部门要将习惯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工作方针,推动各部门和单位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到实处。把严把紧预算关口,完善支出审核机制,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二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提升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完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财政政策公开,更多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支撑财政管理,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三是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推动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统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

周丽莎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战略性集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将有效推动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国有经济布局的模式

国有经济在多个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职能和国民经济的调节职能。

第一,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面对各种经济压力和挑战,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展现出强大的稳增长能力,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23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9.8万亿元、利润总额2.6万亿元、归母净利润1.1万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产)5.0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中央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6.6%,股东回报保持较好水平。不仅彰显了国有经济的韧性,也体现了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二,国有企业在落实重大战略方面发挥了主力军和排头兵的作用。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央企业集团层面战略性重组进入新的加速赛道,中国电气装备、中国物流集团、中国稀土集团等新企业相继挂牌成立,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实现联合重组,中国电科与中国普天、中国华录进行了重组,鞍钢与本钢正式合并,国家管网集团的资产重组也圆满完成。此外,还推进煤炭、医疗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建设天翼云、海工装备等创新平台。这一系列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举措,不仅使国有资产布局进一步优化,还显著增强了产业集聚优势,产业间的联动协同效应日益凸显。国有企业还持续加大对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32.1%,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国有企业在服务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顶梁柱和先锋队的作用。面对全球能源危机日益加剧、欧洲能源价格急剧上升的现实,中国国有企业积极承担能源保供的重任,在煤炭、电力、石油石化等关键领域集中资源,展现出强大的集体行动力。煤炭企业积极响应,以国家能源集团和中煤集团为代表,严格执行电煤中长期合同,致力于增产稳价。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企业也通过跨区域调度,尽最大努力弥补电力缺口,确保电网安全与民生用电。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企业不仅保持气田高效运行,还稳步推进页岩气勘探,加快海上气田建设,并积极扩大进口油气资源,以确保国内能源稳定供应。

第四,国有企业在稳链固链强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现代产业链的先锋和引领者,国有企业通过系列举措持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竞争力。例如,积极开展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中国移动推出了“十百千万”合作伙伴计划,为核心链上企业提供优越的资源支持。山西省18家省属企业围绕各自的主业和优势产业,已全面完成产业图谱与问题清单的绘制,并不断推进产业链的稳固、塑造、补充与强化。山东省13家省属企业已成功跻身省内的11条标志性产业链“链主”企业,正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化工等多个领域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这些举措不仅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也为国家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国有经济布局的基本特征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自然垄断产业、外部经济特征明显的产业、资本密集产业以及基础与支柱产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战略布局不仅彰显了责任担当,也为稳定宏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引领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自然垄断产业与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自然垄断产业,如邮政、电力、铁路等,由于其规模效应和技术统一性要求,特别适合由国有经济来主导,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服务质量的稳定。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布局,不仅彰显了其责任担当,也为稳定宏观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国有企业在控疫情、稳增长、稳市场、稳就业的大局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通过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顺畅等举措,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

第二,外部经济特征明显的产业与国有经济的公共服务功能。外部经济特征明显的产业,如电力、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如果由私人经营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垄断经营,实际上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能够解决外部性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这也体现了国有企业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全国性布局,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三,资本密集产业与国有经济的投资优势。资本密集产业往往技术复杂、风险大、周期长,国有经济由于其特有的制度优势,在调动资本和企业家管理人才方面更有效率。这也说明国有企业在实现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持续推进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使我国实体产业体系更具韧性、更加安全。

第四,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与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国家控制这些基础部门的生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布局和发展,不仅引领了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还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通过创新资源的集中和产业链的深耕细作,引领我国产业向高端升级转型,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国有经济布局存在的难点

国有企业在资产质量、产业结构、控制力、创新能力以及低效资产处置等方面仍有待提升和优化,需要深入剖析,并寻求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是国有资本规模与质量的不匹配。虽然国有资本规模庞大,但部分资产的质量并不高。这导致国有经济的影响力与其规模不相称,影响了国有资产的整体效益。二是产业结构亟待优化。目前,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基础型、功能型产业,而在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空间还有待挖掘。三是控制力与影响力仍需加强。尽管国有资本在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等关键领域有一定的控制力,但仍有待加强。同时,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需进一步提升。四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尤为重要,要尽力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五是低效无效资产的处置与不动产确权的挑战。处置存量的低效无效资产面临诸多困难,如处置环节复杂、涉及多方利益等。需要组织协调多方力量,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形成合力以切实解决不动产确权问题。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的举措

一是优化功能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准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其核心功能的履行占比,同时减少一般性功能,以优化国有资源配置,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布局,加快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是加大央地合作与资源整合。通过产业战略协同,指导地方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升国有资本运营能力,同时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与国家级高校院所合作,聚焦重点领域和现代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培育创新型企业。强化中央、省、市三级国有资本在科技、人才、产业、项目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共享。

三是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在打造国有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方面给予顶层设计和大力支持,推动国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通过政策激励和机制创新,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人才支持。

四是推动跨层级协同合作。基于产业发展趋势,谋划国资国企的跨层级协同合作,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的国企,推动取得标志性成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开展跨层级、穿透式资源整合,优化国有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五是建设全周期、全链条国有资本支撑体系。构建制造业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国有资本支撑体系,加强对重大装备整机和成套方面的能力建设,提升供应链保障能力和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系统完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六是扩大专业化重组与提升产业链控制力。确保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条件下,通过专业化重组促进国有资源向优质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聚焦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关键环节,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通过市场化方式并购重组,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培育产业龙头,增强产业链的控制力、带动力和上下游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打造现代产业集群。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促进民企稳定发展

韩汉君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黄春华 上海磬石智通投资中心董事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活力与动力得到充分释放,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积极且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发展的巨大成就既来自其产权明晰、经营决策机制灵活、市场应变灵敏度高等自身优势,也依靠国内劳动力供给充裕且成本低廉的外部优势。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民营企业以其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而面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风起云涌,民营企业又能大胆地勇立潮头,大力投资新兴高科技产业,努力朝新的发展方向突破。当然,在新的发展时期,民营企业也面临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营造肯定民营企业、宣传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的良好社会氛围,把政府各项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方能推进民营企业走向新一轮稳定发展的阶段。

民营企业发展呈现明显向好势头

新冠疫情防控趋稳后,受经济发展周期、国内外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企业承受了更大的发展压力。对此,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举措,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摆脱困境、走向新一轮发展。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针对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等方面出台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2023年9月,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机构,民营经济发展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以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实效。民营经济促进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在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支持下,民营企业整体发展出现向好势头,一些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宏观数据有所好转。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增长0.5%,私营企业利润增长12.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利润增长31.2%;大、中、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8.0%、6.0%、18.9%。1—2月,民营企业出口增长达到19.2%,比整体出口增速快8.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4%,增速由负转正,其中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1.6%,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2.2个百分点。在广东、浙江等民营经济发展大省,实际上早于全国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发展转向势头。

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在需要大量投入的高端科技研发及产业领域,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以及需要更多创新创意和灵活机制的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领域,都可以看到许多民营企业的身影。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它们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上大有作为。2023年12月,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3)》显示,2022年民营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量、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占比均在80%左右。2022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前10名中,民营企业占据7名,其中前2名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已经在智能制造、大数据、物流仓储、健康养老等领域牢牢占据领跑地位。另外,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平台经济新业态均由民营企业首创。民营企业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虽然民营企业发展呈现向好态势,但依然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难题。

首先,仍有一些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信心不足。在宏观经济转向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自然会面临许多难题,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感到困惑,对前景预期看淡,信心不足。甚至在政府发布多项支持政策、发出强烈支持信号时,一些民营企业依然是“感动而不敢动”。因此,如何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是民营企业自身首先要正视的难题,也是政府及社会各界需要重视解决的大问题。

其次,个别领域,民营企业仍面临“准入难营”的不友好市场环境。对于原有的限制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产业领域,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清理和调整,其中大量的产业领域对民营企业逐步放开。但在具体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使得民营企业没有真正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最后,是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可以说是世界性难题,很难完全解决。金融机构作为商业单位有自身盈利和控制风险的需求,自然会倾向于选择经济实力强、资产质量高的企业优先放贷,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小微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要获得银行融资支持自然有一定的难度。对于这些客观情况,民营企业已能理解并接受。但对于一些完全符合市场原则、风险可控的企业及业务项目,民营企业希望得到更多的融资支持。目前,困扰一些民营企业的新问题是资金使用在时间上的错位,或者说如何对资金使用周期进行合理规划。民营企业常遇到一笔融资即将到期、下一笔融资还没有到账的问题,期间有一小段时间错位,在业务拓展完全正常、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对此应该灵活处置,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至关重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履行社会责任,展现良好形象,更好与舆论互动,营造正确认识、充分尊重、积极关心民营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这可以说是解决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问题的根本所在,也说到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心坎里。

首先,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培育尊重民营企业创新的舆论环境,大幅度增加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先进事迹案例的宣传,在全社会树立民营企业积极正面的形象。同时,需要清除严重干扰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思想噪音,进一步明确民营企业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民营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

其次,从法律层面保障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以建立民营企业对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和信心。坚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亲商富商安商的社会环境。民营企业发展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环境,真正实现政策环境稳定、透明、可预期。同时,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回应民营企业关切,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真正全心全意为民营企业服务。通过各种有效的服务,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最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政策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使民营企业能真正感受到支持政策的有益、有效作用。如完善相关培训机制,实质性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能力;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促进公司经营管理规范化;提升银行金融服务的质效,鼓励银行与民营企业相关人员相互挂职,加深彼此了解,推动银行更加有效地为民营企业服务。


以内外资一体化推动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彭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龙剑玫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昌市昌北支行行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大力吸引外资,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经济的成长。与内资相比,外资在管理经验、市场意识、研发能力及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更加强劲的动能。经过40多年发展,国内资本在较多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外资水平,但外资对于中国经济成长仍然非常重要。总体而言,内资与外资之间的合作已经由主要是价值链上不同层级间的合作转化为同时兼顾层级间合作与层级内合作,内外资结合更加紧密。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以内外资一体化推动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时代主题。

内外资相互联动、彼此融入、共同发展

内外资之间从来不是截然分割,而是相互联动、彼此融入的。相当大一部分外资,其实是由内资转化而来,甚至其本质上就是内资。诸多研究表明,国内资本的外流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所吸收的外资中,约有20%—25%是先流出国外再迂回流入的国内资本。2004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认为,中国“返程投资”约占中国对外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26%—54%,平均比例约为40%。2023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下降,相当部分原因正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阻碍中国投资,导致中国资本转化为外资投向国内的渠道受限所致。事实上,内资即使在国内通过各种合法合规手段,转化为外资也是可以实现的。

相当大一部分内资其实与外资密不可分。很多内资企业依托外资得以成长。外资手机产业链、计算机产业链、汽车产业链等,都曾有力地促进内资的成长。近些年跨国车企在中国市场进行布局并加速电动化转型,客观上加快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速度。特斯拉进入中国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国内汽车产业的升级,国产新能源汽车水平随之突飞猛进,资本不断壮大。2018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详述中美双方基于全球产业链上的密切合作,共赢发展。从功能上来说,相当部分内资在一开始是作为外资的延伸发展起来的。就资金本身来源分析,也一度极大地依赖外资带来的经济账户盈余(包括外贸盈余)和资本账户盈余。

总体上,内外资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存在尖锐的对立和矛盾,又存在紧密的合作与共生。

内外资待遇不同影响良性公平竞争

在实践当中,内外资常常面临不同的待遇。这些不同的待遇既是必要的,又是必须不断突破和适当消弭的。总体而言,中国越是发展,内外资之间就越是应该朝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外资的待遇曾经长期优于内资,享受所谓“超国民待遇”。以企业所得税为例,自2008年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调为25%之前,外资企业税率一直为15%,合资企业为17%,而内资企业则为33%。又如城乡维护建设资金和地方教育专项基金自1985年和1986年相继设立之后,长期仅对内资企业征收,等等。

其实,世界各国对外资通常都存在一些歧视性政策,在我国从事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如,2017年4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7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认为存在对外国在华企业及其投资的歧视性待遇。2017年5月,中国欧盟商会发布《商业信心调查2017》称,超过半数在华欧盟企业认为受到歧视性对待。同样,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0/2021》显示,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出台的部分保护主义政策,给中资企业在欧盟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内外资待遇不一致,在实践当中有其不得已的理由,但总体来看,肯定会影响企业间的公平发展,使内外资均感到不公平、在竞争中受到歧视,这不利于我国扩大招商引资工作及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内外资应一体化管理,公平透明竞争

《史记·货殖列传序》载:“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指的是商品的流动规律,而资本作为特殊的商品,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哪里有利就流向哪里。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政策得当,发展机会又多又好,其他国家的资本就会蜂拥而至。如果国内缺乏发展机会,国内资本就会离开,到别的地方寻求发展。一国对资本的吸引力,是该国良性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条件。因此,内外资一体化管理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和时代标杆,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首先,内外资一体化是中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和较高境界,能够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内外资一体化可以更好地保障内外资的利益和地位,鼓励其更加稳定地在中国发展成长。

其次,内外资一体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破除阻滞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资本驱动的。内外资一体化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扩空间、提质量、增动力,从而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再次,内外资一体化能够有力提升内外双向投资水平。通过推进内外资一体化,我们可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拓展我国的经贸“朋友圈”,更好地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开创对外开放事业新局面。

最后,内外资一体化可以从社会整体意识、体制、机制等不同层次推动更深层次的社会综合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内外资一体化的提出和推进,对于中国新时代的社会意识和制度变革,都将是一次深刻的推动。

以内外资一体化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内外资一体化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对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08年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体现了“四统一”,极大地消除了内外资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一是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统一适用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三是进一步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四是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减少外资投资限制,促进内外资一体化。2018年,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规定除了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确立了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部法律的出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决心和信心。2022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列有禁止准入和许可准入事项共计117项,相比2016年试点版清单缩减64%。同时,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另行制定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切实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权威性。

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这个指示为内外资一体化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023年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这意味着在一般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扩大制造业领域开放。在制造业领域,内外资一视同仁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正在逐渐接近实现。

内外资一体化是一个趋势、一个方向。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在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上,一方面,要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更好地利用外资,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意识,来倒逼对内资的利用和保护的改善。另一方面,要以内促外,以改革促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总体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更好地促进对外开放。当然,同样要意识到:无论内资外资,离开中国到其他市场投资发展,也未必一定对中国的发展不利。资本无论内外,只要对中国发展有利,都应该欢迎,公平对待;只要对中国发展不利,都应该加以合理限制。

内外资一体化是中国以开放倒逼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综合实力越强,对国际规则的影响越大,治理水平越高,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实现内外资一体化。反过来,内外资一体化的水平越高,也越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治理水平,推进中国与世界的更深融合,中国也将发展得更好。